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爱的人才是“第三者”-韩寒你要看清楚

过去自由不羁与放纵带给我的只是孤寂、漫无目的、前路茫茫等苦涩感受。骄傲这问题也正是使我被罪捆绑的部分原因。我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自视甚高，一心要攀上高位，我以为没有一样事情不在自己掌控之内。在我里面没有规范（无论道德的还是法律的），规范是为别人设立的，我有豁免权。我相信自己生命被重建，是要去激励其他人把他的学术生命与神建立关系，将二者融合起来。

自由不应被视为最高的价值

作为任教于一流学府的高傲的知识分子，我根本连想也不屑想，更不用说去接受基督徒所说的信心，因为我看不出任何可信的证据，我不肯拿出信心接受没有足够证据的事物。但现在我明白，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对属灵事情的抗拒越来越减退，我愿意接纳人家向我讲述属灵的事，承认它，承认那是真理。我的内心逐渐腾出空间，让福音滋润心田。我的生命开始转变。断绝了的关系开始复苏，人生毫无目的的感觉也逐渐消除。我开始读圣经，逐渐体会生命的深度与丰盛，原来喜乐与满足并非遥不可及。我能够超越事物的表层去重寻意义，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例如，我发现一个能改变生命的真理：自由（或我所了解的自由）不应被视为最高的价值。我昔日不断追寻 “自由 ”，不愿意受约束和限制，这正是我大部分痛苦的原因。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追求自由、自主，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婚姻多么令人窒息，因为在婚姻里人要顾及另一方的需要。虽然我在前一段的婚姻已经有了孩子，但我根本不想再要儿女，因为责任太大了。我不愿回应家庭和朋友的需要，他们实在烦透了。

可是做了基督徒之后，我才发觉惟有向别人委身尽责，才能获得生命最深的满足和最大的成就感。抱着小小的儿子在怀中，每天照神的心意做一个父亲和丈夫，我经历到那种深深的满足感，我这才知道往日虚浮的情欲与放纵根本不能给我真正的快乐。

过去自由不羁与放纵带给我的只是孤寂、漫无目的、前路茫茫等苦涩感受。如今我却经历到以前未想过的喜乐，脱离了对纵欲享乐的耽溺。生命何等甜美，我不再说， “生命毫无意义 ”。妻子莲达如今常常听见我说： “感谢主。 ”

信主后，我与家人关系大大改进，并开始与亲戚们坦诚交往，与妹妹和母亲的破裂关系也得以修好。我与前妻所生的两个成年子女也有了更扎实的联系，二十年前我与 他们的母亲离婚后，彼此一直疏离。这个和好与医治的过程并不容易，我愿意作个仆人，以新的眼光看待这些人际关系，以新的态度关怀他们。

我与妻子早已看为死了的婚姻又重活过来。主赐给我家庭，祝福妻子和我。五年前，我们生了第一个儿子格伦，如今又有了一岁大可爱的儿子马太。我们的婚姻得到医治，死而复活仿如奇迹。因为耶稣基督与我相遇，我那已枯死、空虚的生命得以被充满，复苏过来。

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独特之处使自己改变，我并没有做任何事情赚取这改变。圣经说耶稣到来，活在人间，死而复活，为的是叫人人得到新生命。我怎么知道复活和整 个福音是真的？我知道，不单是因为我熟知初世纪的第一手资料，也不单是因为圣经的话，我知道这真理，我向你保证这真理，是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神对人施予的无条件的爱，成为我个人从事文化、种族和解、经济和公义事务上的道德根据。

我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自视甚高

我的改变开始影响周围的人。我和另一位同事在哈佛的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伦理课，学生们都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在公共政策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捧他们所支持的人物或自己当选。我们需要在课堂上提出一些哲学性问题，叫学生在各种难题与处境中思考公平公义与是非黑白。

我思考怎样用自己的信仰经历与知识去完成这使命，训练人正面响应各项政治事务和公共政策。我向同事们发问，谈论个人的信仰委身与公共事务的伦理道德关系，我 给他们传阅寇尔森所写的《重生》的节录。寇尔森是水门事件中的丑角，在白宫工作间犯罪，结果被判入狱。在政坛下台后，他与基督建立关系，出狱后开创监狱事 工，帮助这群最被忽视的人。

寇尔森对人性“ 骄傲” 的见解很吸引我。骄傲这问题对我很有个人意义，因为这正是使我被罪捆绑的部分原因。我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自视甚高，一心要攀上高位，我以为没有一样事情不在自己掌控之内。在我里面没有规范（无论道德的还是法律的），规范是为别人设立的，我有豁免权。

“一切管他的 ”，就是我的做人态度。我会不顾一切只求满足自己：就如在最好的大学里争取教席，力争在《纽约时报》榜上有名，或得到年轻貌美女子的垂青。寇尔森在他的回忆录《重生》中分享他如何受 “骄傲 ”的罪捆绑，我读的时候好像看见自己的影子。我又看出虽然在程度上有别，但是在肯尼迪学院受训练做政府工作的年轻学生，那种野心勃功、自以为是的性格也是一种骄傲。

我生命的新使命

我希望至终能传递这信念，就是个人的道德必须成为职业操守的根基，而宗教能够有效地使人持守这道德准则。我希望同事能够认识到，纯学术性地处理这些课题是有限制的，我们至终的目标是去模造国家未来领袖的价值观和品德。

道德伦理的学术知识固然可影响人的思想，叫人知道该做什么，但相对于改造人的内在生命，使 “该做什么 ”变成 “想做什么 ”，然后真正去实践，前者便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路程是从头脑走到心灵，所言甚是。

我相信自己生命被重建，是要去激励其他人把他的学术生命与神建立关系，将二者融合起来。我们的心灵是荒脊山野，在学校公开认信的事情少而又少，因为公开认信者往往被人排挤漠视。

但是作为大学教师，我们有责任在年轻人成长阶段的关键时刻模造他们的思想。我们必须探求出路，学习以忍耐和尊重的态度挑战年轻人从属灵和学术的基础去思考事情。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直接而坦率地宣告自己与主耶稣的相遇，邀请他们也接受这挑战。

（原标题： 一个哈佛教授的自白：“自由”正是我痛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