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一起追忆宣教士的脚踪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人祭祖和扫墓的日子。国人以不同的形式,缅怀自己的先辈。然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一个群体却值得我们更多地缅怀和追忆,他们就是宣教士。他们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用生命传扬基督的福音,也同时对中国的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做出了贡献。

 

他们亦是值得我们缅怀和颂扬的。值此清明佳节之际,本文特别选取了几位宣教士的生平及其简介,与读者分享,盼望成为我们的激励和鞭策。

  

1、民国麻风病救济会的开拓者

美国医生海深德(Dr. Lee S. Huizenga1881-1945

 

海深德出生在荷兰,幼年与父母来到美国,毕业于加尔文大学和神学院,然后在纽约学医。从1920年开始,海深德作为基督教改革宗教会(CRC)海外宣教事工的一位医疗宣教士。同年携妻子到了中国。他在民国时期医学界备受尊敬,民国政府还为他发行过纪念邮票。

 

1923年至1937年,他长期生活在如皋,如皋当时是苏北麻风的中心地区之一(上海麻风基本源自苏北),海深德致力于救治如皋麻风患者,贡献良多。他修建的“安乐家”,冯玉祥为其题写屋名。至今,如皋当地居民仍记得这位医学宣教士。海深德氏称该所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麻风病诊疗所。该诊所的住址现为如皋县卫生防疫站旧址。

 

海深德还撰写了一本关于1937年如皋麻风的报告(英文单行本),如今也成为研究民国如皋麻风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海深德离开如皋后去了上海。时为抗战年代,上海沦陷,海深德留守沪上一家医院,他借助自己的美国身份与日军“悄悄斗争”,保护了不少中国病人的战时权益。

 

海深德医生的生命显出持久的敬虔和对呼召的持守,如同基督的馨香,一直为后人所传讲。

 

民国麻风病救济会的开拓者:海深德医生的生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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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世代贡献于中国”

戴德生 ( 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

 

戴德生,著名英国宣教士。十九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会长,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宣教达52年之久,抢救灵魂无数,直到力尽方休。死于湖南长沙,葬于江苏镇江。

 

戴德生不仅呼吁更多的宣教士来中国,为中国的许多方面做出贡献,在鸦片盛行时代,他还勇敢地站出来督促英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不仅戴德生,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献身于中国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华宣教时间长达64年之久;他的儿子戴永冕(James II)也终身奉献给中国教会,先后在河南、陝西、台湾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会,开办圣经学校,为教会培训人才;他的儿子戴绍曾(James III)于1929年出生在开封,珍珠港事变后,曾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他的儿子戴继宗(James IV)于1959年出生在台湾,现在已成为台湾人的女婿。

 

戴德生的名言已经深入每个基督徒心中——“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人物 | 戴德生:流血流泪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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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鞠躬到尽瘁为中国 

梅藤更( David Duncan Main,1856-1934)

 

1856610日,他出生于苏格兰艾尔郡的一个村庄,是家中第三子。

 

梅藤更于18566月出生于苏格兰,18819月前往中国。

 

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始创元勋(前身为广济医院),使之成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他在杭州服务了45年,他把一辈子的黄金岁月,都奉献给了这个人间天堂。在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记载:“英国籍医师梅藤更来杭,接办圣公会之戒烟所。”

 

当年他接手广济医院时,一穷二白: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像样的设备、没有手术室;但在他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广济不仅发展了总院,而且建起了肺病医院、麻风病医院,开办了医校、药学院、护士学校、协和讲堂等等,成为当时中国一流的医院和医校。在杭州,他把肺病医院建到宝石山上,他把麻风病医院建到宝云山上;在德清莫干山,他不仅建起了麻风病医院,而且建了有休假特色的临时医院。

 

1895年,他把英国的《医方汇编》介绍到中国,译本“以中融西”,成了近代中西医汇通史上的一个范例。此外,他还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产科教材《产科西医心法》等医学典籍。

 

1934830日,鞠躬尽瘁的梅滕更在苏格兰老家辞世,享年79岁。

 

英国传教士梅滕更:从鞠躬到尽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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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传教士梅藤更 :一粒真“麦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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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热心专注于教育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其父母也是宣教士。出生在杭州。

 

司徒雷登是卓越的教育家和外交家,曾参与浙江大学前身——杭州育英书院的建立,后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使燕大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1941年,他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关押在集中营,直至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后,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作为在杭州出生长大的外国人,司徒雷登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比英语说得还好。他对中国的爱超乎人的能力和极限,而使他一如既往地爱中国的是上帝的呼召,上帝让他的一生成为祝福中国的一生。

 

归来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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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庇护南京难免,记录日军大屠杀罪证

约翰·马吉(John Magee,1884-1953)

 

188410月,约翰·马吉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后,他前往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继续深造,毕业后加入了美国圣公会。

 

1912年,他受美国圣公会派遣来到中国南京传福音并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八年,南京下关的道胜堂是他的主要活动场所。

 

1917年,他创办了基督教会的“益智小学”,后更名为“道胜小学”、“道胜中学”,这就是现在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拒绝了本国使馆劝他撤离的建议,并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设立难民伤兵医院。他与二十多位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庇护了25万难民。不仅如此,他还冒着生命危险,用一架十六毫米的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成为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动态影像资料,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留下了历史的铁证。

 

南京大屠杀他冒死拍摄,拼命救助中国人,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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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医疗宣教士钟爱华——热爱中国的“洋鬼子”

钟爱华(L. Nelson Bell,18941973)

 

钟爱华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商人家庭,1916年医学院毕业后,他携妻子来到中国上海,之后转往江苏北部淮阴的清江浦。

 

二十世纪初年,美国的大学校园被海外宣教的风潮所笼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大学生签下愿往海外宣教的誓约,“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成为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钟爱华不但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还担任过全弗吉尼亚州学生自愿宣教团契的主席,鼓励许多同学加入这个运动。

 

美南长老会在清江浦的工场,是由著名文学家赛珍珠父亲所开拓的(1887年),后来设立一所“仁慈医院”,也就是钟爱华后来投入二十五年岁月与生命的地方。清江浦的“仁慈医院”后来扩充到三百八十张病床,成为全球最大的长老会医院,为苏北稠密的农村人口,提供了难以估算的服务与保障。

 

钟爱华在仁慈医院服务二十五年,中间经历过1927年严重的排外风潮,以及1939年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然而这些风波与动乱都没有将他吓跑。他长期坚守冈位,在繁重的医疗与宣教双重工作中,仍经常保有充沛的活力与乐趣。他得力的祕诀在每天清晨一定持守大约一小时的灵修时间,并且为排在当天动手术的病人,一一提名代祷,丝毫不敢大意。这位愿与中国人一同承受苦难的宣教士还曾在信函中写道︰“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生活在一个深陷在罪和混乱中的世界。只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拥有唯一可以给人救赎和盼望的信息。”

 

医疗宣教士钟爱华——热爱中国的“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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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苗族人献上生命的英国人

伯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  

 

1864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天资聪颖。23岁的时候,伯格理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于1887年来到中国,作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传教士,身兼牧师、教师和医生多重身份。经过辗转曲折的经历,他来到贵州的石门坎,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地方。

 

他帮助苗族人发明了文字,即今天还在流行的“大花苗文”;苗文的发明,使乌蒙山区的苗族从此有了文字符号记载的历史;而他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在这里传播福音;他办光华学校,教苗家人读书认字;建足球场、游泳池,举办运动会,改变了苗族人的生活方式;他还办起了平民医院、麻疯病院,解决山区百姓看病的问题;他亦建了孤儿院,收留无家可归的孤儿……

 

在伯格理的努力下,基督教会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的几十个县共办了120多所学校,使成千上万的苗族人接受了教育,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包括后来成为博士的学者。

 

抗战结束后,政府曾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乌蒙山区的苗族人每10万个有中10个大学生,其平均教育水平远远高于汉族。

 

1915年,石门坎发生了伤寒病,很多人都被感染,而柏格理在救助得病的学生的过程中,也不幸感染。为了拯救学生,他将仅有的盘尼西林都用在学生身上,自己不治而亡,年仅51岁。

 

端午节,纪念一位为苗族人舍命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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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家三代奉献在中国

启尔德(O.L.Kilborn 1867年-1920年)

 

启尔德在年轻时代,就加入了“基督教志愿者运动”,他怀着巨大的热情,在战乱频繁的年代来封闭偏僻的四川,传播“天国”的理想。他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虽然经历了新婚妻子病逝,医院多次被毁等巨大的打击,但是心中的执著从来没有减弱过,就是在这样的坚持下,他当年创办的成都仁济医院,如今已成为一所具有西医入川120年历史地标和仁济文化品牌的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又因为仁济医院的骨干加入了1946年由基督教各教会联合在华大附近新建的医科教学医院(即现今的华西医院),启尔德当年创办的医院,如今还发展成了一所世界上单点规模最大的医院。

 

启尔德不仅是四川西医史的开创者,四川红十字运动的发起人,也是中国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护士专科学校和大学的奠基人。启尔德和启希贤的四个儿女,除长子出生在嘉定外,都生长在成都华西坝。他们的长子启真道在加拿大完成学业回到中国,在华大担任了生理学讲师。启真道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因此他的课程全部用中文教授。从1936年起,在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启真道担任了华大医牙学院总院长和医学院院长的职务。启真道的夫人启静卿曾在华西协合大学讲授儿科学和医学英语,她捐建的医科图书馆被命名为启静卿纪念图书馆。启真道的长女玛丽·埃莉诺,则是家族第三代在中国的医疗志愿者,她也曾在华大工作过数年。

 

从启尔德1891年来到中国,到1963年启真道离开香港回到加拿大,这个家族3代9口人为中国医学事业作了72年的奉献,铸就了史诗一般的传奇。

 

9、奥运飞人、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李爱锐  ( Li Ai'rui , Eric Henry Liddell1902-1945)

 

英国苏格兰宣教士、体育运动家、教育家;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赛冠军。在天津从事宣教和基督教教育20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二战胜利前夜,因病逝世于集中营内。

 

1925年夏,李爱锐毅然放弃了在家乡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放下享誉全球奥运金牌选手的美誉,辗转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天津,到“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现为天津第17中学)担任老师,从此开始了他近20年的教学生涯。

 

李爱锐衷心地期望贫穷落后的中国能够尽快发展起来,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培养人才上。他要求学生体学并进,不但学习好,身体也要强健,并将那些体学兼优的高材生推荐、送往英国伦敦大学读书。

 

1925年,在他的筹划与监督下,诞生了当时亚洲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体育场,且成为拥有最好运动跑道的体育场之一。在这里,李爱锐培养出不少中国青年运动员,比如全能跳高选手吴必显,就是当时中国很少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选手。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爱锐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敌后抗日,参加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的活动。为此他曾受到日军的虐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今潍坊市)集中营,从而与家庭失去联系,直到他病死营中。

 

李爱锐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赢得了地上的桂冠和金牌;他更是一位杰出的宣教士,赢得了天上永恆的冠冕和奖赏。

 

10、为治理黄河水患四处奔走,为中国社会进步献计献策

 李佳白  ( Li Jiabai , Gilbert Reid1857-1927)

 

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在华社会活动家,“尚贤堂”创办人,和平主义者。

 

李佳白于1882年抵达上海后,随即奉派前往山东烟台﹑济南等地,边学中文,边开始宣教工作。他先在烟台宣教三年,而后又到济南,前后在山东从事宣教工作十年之久。

 

李佳白在山东宣教期间,正是黄河连续发生漫决的年间。为拯救苍生于水火,佳白亲自“冒风涛,逆流而上,详察情形”,探寻黄河水患的根源。并向巡抚详细介绍西方治理河流泛滥的方法。针对赈灾和救济,李佳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比如他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来赈济灾民。他建议政府把灾民分为两类,一类为老弱、妇女和儿童;一类为强壮男丁。对于前者,政府要全力救助;对于强壮男丁,则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他们或疏浚河道,或开垦荒地,或修建道路,然后量工定价。

 

除黄河决口外,在1886年至1889年间,山东、山西、直隶、陕西、河南五省发生了特大旱灾,有上千万人因饥饿而死。1888年灾情严重之时,西方宣教士在烟台成立了“赈灾委员会”。李佳白不仅全程参与了赈灾工作,还连续撰写了“西国治河成法”、“治水说”、“黄河归海论”、“黄河建闸说”等关于治理黄河水患的文章,发表在《万国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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