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竟成了罪恶的纵容之处？

2019年1月22日，当瑞秋·丹何兰德（Rachael Denhollander）走进美国加尔文大学著名的“一月讲座”现场，所有观众起立向她鼓掌。

瑞秋是第一位报警立案、公开揭露前美国体操队队医、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医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的性侵受害者。因为她的发声和指证，2018年1月法庭审判时共有156名受纳萨尔性侵的女性勇敢地站出来，面对施害者宣读自己的声明。据媒体报道，纳萨尔可能利用职务侵犯了上千人。最终密西根州立大学向332位受害者提供赔偿。纳萨尔因此被媒体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多产’的性侵犯”。

不过，在瑞秋的讲座分享中，令人震惊和反思的是，教会竟也是性侵猥亵的高发之处，而且教会原本作为公义的发声者，竟在处理这些罪恶时失去了公义，纵容的罪恶……

教会，竟成了纵容和隐藏罪恶之地

瑞秋被邀请在哈佛大学的真理论坛（Veritas Forum）演讲时，就分享了自己幼年在教会就曾经被恋童癖者性侵的经历。当时，作为受害者的她和家人发出声音，换来的反而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第一次失去教会的伤痛。

那年她只有8岁，被教会一个恋童癖者猥亵。幸好教会中几位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会友指出一些迹象，好心提醒了她的父母。瑞秋的父母警惕地做了防护措施，并告知教会。但“教会并没有隔离施害者，反而把我们一家视为异类，认为我的父母在攻击教会的弟兄”。

不仅如此，之前与瑞秋一家来往密切的家庭、朋友，得知此事后都与他们远离。瑞秋说，年幼的她“一下子失去了原来熟悉、有安全感的人际网络”。那种深深的被背叛感和不安，又是8岁的她很难理解的。其实她自己也描述不清自己是怎样被侵害的，直等12岁后，她才有能力将事情对父母表述清楚。但到那时为止，她从大人的世界里得到的回应一直都是：如果你不能拿出受猥亵的证据来，就只能沉默。而且，她从这段痛苦中学到：如果你发声，你就会失去一切你曾经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包括信任的牧师和朋友圈。

“神成为将恶最小化的工具”

1月22日，瑞秋在讲演中提到：“我很难过地说，因为低劣的神学常常让牧者糟糕地对待受害者，甚至加以更深的伤害。这让教会成为性侵受害者最难得到帮助的地方。”

在题为《发声之时：论公义与饶恕》的讲演中，瑞秋说：“正是对公义和饶恕的错误理解，常让教会、机构和个人，在回应侵害时让施害者更有权力，而在辅导过程中给受害者带来更深的伤害。”

远早于她出现在指控纳萨尔的法庭上，瑞秋就作为律师投身于反性侵事工。“我很了解怎样的辅导是好的，我也知道当第二次伤害发生时的创伤有多大。”

瑞秋在现场表示，性侵不同于其他侵害，它涉及对一个人身体私密部分的侵犯。性是人对自己产生尊严感、价值感和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部分。对基督徒来说，性是上帝为盟约中的婚姻关系所创造的，在一种自愿相爱、深度委身的原则下才会绽放出最美的色彩。当自身的纯洁与美好被践踏，受害者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厌恶和自恨。这种对心灵的伤害，令许多人一生都难以痊愈。

在讲座的问答环节，瑞秋被问到：“为什么受害者总要过很久才会发声？”的确，一个可悲的现实是，大部分性侵事件都只能在多年之后才被暴露出来。一些受害者甚至在沉默、等待和寻求心灵医治过程中，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年前，几位父母与瑞秋同在法庭作证，他们哭诉自己被纳萨尔性侵的女儿，并没有活到公义彰显的这一天。

瑞秋说，当受害者试图发声时，身边人的回应常常是冷漠、不屑和指责。教会里更多了一种回应，就是要求受害者先饶恕、放下。因此，很多受害者都会觉得，与性侵相比，事后各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以及亲友维护施害者的言行所带来的伤害更深、更痛、更长久。这些发声之后所经历的挫败，让大部分受害者最终放弃了继续发声。

受害者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找上我？施害者常从熟人，尤其是热心参与教会活动的会友中选择下手对象。受害人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往往属于弱势群体，包括儿童、单身女性、单亲母亲、残疾人等。显然，施害者利用了教会内部不同阶层权力结构的不平衡。

她提到，公义和饶恕不仅关乎我们怎样对待性侵，更与基督徒的信仰根基相关，是福音被正确传讲的两大基石。“它们是基督品格的基本方面，错误呈现或错误应用它们，等于错误地见证救主的品格。…… 如果公义和饶恕被错误表述或应用，不仅让受害者失去避难所和医治，而且神成为将恶最小化的工具。”

瑞秋引用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名言：“‘懦弱’会问，这样做安全吗？‘方便’会问，这样有政治力度吗？‘虚荣’会问，这有影响力吗？但良心问的是，这样做事对的吗？”她说，总有一个时候，这样做既不安全、也没有政治力度，也没有影响力，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因为那是对的事。

“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们而战”

为什么作为见证福音之公义和恩典的教会，竟然成了受害者难以获得帮助的地方？

从童年的遭遇开始，瑞秋经常听到周围她曾信任的成年人用“饶恕”的措辞试图淡化事情。他们常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或说，“多大一点事！要放下，要走出来！”瑞秋说，教会里的人是最会讲这些话的。起初听到这些，瑞秋和她的父母都很气愤，因为这些说辞让恶行显得好像不再是恶的。

类似反应的共有模式是对性侵之恶的淡化。对教会而言，大量案例表明，与其说人们在乎受伤的女孩、男孩，不如说他们似乎更看重事工的存在和“不要因此毁了某某牧师的服事生涯”。

瑞秋看到，教会社群中弥漫着一种“保护主义”。为了某个机构的名声，领袖们不惜掩盖性侵。“教会、机构的制度培育出一种文化，让施害者兴旺、不惧怕、不被牵制，领袖不愿聆听，甚至利用人们彼此之间的友谊情感来牵制受害者发声、压制真相，根本谈不上制定让施害者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措施。带来的结果就是几百位女性只能站在法庭上，撕开自己私密的、多年疼痛的伤口给众人看，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们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