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世界观与信仰在新媒体时代中的公共性

狭隘的现代人

《美国的民主》和《旧政体和大革命》的作者、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过他的表姐：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但可惜她却不是个好公民，因为她只为自身和丈夫儿女而活，只关注于自身的命运，而对其他一切则丝毫不会关心。托克维尔反思的是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个时代明显的倾向。在托克维尔另外一封致朋友的信中，他说自己当时感受到整个社会对公共观念的漠然，人人都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利益，冷漠将人与人之间隔成层层壁垒，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而不去参与到整个社会的生活之中，这就正中那些窃国谋私利者的下怀。这种冷漠使得人们对于信仰和美德也不再尊重。托克维尔担心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因此而付出代价——当人不再关心他人、并且当思想和道德习俗不在再制度提供可供的滋养实质时，制度就会变得苍白无力。

当人们对公共生活漠然时，他们会渐渐丧失各种权利，相当于将自己的自由和未来拱手让出，给那些操权弄术的政客。托克维尔在给密尔的信中说到法国这个民族的危机：许多法国人是热爱和平的，但他们的出发点也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物质的享乐和心灵的软弱。这个时代最大的病症就是道德习俗的弱化、精神的败坏、趣味的庸俗，这也是未来最为危险的光景——为了安逸而牺牲荣耀，为了卑微而牺牲伟大——这也是大部分资产阶级（Bourgeois）的特征。[1]

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也加剧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和知识上的碎片化。人失去了一个整全的对世界、对社会的看法，很容易落入各个专业领域中的属灵试探中。圣经提供了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历史观，即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处境中，基督教信仰是有穿透力的，可以帮助人找到真理的方向和历史的走向。但是，因为现代东西方教会都受深反智主义的影响，偏重信仰的实用性，忽视基督徒世界观和思考的重要性。上帝的第一诫命要求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申6：5），就等于要求人将心灵、思想和行动的恩赐都用在敬拜上帝上，要求人按真理分辨这时代的邪恶，教会也要对所处的时代之罪有一定思考和认识。人都有份于他那个时代的罪，即使基督徒也仍会需要炼尽时代之罪对他的影响。福音的超越性也在与此，要指出各个时代的罪，也要拯救各个时代的罪人。可惜的是，现代社会中很多基督徒并不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中罪的特征。

上世纪的冷战期间，政治哲学家沃格林描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人们在现象主义的心理学中将灵魂的问题抛掷，取而代之的是爱欲的分析、实验性、言语的行为，而人类属灵的生命被约减为了多因素的可控变量，人用心理上的管理者取代了灵魂的唯一主宰。在现代社会中，人真实本质的丧失，导致了心理学的控制无孔不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从沃格林主义的视角来看，这包括依靠商业的广告、政治的宣传、“新闻”的报道，以及在期刊和杂志的书面批评，都是这一现象的反应。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沃格林的眼中，“是一个名牌商标、香皂、香烟、权威的人物和人们喝威士忌选择品牌的差别、必读书、畅销书、品味，以及应用于特殊场合的极为诱人的香水，成了这样一个世界；也是充斥着领袖，电影明星，大人物，教育家以及战争罪犯的世界；有着第三方、永久和平、和无条件投降这些名义的世界；有着三巨头、四巨头、五巨头的世界；有着史无前例的炸弹负载和演讲的世界；有以历史会议命名的世界；调整的、有条件的、教育和再教育命名的世界；宣传和反宣传的世界；复杂、踌躇、挫败和喜悦的世界；进步的世纪、儿童、普通人和琐碎之人的世界。总之，紧接着中世纪天使和看上去似乎卑劣的魔鬼名册中，我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现代的魔鬼学。”[2]

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可能生活的场景，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不仅面对这个世界经济、社会的变化，也面对着一场场思潮和社会处境对于我们信仰生活的挑战——从启蒙运动高举理性、试图让人摆脱基督教信仰的束缚，到后现代主义放弃客观性真理而选择相对主义，这些思潮对基督教信仰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在信仰的真理层面，也是在实践的伦理层面，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才是作为世界观、具有公共性的基督教信仰。于此同时，我们需要告诉这个世界的是，“基督徒彰显的福音不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也不是能够满足人对清晰性和真理所需要的一大堆意见中的一个可选项。基督教世界观是真理。作为真理，它使世界成为可理解的，并且能揭示出与之竞争的那些偏离的世界观中的许多真理成分。”[3]

无根的现代人深受个体原子化主义和相对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这种狭隘性，在中国社会近十几年的社会变迁中，可以说更加突显出来。自1949年后的政权对社会结构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单位制”重组，不仅将因“自发秩序”形成的非政府组织（NGO）取缔，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允许组织化的教会存在。根据李晋马丽此前的论述，“在1986年圣经被允许在大陆出版之前，拥有一本完整的圣经是非常困难的，也有政治上的风险。此外，大多数早期带领教会的领袖，都没有从监禁中释放。这样一来，新增长的新教信徒好像一出生就被放进了一个信仰的试验田中，他们没有接受正规圣经教导，也没有任何宗派性的西方信仰资源，这是为什么中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呈现一种‘无宗派’化形态的原因之一。50年代教会的带领者们，大多受到救赎主义、复兴主义和灵恩神学的影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传统家庭教会’的信仰。由于经历‘三自’和打压，这一传统中包括一种躲避政治的分离主义思想。”[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90年代初，教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时，新兴出现的城市教会和新一代的中国基督徒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重生得救的问题；和任何时代的基督徒一样，他们还需要面对文化、社会的处境，来认识福音和基督徒的大使命。[5]

公共性和教会论

在中国当代的社会思潮中，尽管世俗的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消极了国家意识形态，但是，民众甚至自由知识分子仍延续新文化运动以来“群己权界”的认识，将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彻底视为二元对立，并且强调了一种原子化、自利性的个人主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00后，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归信，这必然会推动教会在信仰的公共性上有更深层的思考和调整。然而，现实却是充满着张力的，如独立作家周威所观察到的，“由于中国缺乏信仰自由，一些教会便采取了一种内缩的生存策略，避免与社会有过多接触，满足于教会内部的有序与稳定。一旦有会友关注公共议题，这些教会就会为此感到困扰，既怕惹上麻烦，又担心原本平静却缺乏活力的教会生活被打乱。因此，在这些教会，新归信的自由主义者常被视为不稳定的因素而受到‘劝诫’。”[6] 此外，当代中国城市教会给新一代归信的基督徒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治理教会？对于一个缺乏公共交往空间的社会而言，这些都是挑战。

过去在政治打压环境下形成的狭隘和偏差的教会论，加上中国社会整体仍是一个以“异文化”眼光看待基督教的大环境，这渐渐让教会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将教会视为各种社会组织的一类，一种是将教会“圣化”，用圣俗二分的观点，主张和社会隔离开来。 这两种做法显然都缺乏对信仰的公共性和教会论有一种更有根基的认识。因此，重新反思教会是什么，是我们面对公共生活和信仰之间张力的一个起点。

历代教会经典文献都没有否认，教会本身就是具有公共性的。正如荷兰神学家巴文克指出的，“尽管‘教会’这个词应当只局限于基督教所使用，我们却不能忘记，对于一切人类的社群community而言，宗教的纽带是最强有力的形式，因为我们全都承载有上帝的形象，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传递给其他人。宗教绝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性和私人性的事物。”[7] 此外，巴文克进一步给“教会”做了定义，即“只有分享基督和基督的益处的社群”才能被称之为“教会”。 因此，只有基督教的社群才能严格被称之为“教会”。[8]

除了将教会分为“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区分外，从凯波尔的领域主权神学来看，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教会的定义：第一种是作为组织制度性的教会（church as institutions），其功能是忠实地履行圣经中教导的责任，包括传道、敬拜、执行圣礼和教会纪律（《比利时信条》第29条）。另外一种就是有机教会（church as organism），也就是基督徒的属灵团契（也称为mater coetus），属灵团契中的每一位基督徒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领域中有其自身特别的呼召（无论我们的职业是在制度性的教会中，还是在其他的领域中），如家庭、经济等社会领域中的工作，这具体职分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基督徒要在这个职分上彰显上帝的主权和荣耀。这样的划分一方面保护了制度性的教会不会卷入到其他领域的事工、却忽视甚至背离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另一方面，也鼓励每一位基督徒将福音在生命的方方面面活出来。制度性的教会在这样的模式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那里。

现今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些教会开始成长，但是有的试图将所有社会事工都纳入到教会本身的机构中，这种基督教国模式的观念既非完全源自圣经，也无法真正实践出来。很多牧者认识到基督徒社群的重要性，但也不应该让教会来建“小社会”，而是可以鼓励并装备有恩赐的各人去按上帝的呼召而行。今日，在中国一些新兴的教会期待将教会的主权延伸到传道，敬拜，圣礼圣餐和教会纪律之外，这点尤其需要注意。有机性的教会—基督徒应当是在教会领域之外，应用上帝所赐的恩赐来荣耀上帝帮助他人，如一些专业性的事工机构，传媒不应当仅仅成为一个地方性教会的部门，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个体基督徒属灵生命在制度性教会中成长，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主要到制度性教会的权柄应当在自己的限度之内。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制度性教会的牧师和同工只能指出圣经的原则，需要警醒的是，不能够认为教会圣职人员就对其他公共性和专业性的事务上有绝对正确的认识。加尔文神学院伦理学教授范.雷肯（Calvin Van Renke）在探讨教会和公共事务的张力时，就明确指出，“教会作为公共机构的主要工作——不是伸张正义，而是教人们警醒，知晓神的审判；不是呼吁社会公正，而是向人们传达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公义；不是教人们如何选举政府官员，而是告诉万国万族人民，有一位神拣选我们进入永生。教会作为公共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开启神国大门，通过教导纯正的福音、执行圣礼和实践门徒的准则，来牧养纯正的基督信仰。”[10]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制度性的教会（地方教会）本身不应当将提供和信仰有关的专业化服务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应当专注在牧养的职分上；[11] 与此相反的做法是，由专业的基督徒人士来成立一些公共性机构，如公共媒体、教会学校、辅导机构，这些可以成为地方教会的补充，而并非一定要隶属于地方教会。在这方面，有机的教会（即个体的基督徒）可以发挥上帝所给予各人的恩赐，在这个世代中荣耀上帝。

文化和三一论

关于信仰的公共性，基督徒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领域的范围之外，应该如何面对今日的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流行文化。自从尼布尔（Richard Niebuhr）激起了基督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讨论，许多学者都延续这样的思路将基督和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关系作为是理解基督教在当下文化处境中的关键。[12] 然而，这种从社会功能角度来静态性地理解文化的视角，一方面是陷入一种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谬误中，没有考虑到文化中具有超自然和属灵的特征；另一方面，文化本身的变动和作为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这种静态定义中被忽视。

在神学家潘能伯格（Pannenberg）看来，文化所反映的是人在自然环境中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共享，这个世界不仅局限于聚合在一起的社会，也包括了主观性的要素，如观念、知识的类型、价值、习俗习惯、语言以及传统，还有艺术和社会制度。[13]但是，文化中作为核心和重要的就是宗教，刻意地将文化和宗教信仰对立，本身就是排除了宗教作为文化核心和人存在的本质，因此必然不能真正理解宗教和社会处境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荷兰哲学家杜伊维尔（Dooyeweerd）指出的，即人的宗教基本动机始终是人一种中心性的共同特征。并且，被宗教动机所支配的人会统一构成公共精神common spirit，给宗教赋予其表达意义。[14] 因此，Pannenberg指出，宗教的超越性是一切社会、文化的基础，而文化本身就根植于宗教内。因此文化和信仰的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之根源，是宗教信仰本身的问题。社会本身反映地是人的本质，也就是人是具有上帝的形象的敬拜个体。因此潘能伯格正确地指出，对一个社会的理解，应当在三一论的神圣上帝的关系中进行，这也能够应用到人们的实践之中。[15] 个体的人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在社会中，人应当也是以三一上帝彼此间的关系为根基的。基于三一论的理解，上帝在位格上的多样性和在本质上的合一，给我们提供了看待人和文化最好的视角和基础。正如巴文克指出的，基于三一论，“世界、人、德行、正义以及美的合一，都依赖于上帝的合一，如果否认上帝的合一或对此有所忽视，文化就会向多神论敞开大门。”[16] 而在上帝的创造中，整个受造界都反映了三一上帝的不同的位格。巴文克继续讲论到，“对于一切的实体而言，上帝完全的形象是在与圣子的交通中，而与受造之物之间则不是这种完全的上帝的形象。然而，圣子和受造之物两者间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创造都是不可能的。”[17]

在三一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爱和正义的关系，这一原则也是基督徒在公共生活中的基础和指引。正如当代普林斯顿哲学家格里高利（Eric Gregory ）所说的，正义是爱所差遣的一项工作，而又和爱同等。以三一论的视角来看，爱离开了正义就不再是爱，就如没有圣子，圣父也不能够成为圣父。甚至我们可以说，正义的工作是返回到爱，就是回到那差遣它的爱的里面。爱和正义，正如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一样，在它们彼此相互和动态的关系中永恒并存的。[18]

末世中的伦理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如果以三一神论作为理解世界和实践的基础，就可以指导当下基督徒如何在公共领域见证神的荣耀、如何活出福音的本质。在目前华人基督徒群体中，通常的教导是将福音化简为重生得救，过于强调个人性的得救，而关于基督徒如何走成圣的道路，要么理解的过于抽象，成为一种道德主义和苦修主义，要么就成为了反律法主义。在现今公共媒体和微信、微博等平台上，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基督徒不好的公共言论见证，或摆出道德高姿态对他人进行言语上的审判，或使用过度的语言暴力。此外，因为对于教会论和文化本质错误的理解，以及害怕自由主义神学渗入教会，很多华人教会只单纯强调“传福音”，而刻意忽视教导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和公共伦理。例如，在大陆调研时，笔者就不止一次地听到教会的带领人告诉会众，基督徒全部使命就是传福音，而不要关心任何其他社会的事务，因为这是末世，一切都会过去。然而，我们却忽视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门徒，基督徒的本质就是盐，是光；在末世中，我们不能凭借人的力量，去创造出上帝的国，但是，我们却有责任活出上帝福音对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要求，是要照亮这个世代，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在一些基督徒的观念中，隐含着一种差别性的双重伦理标准，就是，我们可以在教会是一个样，在社会中又可以用另外一个处事方式。然而，主耶稣所教导的是，最大的两条诫命是爱，即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正如神学家拉姆齐指出的，“爱的诫命是这个世界急需最为迫切的：了解到这点，然后让任何人做他所喜悦的。”他认为这种伦理标准和秩序，是彻底源自上帝自身对于邻舍的爱，这种爱不仅仅限于在末世论的期待之中，而是承认在上帝子民的历史中神圣上帝的作为。[19]

末世中的基督徒不仅需要学会彼此相爱，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也应当学会爱我们的邻舍。真正自由具有爱的人，是那些具有社会性、能回应上帝之爱的基督徒。格里高利指出，在末世的瓦解的历程中，反叛之人各种各样——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1960年代，原子化个人主义，尼采，这些都浮现在脑海之中。然而一个共同的主题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传承各样道德的自由主义废墟之上，它的权威即使没有彻底失落的话，也已经消失殆尽。而对于基督徒而言，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尘世的政治不能够满足人类和社群最深的渴望。虽然它们不能够使爱得以完全，但权利、尊重、和民主都是美好的事物。无法满足真正平安和公义的渴望是这个世界上爱的伤痛之源泉…即使是奥古斯丁天上之城的一些成员“在这个世代所拥有的生活，并非是毫无一丝遗憾的：生命是永恒的学校，在那里他们如同天路客一样使用着尘世的美善，却不会贪婪地紧握它们” 。[20]

因此，对处于公共生活中的基督徒而言，我们需要时刻记得，上帝的十诫是作为基督徒成圣生活的指南，其总纲就是爱上帝和爱邻舍。这不是因为我们自身能如此行出来，而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生命的爱。如此，我们能以真正的爱心和怜悯与他人相处；另一方面，这些原则也都是具有公共性的，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教会和教会之外，我们总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结论

本文并非试图给予一个新媒体时代我们如何使用媒体或在公共空间中彼此关系的指导，尽管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套整全的基于福音的世界观来作为我们在今日世代中生活的指导。当下，我们处在一个爱和正义都分崩离析的现代社会中：一方面政治自由主义、世俗主义刻意将宗教信仰和情感排除在公共空间中，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基督徒或抱有分离主义的观念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或在公共空间中的表现差强人意，不能成为好的见证。当制度化的教会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常常也不清楚自己的权限和职责的范围；这是活在末世中，基督徒所面对且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然而在回答和实践之前，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这个问题的神学基础。对于基督徒，我们必须回到上帝我们造物主的本质和我们作为人的本质（具有上帝形象却又堕落的造物）上，这两点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教会、文化以及在末世中基督徒伦理的指导。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却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仅需要我们明白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也需要我们在这个世代中，用上帝的爱和谦卑彰显在公共领域，在末世显明给人们那盼望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