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在公司（1）
“我竭尽全力依据‘如果耶稣如果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来行事。”江良说。坦白说，这对任何人都相当困难，因为这与现今中国商场的风气格格不入，很可能意味着订单骤减，、利润下滑。
然而，江良却将公司带向更好的表现。他告诉笔者，他的公司在同行业中出于顶尖位置，过去几年的税后利润超过30%。此外，他的员工流动率只有14%，大大低于同类公司25%至30%的水平。他的公司还能一直保持一组已在公司工作超过10年的高级管理人员，这对于在华的跨国公司来说同样很罕见。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信仰“在工厂门口就停了下来”，现在宗教不仅已经进入了中国的工厂，甚至正在主导公司的董事会决策。一间跨国公司在办公室的入口处就写着：“这是一间建基于《圣经》原则的公司。”
随着海外华人建立跨国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境外投资群体，媒体对这个群体的关注越来越多。尽管在他们当中，一些人和公司将基督教价值观和商业经营相结合的模式不仅为基督徒圈子所知，更有着广泛的社会知名度，但是他们在媒体上的形象通常被描绘成“儒雅的”，学界大多将其归入新儒商的行列，将其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儒家伦理主张。
其实，海外华人践行多种宗教。例如，对于美国华人来说，最多见的是基督教。笔者实地采访了60位海外华人基督徒企业家，他们提供的资本资本和专业知识，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他们有意识地将信仰与商业行为相结合。他们的数量与中国的的人口相比虽然很少，但是他们商业上的成功却彰显出和其有限规模不相称的巨大经济能力和对中国商业伦理的影响力。
这60位基督徒企业家，有的是跨国公司CEO，有的拥有自己名下企业，有的是行业里的翘楚。在他们各自的故事里，有人选择将信仰和经商完全结合，公司就象一家教会一样；有人将信仰和经商完全分离；也有人将某些基督教价值观嵌入企业文化中，有创意地将信仰的元素融入。他们都很乐意将自己描述成“基督徒企业家”，他们甚至就是为此而来到中国的。
王东，一间跨国公司电话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样对来访的笔者说：“过去我并不想离开台湾，但是我知道神想让我去中国。是的，中国。我像约拿一样逃跑过很多次。但是2006年5月的一个清晨，6点40分，当我读《圣经》灵修的时候，脑海中突然浮现一幅画面：有一篇稻田，形状酷似中国版图。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并不孤单。’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不想去中国的主要理由，我因为人认为那势必孤单艰苦。在异象中我还看到我和我太太在那块稻田里愉悦地工作着。我再不能逃避。”
像王东先生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在中国的商业行为可以理解为事工，而他们的企业则是教会。宗教信仰和商业相结合，并在编制架构、办公室活动、使命宣言、企业文化、商业风格中公开表示，甚至通过独特的名字和企业商标（通常带有十字架）来显示。
比如，一间公司在办公室入口处就写着使命宣言：“这是一间建基于《圣经》原则的公司。”也有公司在新人入职的第一天便派发印有基督教价值观的员工手册。最重要的是，宗教活动已经结构性的植入公司。
在中国，一个企业能将宗教活动与商业运营完全相结合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这种现象却的确存在且并不少见。在笔者采访的60位企业家中，有15位和王东属于同一类型，他们将经商视作上帝放在他们生命中的呼召和道德责任。
艾霞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台湾女性，她六年前来中国做贸易。她的办公室坐落在上海繁华地段的一座高楼里，员工早上9点到达办公室，9点半在电脑前聚集，通过Skype和台北分公司的员工一起祷告。5点半下班后，员工可以自行选择是否留下参加更多的活动，例如周二有祷告会，周三有查经班，周四是慕道友开设的团契，以及周日礼拜。艾霞也定期进行施洗和圣餐礼。上述每一个在办公室举行的聚会，都会吸引超过30名年轻人参加，包括她的雇员、朋友和其他非信徒。因为人数的增长，她从台湾聘请了一位全职牧师专门负责每周的活动，这样她便能专心于自己的生意。她的雇员多数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人们加入公司的时候都不是信徒，后来都纷纷信主。
拥有自己会计公司的董杉也是台湾人，他将公司分为三个区域：办公区、团契房间和祷告室。在祷告室中他告诉记者：“这间办公室属于上帝。开工和开董事会前我们都会祷告。同时我们也将公司收益的十分之一奉献。”当记者问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经济后果时，他回答：“如果我们和其他公司比较病假率和冲突级别，结果是明显的。我们极少遇到人事管理的问题，这本身就为我们省了很多钱。”
在笔者的采访对象中，还有老板在雇员中开设“24小时祷告链”，并从农村家庭教会中招聘员工。这些例子都可说明一间“企业教会”为何可以被理解为一间名副其实的教会，而不仅仅是一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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