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社会转型期，基督教是社会的润滑剂
（采访者：蒋保信，共识网编辑）
蒋保信：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基督教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何光沪：社会转型中复杂的、尖锐的众多矛盾，随时都可能激化，那当然会带来许多痛苦。我们都记得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意思是宗教可以镇痛。当然马克思同时还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没有感情的制度的感情”等等。这些说法都有这样的意思，即宗教可以让人民得到安慰，增加承受痛苦的能力。这不是没道理的。
前面说到，我自己在乡下时，在最没有希望的环境下，从不绝望，更没想过自杀。现在呢？有些人感到绝望，选择自杀，最糟的是还杀害无辜的人，比如，去年厦门、今年贵阳的公共汽车爆炸，还有每天可以在网上、电视上看到的可悲、可怕的无数惨剧……那正是社会矛盾尖锐的反映。
但在另一方面，现在北京开始有了为农民工服务的教会，你可以想象，一个因老板欠薪而愤愤不平的农民工，或者一个因婚恋纠纷而头脑发狂的年轻人，进入教会、得到牧师的安慰以后，自然会减少在公共汽车上放炸弹的可能性。难怪有了解基督教的警察说，假如人人都成了基督徒，我们就失业了!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则发现，基督教是社会的润滑剂，可以减少因矛盾而产生的摩擦。
总之，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让人抱有希望，让人忍受暂时不能解决的社会不平，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不致爆炸。
蒋保信：至少可以收拾人心。
何光沪：对。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抑制社会道德的滑坡。有很多调查可以证明这点。
我太太是搞宗教社会学的，她对企业家群体的商业道德做过调查，发现有信仰的人和不信仰的人不一样。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企业家，不能说就尽善尽美，但相比那些不信教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对职工会更好，对客户会更讲诚信，还有很多人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前些年浙江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开会，准备签署三条承诺：第一，不克扣不拖欠职工工资；第二，按时按量纳税，不做假账；第三，不包二奶，维护家庭稳定。这个会开得很曲折，因为地方政府要维稳，不让基督徒聚会，饭店和旅馆都不接待他们，他们只好把会弄到旅游车或游船上去开了!
蒋保信：《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文章提到，您的基督教信仰是近几年才为公众所知的，您也是在近几年才开始更公开地宣扬自己的立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因为这些年来，中国人逐渐摆脱了对宗教的偏见?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何光沪：这可能涉及一个远近亲疏的问题。跟我关系比较近的人，早就知道我信基督教，1977年上大学之前，就有些朋友半开玩笑地叫我“清教徒”。我从未主动公开地宣扬自己的信仰，因为我觉得这是私人问题。但是，当我觉得问题不宜回避或某些主题要求时(例如你的这次采访)，我也多次公开承认我的信仰。我知道耶稣要求不应隐瞒信仰，但也记得他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所以不喜欢那种成天“主啊主啊”的习惯。
另外，我很注意学者身份的要求。学术是“天下公器”，是社会的、公众的事业，同自己的私人信仰应该加以区别。不同学者学术研究的结论可以不同，但方法却都应该一样——客观、中立、科学、理性，尽量排除信仰的预设立场。这很难完全做到，但是要尽力做到；我认为学术最起码的规范是，摆事实、讲道理，允许对立意见发表。我刚才讲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有贡献，是正能量，那都是历史事实，只不过它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忽略了——大量重要的历史事实，被少数枝节的事实掩盖了，被更多无理的空论抹杀了。
不过，我也确实有一点转变，现在对于公开谈论基督信仰，不像以前顾虑那么多。必须承认，这些年来政府对宗教的政策大致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氛围其实是有变化的——理解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以学术界为例，三十多年来，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群体对基督教的态度，大体是从敌对和批判的态度，逐步走向理性和中立的态度，再走向了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以前，很多人还不知道宗教信仰与宗教学术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两件事，也不知道恰好是大量信仰基督的学者创立了科学的宗教学，开创和推进了研究宗教的客观、科学的方法(正如不知道开创和推进经典物理学的伽利略和牛顿等科学家都信仰基督)。现在，知道这些的人多了一些，无论学者还是民众，对基督教也多了一些理解和包容。
蒋保信：我上大学之前，有个同学来了一趟北京，然后就信基督教了，经常一个人在那里做礼拜，我当时觉得真是不可思议。现在到北京这么多年，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基督徒，我也就见怪不怪了。
何光沪：是啊。我们宗教学界有一个说法，叫“脱敏”，意思是不要对基督教如此过敏。基督教是现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宗教，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徒，亚非拉美的基督徒比欧洲北美还多得多;现在任何地方任何社会有基督教，都是一种常态。中国人早该“不怪”了，早该摆脱偏见、待之以平常心了。
蒋保信：我看到过一个粗略的数字，据估计，中国目前基督徒的数量可能在七八千万左右，基督徒已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何光沪：我太太也是研究基督教的，但她是从社会学角度做调查研究。她经常说，既荒谬又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家和公众，居然不知道这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有多少人。刚才你说到一个数字，只说“可能”是，官方不承认。但是，官方也没有公布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是因为对基督教缺少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冷静的、宽容的态度——注意，这几条是连在一起的：要客观地看，历史地看，才能够比较冷静地、宽容地对待基督教。否则就视之为洪水猛兽：“基督教化?不得了啊!”“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我想问：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冯玉祥是不是中国人?冰心呢?老舍呢?林语堂呢?晏阳初呢?……他们都是基督徒，都不是中国人吗?这些基督徒是中国人的精英。
因为对基督教缺少历史的、客观的了解，有些人就不能持平常心来看基督教。因为敏感、紧张，所以害怕基督徒数量大。中国三自“两会”前些年公布的数字是两千多万，这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数字，因为它至少没有包含广大“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总之，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并没有一个准确、权威的官方统计数字。即使有，公众也看不到。我只能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数字不对。你说的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你的来源，但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或者说，它介乎于最夸张的(1亿多)与最低估的(2千多万)之间。
蒋保信：我是从一个台湾杂志的主笔那得知的，她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基督徒的文章。
何光沪：华东师范大学前些年的调查数字是四千多万，海外有些说法是一亿一千万或一亿两千万。有些数字是明显缩小和明显夸张的，不可靠。你说的这个数字，在两者之间，可能比较接近真实。我太太是研究这方面的，我们经常聊这个话题，她讲的数字跟你说的差不多。无论如何，基督徒已经是中国人口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法国人口总数差不多了!
换言之，这么多的中国人都是基督徒，基督教已经成了这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当然也应该说，基督教已经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了。
我们还要注意，基督徒的影响和重要性，常常同它的人数不成比例。以香港为例，基督徒占人口总数不超过5%，但是香港近一半的中小学是教会办的，而且基督徒在养老院、幼稚园、孤儿院、残疾人康复医院等等社会服务事业上做出的贡献，所占的比例极大。当然，香港基督徒是上层居多，很多都是社会精英，企业家、律师、教师、公务员等等。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也有朝社会上层发展的趋势，正能量超过人数比例，如果环境好一些，他们会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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