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教会大学如何教学生（下）

教会大学自19世纪末在中国创建成型，到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撤销，其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历史不足百年。但教会大学把西方高等教育的模式引入了中国，不仅校长老师视学生为自己的孩子一般培养，还在校园广设社团，花精力鼓励、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注重实践，广设社团

此外，与中国传统科举教育所奉行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同，教会大学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各教会大学的特点不同，其课余学术活动、文体活动、社会服务活动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就总体而言，教会大学一般都有各种学术组织、文娱团体和活动机构。

金陵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有各类学生社团30多个，如英文研究会、工业化学社、植物学会、经济学会、历史学会、中国文学会等。燕京大学则有文学研究会、读书会、诗社等学生社团，其中尤以新闻系学生主办的“新闻社”最为活跃，他们编辑、出版了自办报纸《燕大报务之声》和《平西报》。当时，一二年级的学生负责采访，三年级的学生侧重于编辑，四年级的学生侧重于撰写社论、时评、杂文等评论文章。东吴大学的学生社团则以擅长经济调查出名，该校的经济学会曾组织会员调查苏南各地的工业现状，不少学生在调查之后写出了高水准的调查报告，如尤敦信的《中国桐油工业之调查》、汪葆熙的《中国黄丝业之危机》、刘思荣的《中国今年丝织物外销衰落的原因及其对策》等。

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重视实验、讲求实证，强调社会参与热情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是教会大学的又一大特色。狄考文主持的登州文会馆就极其重视实验。该校很早就建有理化实验室，设备一部分购自美国，一部分是由狄考文和他的学生们自行设计制造的。后来被认为是齐鲁大学四大设备的实验室、机电房、天文台、印刷厂，早在登州文会馆时就基本建成了。

为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狄考文还指导学生在学校建立教学仪器研制所。后期学校所有的教学仪器，大多数都是这个研制所制造的，其产品不仅满足本校的教学需求，而且还有全国各地的高校前来定制。为此，狄考文又帮助他的学生丁立璜在济南创办了山东理化器械制造厂，专门生产教学仪器，供应全国高校。

金陵大学农林科注重贯彻为农村服务的办学理念，早期的学生半工半读，参加开荒、耕种等田间劳动。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利用乡村集市、庙会等机会举行演讲，宣传农业耕作的科学方法。后来，农林科扩建为农学院，又在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等省自办或合办试验农场23处，各系学生可到农场实习，亦可利用暑假时间参与农场的技术研究和管理工作。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厚生”，学校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热爱生命、服务社会的精神。抗战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曾在南京本校对面设立邻里服务处，为失学儿童开办小学。抗战期间，学校迁至四川成都，又在四川仁寿县设立乡村服务处，这个服务处又下设三个组：妇婴组、挑花组、鸡种改良组。妇婴组由医学专业的学生组成，专门为农村妇女和儿童服务，如为孕妇进行产前检查、为产妇接生、为婴儿打预防针及宣传各种妇幼保健常识等。挑花组则组织当地妇女绣桌布、台布等，由学校向妇女们发工资，她们所刺绣出的产品则由学校联系销往国外。鸡种改良组由生物系学生组成，他们负责指导当地的鸡种改良工作，推广产蛋率高的来航鸡饲养技术。

拿当年教会大学的上述几个特点与现在的大学相比，我们立刻可以看出其中的差距。当今的高校之所以备受诟病，在根本上说就在于教育管理者和实施者缺乏对学生真诚的爱。因为缺乏足够的爱，高校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泥潭。缺少了心灵的滋养与互动，高校势必会陷入衙门化、公司化的泥沼。

试想，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有几人能像司徒雷登和卜济舫那样关心、呵护学生？现在的高校又有几所愿意像当年的教会大学那样为学生提供服务社会、参与社会的机会？不给学生提供充分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只给学生灌输一些“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的所谓“知识”，然后再“批发”给他们“学士帽”或“硕士帽”，这怎么能算是真诚的爱？

（文章转载自郑连根腾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