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藏的历史】圆明园首席设计和戊戌变法的幕后推手

提到清末以来从西方“开往中国的船”，中国人往往想到侵略中国的英国炮舰，宣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被污名化的一个群体。事实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无数西方人，对中国人充满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带来现代文明和传教士精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他们的贡献。（文中排名按宣教士名字字母排序）。

行医40年，为台湾奠定现代医学的基础

兰大卫 (Lan Dawei, David Landsborough)

1870 ~ 1957

二十世纪台湾著名医疗宣教士；彰化基督教医院创始人、医师。

兰大卫医生1870年生于英国苏格兰，一个几代都为牧师的家庭。他和他儿子又不约而同成为医疗宣教士，都选择到彰化来，在台湾七十年间，他们的生平事迹为世人广为传颂。

1896年1月下旬兰大卫等教士为筹设医院之事，临中部彰化地方视察。他在彰化行医 17 个寒暑。在台湾行医40 年后，兰大卫医师65 岁时决定退休，并将"兰医馆"捐献给教会，即今之"彰化基督教医院"。

兰大卫夫妇医疗传道的影响散布全省各地的基督教医院，对台湾人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医疗服务，扮演过开创性与独撑大局的角色，奠定了现代医学在台湾的基础。


深得两代皇帝器重、圆明园首席设计师之一

郎世宁 ( Shining Lang , Giuseppe Catiglione)

1688 ~ 1766

清初在华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宣教士、宫廷画家。在华50余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将西洋绘画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相融合，具有“西洋画师第一人”称号。

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宣教士，大多以科技为突破口获得在中国传教的机会。1715年，郎世宁先到澳门学习中文，而后被康熙帝以画家的身份召进宫中，每天在画室里作画。

雍正年间实行禁教时，全国各地绝大部分西方宣教士都收到了驱逐令，但郎世宁还是深得雍正皇帝的欣赏。

乾隆曾亲自与郎世宁合作自画像《临项圣谟雪景》。1747年（乾隆十二年），郎世宁被任命为圆明园西洋楼的首席设计师。他按照乾隆皇帝的审美情趣及自己对中国宫苑的理解，采用了16至17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建筑风格——巴洛克式（Baroc Style)。

1757年，乾隆皇帝特为郎世宁庆祝了70大寿，可见他在宫中受到何等之礼遇。晚年的郎世宁也为乾隆皇帝及其妃嫔留下很多肖像画，当然也有以喜宴、狩猎、战争为主题的画作，成为现今史学家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1766年，郎世宁去世时，官至三品，被追封为侍郎衔，享年78岁。

绘测出中国第一幅有经纬线的中国地图

雷孝思 ( Xiaosi Lei , Jean Baptiste Regis)

1663 ~ 1738

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博学家。他在华从事传教与科学活动约40载，其杰出贡献是参与《皇舆全览图》的测绘。

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3月雷孝思来华。因精通历算天文，随即被召入北京供职。当时的康熙是一位开明、好学的皇帝，他对西方科学技术抱有极大的热忱。他的一大心愿是要绘制出一幅真正的中国地图。早在1681年（康熙二十年），康熙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后，就深刻体会到地图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发现当时所用的地图有很多缺陷，甚至错漏百出。雷孝思对中国的一大贡献是参与测绘了《皇舆全览图》——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线的全国地图。该图又称为《中华全图》或《清内府一统与地密图》。

《皇舆全览图》的比例为一比一百四十万，是第一幅绘有经纬线的中国地图。地图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海南岛）。雷孝思等耶稣会士们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对经纬度进行测量，并应用梯形投影法进行绘制。这是中国首次在实测基础上采用经纬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绘制的中国地图，也是世界地理学和测绘学上的一大壮举。在这次科学测绘活动中所采用的“地圆说”，正式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而且由于在这次测量中统一了长度单位，于是发现了经线长度上下不一，从而确定了地球是扁球形。

《皇舆全览图》在当时欧洲引起巨大回响，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从而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而且自清朝中叶至民国初年，国内外出版的各款中国地图皆有参考此图。雷孝思还将中国经典之一《易经》翻译成拉丁文

这样一位忠心服务中国40年之久的耶稣会宣教士，晚年却十分不幸。年老体衰的他遭逢严厉的禁教时期，身心均受重创。雷孝思最后于1738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奥运飞人、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李爱锐  ( Li Ai'rui , Eric Henry Liddell，李岱尔)

1902 ~ 1945

英国苏格兰宣教士、体育运动家、教育家；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赛冠军。在天津从事宣教和基督教教育20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二战胜利前夜，因病逝世于集中营内。

在1923年全英田径锦标赛上，他跑得如风一般的快，一举赢得100米和200米两枚金牌，尤其100米更以9.7秒刷新了英国记录，因而成为当时世界上短跑最快的人，被誉为“苏格兰飞人”。

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李爱锐代表英国参加100米赛事。但因100米比赛安排在星期日，作为虔诚基督徒的他坚定地放弃比赛。李爱锐此举一时间招致很大的批评与非议，然而在之后被调配到其并不擅长的400米比赛后，李爱锐不仅赢得了金牌，而且刷新了世界纪录。奥运归来，李爱锐更成了英国的风云人物、民族英雄，被授予橄榄叶桂冠，在奥运历史上传为佳话。

1925年夏，李爱锐毅然放弃了在家乡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放下享誉全球奥运金牌选手的美誉，辗转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现为天津第17中学）担任老师，从此开始了他近20年的教学生涯。

李爱锐衷心地期望贫穷落后的中国能够尽快发展起来，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培养人才上。他要求学生体学并进，不但学习好，身体也要强健，并将那些体学兼优的高材生推荐、送往英国伦敦大学读书。

1925年，在他的筹划与监督下，诞生了当时亚洲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体育场，且成为拥有最好运动跑道的体育场之一。在这里，李爱锐培养出不少中国青年运动员，比如全能跳高选手吴必显，就是当时中国很少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选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爱锐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敌后抗日，参加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的活动。为此他曾受到日军的虐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今潍坊市）集中营，从而与家庭失去联系，直到他病死营中。

李爱锐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赢得了地上的桂冠和金牌；他更是一位杰出的宣教士，赢得了天上永恆的冠冕和奖赏。

为治理黄河水患四处奔走，为中国社会进步献计献策

李佳白  ( Li Jiabai , Gilbert Reid)

1857 ~ 1927

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在华社会活动家，“尚贤堂”创办人，和平主义者。

李佳白于1882年抵达上海后，随即奉派前往山东烟台﹑济南等地，边学中文，边开始宣教工作。他先在烟台宣教三年，而后又到济南，前后在山东从事宣教工作十年之久。

李佳白在山东宣教期间，正是黄河连续发生漫决的年间。为拯救苍生于水火，佳白亲自“冒风涛，逆流而上，详察情形”，探寻黄河水患的根源。并向巡抚详细介绍西方治理河流泛滥的方法。针对赈灾和救济，李佳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比如他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来赈济灾民。他建议政府把灾民分为两类，一类为老弱、妇女和儿童；一类为强壮男丁。对于前者，政府要全力救助；对于强壮男丁，则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他们或疏浚河道，或开垦荒地，或修建道路，然后量工定价。

除黄河决口外，在1886年至1889年间，山东、山西、直隶、陕西、河南五省发生了特大旱灾，有上千万人因飢饿而死。1888年灾情严重之时，西方宣教士在烟台成立了“赈灾委员会”。李佳白不仅全程参与了赈灾工作，还连续撰写了“西国治河成法”、“治水说”、“黄河归海论”、“黄河建闸说”等关于治理黄河水患的文章，发表在《万国公报》上。但清政府当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到黄河治理问题。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佳白返回中国。甲午战败，救亡图存、维新改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呼声。他去北京要游说中国政要变法图强。1895年他加入了康有为等人创立的“强学会”，直接对维新运动施加影响，与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关系密切，俨然成为他们的“顾问”。在维新运动时期，李佳白“指陈时政，名闻当道”，与美国监理会宣教士、《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以及英国浸礼会宣教士、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外国宣教士之一。

多年在山东宣教的经历，使李佳白对中国士绅阶层的势力有切身的体会；也鉴于民教冲突的情况，他觉得有必要设立一个针对中国上等阶层的宣教机构。他希望首先影响上等阶层，进而影响中国社会。1897年2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尚贤堂终于在北京正式成立了，李佳白自任尚贤堂总理。其英文名称则为“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中国国际学会)。其一，将尚贤堂作为中西人士会合的社交场所。其二，作为联络上层社会的渠道，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宣传他的思想，以达到影响中国上层社会及民众的目的。其三，作为传播西学和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

说服清廷兴办教育，影响了一批维新人士

李提摩太

( Li Timotai , Timothy Richard)

1845 ~ 1919

英国浸礼会宣教士，在华宣教45年。任基督教广学会总干事25年之久。他集宣教士、学者、慈善家、教育家、政客于一身，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政治改革、新闻出版事业、现代学校、赈灾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国际贸易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有些还是开创性的。

李提摩太于1870年抵达上海，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并由旱灾引起特大饥荒。李提摩太一边向百姓传福音，一边四处考察并积极反馈给政府真实的情况，也四处募集资金开展赈灾工作。提摩太的赈灾义举与卓越成就，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拥戴，也收获不少信徒。但不少信徒是处于极端贫困线上的下层民众，都是奔着食物而来，并不稳固。于是他决定进入中国知识层、官吏层。

通过介绍西方文化、科技等方式，李提摩太逐渐认识并进入知识分子和官吏当中。从1895年到20世纪初的数年间，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达到顶峰。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李提摩太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许多朝廷大员和维新派。李鸿章的很多思想就源于李提摩太。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后来被清政府采纳。在李提摩太做曾纪泽家庭教师时，曾纪泽对李提摩太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赞赏，并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级官员中散发，曾纪泽也因之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在于教育”。

他还曾要求英国浸礼会等差会在中国18省各设立一高等师范学校，传授西学给中国官绅等。1901年，在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的仇外事件。

1902年，政府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并聘李提摩太为西学书斋总理。山西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办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培养出大批新型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山西社会的发展。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到上海成为“同文书会”的总干事。该会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李提摩太接任后，即将“同文书会”改名为“广学会”。广学会在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广学会所发行两大刊物为：1.《万国公报》，2.《中西教会报》。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李提摩太不仅参与其中，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幕后推手。维新派人士视他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而《万国公报》是广学会在中国“行销量最广，蛊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需要一位临时秘书，就来到李提摩太处，表示愿意为他效劳。李提摩太欣然接受了他，因此梁启超充当李提摩太的秘书，从1895年10月起直到1896年2月止。

到1913年时，李提摩太已年近70岁。从26岁到中国做宣教士算起，他在华已经42年。1916年春，因年老体弱，李提摩太决定遵医嘱回英国休养，携家眷离开中国。在英居住三年期间，李提摩太完成其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这本书不仅对李提摩太个人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且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19年初，李提摩太因病重逝于伦敦。

创办口训盲书院创始人，敦促英国政府废除鸦片贸易

李修善 ( Li Xiushan , David Hill)

1840 ~ 1896

十九世纪英国宣教士，圣徒般人物，汉口训盲书院创始人。在华宣教31载，赈灾、禁烟、兴办教育与慈善事业，并创造出一套盲人授读法——“大卫•希尔法”。

李修善于1865年来到中国，初到中国之时，几乎连落脚之地都没有，甚至以上海至汉口的班轮的仓位为家。在李修善的宣教理念中，传福音与慈善工作同等重要。他将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大笔遗产全部供给中国宣教之用。而他自己终生未娶，日常生活极其简单。无论是在宣教还是在慈善方面，他总是奉行“尽量给”的原则，既出钱又出力，造福于中国的百姓。

1876-1879年间，华北五省（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遭遇空前的大旱灾，以英国浸礼会宣教士李提摩太为首的西方宣教士立刻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去。其深入灾区发放赈银，挽救了许多灾民的性命。

赈济灾民之同时，李修善也把基督福音带给当地的人民。山西一代名牧席胜魔便是在其带领戒除鸦片并归信耶稣。他还曾多次在英美宣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推动戒烟运动。1881年，他在英国国会演讲中力陈鸦片危害，敦促英国政府废除鸦片贸易。

在李修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盲人教育方面。1888年，李修善在汉口创办了“汉口训盲书院”，采用盲文盲字教学。这是武汉基督教较有影响的慈善团体，为武汉市最早的盲童救济与职业培训学校。

根据有关资料，中国盲文由法国人布莱尔的发明，由基督教新教宣教士率先引介创制，再经由康熙盲字到大卫•希尔等诸种盲文法的长期探索，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盲文的改进才转由中国人接棒。

李修善在华宣教31载，期间只有两次返回英国述职。每次他都四处奔波演讲，呼吁英国社会和教会关注中国的需要。他在英国推动建立了一个祷告组织，专为华中地区宣教工作祷告。

1895年复活节后不久，李修善就病逝于汉口，年仅56岁。李修善去世后不久，循道会在华教育机构为了纪念这位以毕生精力贡献于中国慈善教育事业的先驱者，在汉阳建立了“汉阳训女书院”，此即1967年改名为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的前身。

用50余年的时间架起一座中西方的桥梁

理雅各  ( Li Yage , James Legge)

1815 ~ 1897

理雅各（James Legge），英国伦敦宣道会宣教士，马六甲/香港英华书院院长，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Couvreur，Seraphin）、德国学者卫礼贤（Richaid Wilhelm）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首位获得者。

从1847年到去世，他一生半个世纪的时间都在译介中国经书，他用五十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中西方的桥梁。至今虽逾百年，理雅各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著作质量绝佳，体系完整，直到今天还是西方世界公认的标准译本，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蜚声世界的汉学家。

其中《中国经典》的翻译是理雅各倾注几十年心血才得以完成一项宏大工程。在中国，1949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注释校正华英四书》全部采用理雅各的译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出版社系统出版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系列译本，其中《四书》仍选用了理雅各的译本。

受康熙所赐国葬礼遇的宣教士

利类思( Leisi Li , Lodovico Buglio)

1606 ~ 1682

明末在华天主教耶稣会宣教士、翻译家、神学家。

1937年来到中国。利类思是康熙年间在华耶稣会里公认的汉语水平造诣最高的人，终其一生共写作并翻译了80 余册的作品，涉及神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等领域。其中有两部首次将西方生物学引进中国的著作，即《狮子说》和《进呈鹰论》。

利类思翻译并撰写的其他宗教著作还有《尼西亚信经》、《天学传概》、《天主正教约征》、《主教要旨》等等。

在康熙初年的“历狱案”中，因利类思的中文非常流利，而成为与杨光先论战的主力，写出《不得已辩》等文章，对杨光先进行驳斥。其后他与汤若望、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和安文思四人被允许留在北京，供奉朝廷，直至1682年逝世。死后，康熙皇帝赐200金和10匹绸缎，为他举行了国葬，葬于栅栏教堂。

《万国公报》的主办者、妇女解放运动推动者

林乐知 ( Lezhi Lin , Young John Allen)

1836 ~ 1907

 十九世纪著名美国监理会宣教士，在华居留时间长达47年，以办报、办学、译书而著称，兼宣教士、教育家、翻译家、作家、报人与中西文化沟通者于一身。对晚清时期的知识界、教育，以及维新运动影响很大。

1860年（咸丰十年）7月抵达上海。从此林乐知以上海为基地，开始了长达47年的宣教生涯，将其毕生的黄金岁月，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

1868年9月，林乐知创办了中文教会周刊《教会新报》（Church News）；1874年9月，他将该期刊从第301期开始更名为《万国公报》（The Globe Magazine）。1887年广学会成立，决定将其作为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于是《万国公报》在1889年复刊，但英文名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每月出版1期，直到1907年林乐知病逝而停办。在晚清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中，以《万国公报》为时最久，影响也最大。如果连它的前身《教会新报》合并计算，一共刊行了34年。

林乐知以译述和办报掀起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的热潮，不仅如此，他更意识到“办学”对基督教在中国之传播，以及改造中国社会与文化之重要。因此他为晚清的教育改革倾注了很多心力。例如他建议废除科举考试，将欧美的新学制引进中国等。

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第二年，林乐知又开设了第二分院。后两分院一并迁入，学校正式命名为“中西书院”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由于成功地创办了中西书院，林乐知建议美国监理会妇女传道部在上海开办女学，招收上海上流社会女子。1890年监理会批准在上海设立女学，于是林乐知和美国监理会女宣教士海淑德（Laura Haygood）创办了“中西女塾”（McTyeire, 即后来的中西女中），开创中国女子接受教育之先河。

此外，林乐知还和其他宣教士一样积极推动妇女解放运动，通过发表文章、书籍等方式，宣传破除缠足等封建陋习。如果当初没有这些西方宣教士的努力，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疑将会推迟几十年。可以说，他们是率先引导中国人脱离愚昧无知的思想导师，更是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本篇即为《除了利玛窦、司徒雷登，你还应该知道他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