“爸爸，我为什么要上学？”—让学生的信仰影响社会的走向
300多年后创立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一群人就是这种精神的后裔。他们是当今美国的“分离主义者”。
“我们的使命是培养未来的社会领袖，使他们能够以永恒的圣经价值观和美国的建国精神塑造我们的文化。”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创始人迈克尔·法瑞斯（Michael Farris）心中的理想跟哈佛初创时的使命如出一辙。
今年57岁的法瑞斯从年轻时就开始对自己的子女采取家庭教育。那时，整个美国可能也只有几千个家庭这么做，毕竟，1980年代的美国早已有了一套正规的教育系统。
然而如今，估计有差不多200万的美国少年儿童——接近全国同龄人口的1／20——不去正式的学校上课而主要在家里学习。
在法瑞斯这些人看来，美国的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足以严重到需要他们联合起来创建符合自己心意的教育体系。他们尤其不满的是学校普遍不重视道德教育和信仰教育，使得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暴露在毒品、性混乱、赌博、缺乏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的环境中。
这位法学博士于1983年组建了家庭教育维权协会，因为在当时，大部分的州都视家长不送子女去学校读书为非法，而现在，这些禁令都已废除。
不仅如此，为家庭教育提供教材和帮助的市场也在扩展，如今每年大约有将近10亿美元的交易额。这些服务中也包括为家庭建立自然科学实验室、组建体育运动队、维护家庭教育权利。
虽然是家庭教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孩缺少集体生活的机会，他们除了可能参加运动队，也去教会的“主日学” (Sunday school)上课，还可能接受跟信仰教育有关的童子军训练。
到了2000年的9月20日，帕特里克·亨利学院正式开学，成为这些当代的“分离主义者”建立合乎自己心意的教育体系的里程碑。买地建校的费用就来自这些“分离主义者”和支持者的募捐。
跟现有的那些仍带有浓厚基督信仰的本科学院不同，帕特里克·亨利学院虽然强调信仰，却不像很多神学院那样以培养教会牧养人员为宗旨，而以造就有使命感有信仰的公共领导人才为己任，目的是让年轻人把信仰的影响力扩展到各个公共领域，比如政治、传媒、商业。
除了把学生输送到白宫、国会、各种竞选班子和思想库，这所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极为重视学生的思辨和演讲能力。帕特里克·亨利学院的学生在全美大学生模拟法庭辩论赛中多次赢得第一，还在2004-2005年度两次击败牛津大学模拟法庭辩论队，一次是使用英国法律，一次是美国法律，其中参加辩论的成员就有马太。
另外，帕特里克·亨利学院还在计划成立法学院，毕竟，那些想继续在研究院深造的学生终究还得去现有的大学读书。
2005年毕业的马太在2007年收到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在内的4家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次，他没有再拒绝哈佛。
马太终于愿意去哈佛的理由当然不是凭借全美第一法学院的名声当个名利双收的律师，他的目标仍然是让他的信仰影响社会的走向。
“我还是要好好做我想做的事，目的仍旧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马太谈到他的未来打算时直言不讳。
在去哈佛之前，马太在他家乡的亚利桑那州为一家致力于保护家庭、反对堕胎的组织工作，他起草的保护儿童免于在网上受到性侵害的法案已经获得州议会通过。
重新回到学校的马太不久前当选为著名的《哈佛法学评论》2008-2009年度编委成员。如今的奥巴马总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哈佛法学院读书时就曾经先后做过这本杂志的编辑和主编，而奥巴马去哈佛之前也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他在芝加哥的一个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在那里参加教会组织的给穷人提供职业培训的社区服务工作。
如今的哈佛正在遭到越来越多坚守信仰的美国保守人士的批评，他们指出作为哈佛校训的来自上帝的“真理”（Veritas）已不再是这所学校所追求的最重要目标。
其实，即使在哈佛早期，这个问题就曾演变成一场分裂。18世纪初，认为自己所在学校正在背离建校宗旨的哈佛第6任校长增加·马瑟(Increase Mather)和他的儿子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帮助临近的康涅狄格殖民地建立了耶鲁大学。
而现今，甚至那些并非基督徒的本校学者也感叹哈佛大不如前。从1995年至2003年担任哈佛本科学院院长的哈里·刘易斯(Harry R. Lewis)在2006年出版了畅销书《没有灵魂的优秀：一所伟大的大学如何忘记教育》(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这几十年，我听过许多关于教学、课程、评分、体育的学术讨论，也有关于如何应对学生犯错误的讨论，”站在那块镌刻着哈佛建校使命的墙壁旁，刘易斯回忆着他在哈佛任教34年的生涯，附近哈佛广场上的喧嚣声似乎突然安静了下来，“可我却几乎从未在教授们的谈话中听到关于如何把学生培养成好人的谈话。”
作为计算机教授的刘易斯是比尔·盖茨(他高中毕业时的SAT得分是1590)1973-1975年间读哈佛时的老师。刘易斯的一位在普林斯顿任教的朋友曾经打趣他说：“你最成功的学生是名退学学生，这就证明我的理论，哈佛给学生增加的价值为负—你在哈佛受教育的时间越长，你在人生中走得就越不远。”
不仅是本科学院，哈佛最有钱的研究生院—哈佛商学院—也在一次次金融危机下引发类似的批评。
“我认为学生是想让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的，他们想成为有职业素养的人，但问题是商学院总体来说没有为学生提供一种途径，将好的价值观与他们未来的工作联系起来。近几十年商学院的宗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100多年前商学院创建时的使命。”哈佛商学院教授拉克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指出。
“结果是，许多学生不相信那些好的价值观能够在实际的工作中活出来。”库拉纳接着说，“他们认为，我上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快地挣到尽可能多的钱，然后我才能回馈社会。这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是塑造有完整健全人格的公民。不让学生看到将工作视为天职的可能，不让学生认识到工作本身具有超出个人抱负和名利追求的意义，也就是断绝了让学生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更大的人生目的联结起来的可能性。”
对于库拉纳的批评，有些同行已经表示认同，包括原来在哈佛商学院任教目前担任耶鲁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珥·波多尔尼（Joel M. Podolny）。
不过，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对此表示异议，这位当年被媒体猜测可能接替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经济学者认为库拉纳有些言过其实。
“我曾经邀请拉克什过来演讲。这本书很有意思，但别太相信这本书。”哈伯德在他的哥伦比亚商学院办公室指着库拉纳所著的《从高目标到雇佣军：美国商学院的社会变迁以及管理作为职业的未竟誓言》说道，“情况根本没有这么糟。”
这样的观点差异可能正反映了美国社会长存的两个派别，像哈伯德这样的学院管理者通常不会对现行的状况加以过多的否定，而像库拉纳或已经从管理者职位离开的刘易斯会很自然地认为指出现状的缺陷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但无论如何，哪个派别都不否认教育的功能最重要的乃是要塑造有灵魂的优秀人才，而不是满足于世俗的成功就万事大吉了。
这一点也最终会影响到任何行业组织的生死存亡。“商业肯定是一股能够改善社会的力量，但如果做商业的人大多都唯利是图，那商业的职能就无法实现了。”库拉纳坚持自己的观点。
哈佛精神能够由帕特里克·亨利学院发扬光大吗？或者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哈佛精神究竟如何能够在哈佛建校将近400年之后继续在世上被很多人继承？
幸运的是，在美国的历史上，至少每一代总有人指出哈佛乃至整个美国教育的忧患和希望，而如今，正有一群人在努力造就着哈佛精神的当代版本，而且，这群人还在壮大。
（原文发表于《环球企业家》杂志的《没有灵魂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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