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罗尔事件提醒我们该如何看待恩惠和公义

多数人可能都期望活在一个统一的伦理与道德体系之下。如果总是在不协调，彼此抵触的伦理和道德观念间挣扎，人生是极其苦恼的。

“恩惠”和“公义”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观念，也是两个很容易彼此冲突，造成困扰的价值。“公义”（justice）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用得比较普遍，它与“公理”、“公正”、“正义”，甚至“好”这个字都是相通的。可是，“恩惠”（Grace，恩典）这个字在中国出现不多，它与“慈悲”、“恩宠”、“仁爱”、“宽免”、“赦免”这些词汇相近。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了恩惠，人类社会就会缺乏温暖，再也没有宽容的爱；这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公义，邪恶就变成常态，人们就无法生存。但是，要在恩惠和公义间取得平衡，实行起来还真是不容易。

在恩惠与公义之间可以取得平衡吗？如果不能，如何取舍呢？这个问题太大，三言两语绝对说不清楚。这让我想到雨果的巨著，《悲惨世界》里面两位关键性的人物，一位是冉·阿让，一个是沙威。这两个人物的互相较劲，正好像代表着恩惠与公义间的矛盾。他们间的对话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提醒我从自以为是的冲动中走出来。

在法国大革命那个持续动乱的大时代，两个派别（保皇与共和）交织掌权，斗争剧烈，也反映出传统与进步两种理念的冲突。在这两种理念之上，又有宗教信仰的冲击。因此，在这动荡的时代中，多重价值间的对比就尤其尖锐。

冉·阿让因为找不到工作，不忍看见七个外甥的饥饿难忍，偷窃了一条面包，加上逃狱，而坐了19年的牢。他出狱以后，他潦倒在外，没有客店或是人家愿意收留他。米里哀主教坦然接纳了这位不似善类的陌生人，招待他与自己一同吃晚饭，又帮他铺了一张舒服的大床，这是冉·阿让廿年来睡得最舒服的一次。

（关爱可爱的人，比如生病的孩子是容易的，可是怜悯恶人却是那么挑战我们的良心。这么做真的好吗？）

果然，冉·阿让恩将仇报。因着贪心，他偷走主教的一批银器，半夜里逃跑了。不幸的是，他跑不远遇上了警察，质问他银器的来历。他只好编造说，这些银器是主教送给他的。当警察把他领回主教的住处去对质时，他心里想，完了！这下要终身坐牢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主教当着警察的面对冉·阿让说：“这些银器当然是我送你的礼物，但你忘记了那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那两根银烛台。”冉·阿让原先在等待定罪，他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完全没想到，他却被恩惠所笼罩。前一刻，他面临贫苦和监禁；后一刻，他面临的却是自由和丰富。在他离开前，主教低声对他说：“你永远不可忘记这个时刻。你的灵魂和你的生命已经被买赎了回来。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了，从今以后，你属于上帝。”

在当时极度惊吓的心态下，冉·阿让并没有马上领会这个事件的意义。他甚至还继续去作坏事，抢劫了一个孩子。但是，这位被主教赦免的冉·阿让，再也不能狠下心来作恶，报复这个社会了。他为这次的抢劫感到痛苦，他看清了自己的丑陋，不禁喊着说：“我是一个无赖！” 这个顽强的汉子哭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流泪。

“冉·阿让哭了许久，淌着眼泪，痛不成声，哭得比妇女更柔弱，比孩子更慌乱。”

那天晚上，大约清晨三点的时候，经过主教屋子附近的车夫，看见有人双膝跪在主教大门外，仿佛是在黑暗里祈祷。冉·阿让有了新生。从此，他消失了。

八年后，有位马德兰先生出现，他为人精明能干，更是慷慨地热心助人。他当上了一座工厂的厂长，又是当地的市长。这位马德兰先生其实就是冉·阿让的化名。他因着那不配获得的恩惠，现在自己成为爱的化身，以回馈社会。例如，他仗义从沙威的手中拯救了那位受到社会欺凌而沦落为妓女的芳汀。他答应垂死的芳汀，尽力照顾她的孩子珂赛特。

不久机会来临，隔邻的城市宣布逮到了冉·阿让，正在受审。这是他脱离逃犯身份的好机会，使他面临了此生最大的良心争战：或者去自首，接受终身监禁的命运；或者不吭声，继续做个救世的善人。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要跑去自首，免去那个可怜的倒霉人被判终身监禁的命运。但是，这个脱罪的机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然是“上帝的安排”，他凭什么去反对？听其自然吧？他的良心有了挣扎。这个“上帝的安排”的借口是可耻的。他感觉自己又在作贼了，并且是最丑陋的贼！他偷盗另一个人的生活、性命、安宁和阳光！他简直是在作杀人的勾当！

于是，他重新省察自己的动机：

“那么，那个人去坐苦役牢，那是真的，不过，真见鬼，他自己作了贼！我说他没有作贼，也是徒然，他作了贼！我呢？我留在这里，继续我的活动。十年以后，我可以赚一千万，我把这些钱散在地方上，自己一文不留。我做的事并不是为了自己！大家日益富裕，……随着穷困的消灭，所有荒淫、娼妓、盗窃、杀人，一切丑行，一切罪恶，全都绝迹！”

“那个可怜的母亲也可以抚养她的孩子！整个地方的人都富裕，诚实！啊呀！我刚才疯了，发昏了，我说什么自首来着？真是，我应当小心，凡事不可躁进……为了救那么一个人而使整个地方受害！”

这下子，他心里舒坦了，他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于是打开衣橱，准备销毁那一切属于冉·阿让的东西。他找出了旧衣服、布袋，等等，那些他一直保存着，为了留下回忆的东西。最后，他把主教送他的两个银烛台也翻出来了，拿到壁炉里去销毁。这时，他心里很激动，似乎有声音在他心里喊着：“冉·阿让！冉·阿让！”他听见有声音说（其实是他的良心）：

“那好。你呢？做一个诚实的人。仍旧做市长先生，可尊可敬的，确也受到尊敬，你繁荣城市，接济穷人，教养孤儿，过快乐日子，俨然是个君子，受人敬佩，与此同时，当你留在这里，留在欢乐和光明中时，那边将有一个人穿上你的红褂子，顶着你的名字，受尽羞辱，还得在牢里拖着你的铁链！是呀，这种办法，是正当的！啊！无赖！”

他几乎不认识自己了。这是定义他做人的时刻，他到底是谁？他应当留在天堂做魔鬼，或是回到地狱做天使呢？他体会到耶稣当年在客西马尼园的挣扎。最终，他选择了地狱天使的路。这是恩惠在他身上发生了影响力，使得他不但有恩惠，更选择了公义的决定，抛弃了个人的，甚至集体的利益，去法庭自首。

冉·阿让的对手是个代表法律，维持公义、道德与秩序的侦察员沙威。

作妓女的芳汀被有地位的绅士侮辱而反抗的时候，他把她抓了起来，因为妓女是没有权利与绅士抗争的。马德兰市长当众推翻他对芳汀的判决。事后，受到侮辱的他，去密告马德兰市长就是冉·阿让。但是当法院阴错阳差的抓到了假的冉·阿让的时候，他为自己因着私心而密告的行为感到羞惭。沙威亲自走到市长办公室，全盘托出密告的事，并请求市长革他的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看来倨傲的人还是十分淳朴，还是带着良心的。

马德兰市长并不追究，认为沙威做的是分内的事。对这份人情，沙威并不接受。他说：

“市长先生，我不希望您以好心待我，当您把您的那份好心对待别人时，我已经够苦了。我不喜欢那一套。放纵一个冒犯士绅的公娼，放纵一个冒犯市长的警务人员，这种好心在我眼里只是恶劣的好心。社会腐败，正是那种好心造成的。我的上帝！做好人容易，做正直的人才难呢。哼！假使您是我从前猜想的那个人，我决不会以好心待您！会有您受的！市长先生，我应当以待人之道待我自己。当我镇压破坏分子，当我严惩匪徒，我常对自己说：‘假使你出岔子，万一我逮住了你的错处，你就得小心！’”……

于是他深深行了个礼，向着门走去。 走到门口，他又转过来，两眼始终朝下：“市长先生，”他说，“在别人来接替我以前，我还是负责的。”

这段对话发生在马德兰即将赶到邻镇自首之前。

这就是道地的沙威。

沙威为真理献身，他希望把窃盗、腐败、和一切不道德、不公义的东西赶出社会。他为这个目的牺牲自己的幸福，以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在他的天堂里并没有恩惠的观念。由于他看不见自己也需要恩惠，因此爱心和宽容已经从他心里死去，他不了解没有爱心和宽容的世界就是地狱。

冉·阿让和沙威多次接触，这两个角色的对比是如此地强烈。但是最具戏剧性的，还是最后的相遇。

在法国1832年的革命中，珂赛特的爱人马吕斯是领导人之一。冉·阿让也参与了救护革命者的工作。这时，为皇家政府刺探的沙威，混入了起义军的街头堡垒，结果他被人认出，被逮捕，并被交给冉·阿让去执行枪决。可是冉·阿让以德报怨，把他放了，并且告诉了他自己的住处，随时准备被沙威逮捕。

后来马吕斯受重伤，力大的冉·阿让背着他从下水道里逃走了。但是刚逃到塞纳河边，又不巧被沙威遇着。冉·阿让只好与沙威谈条件，要求先把重伤的马吕斯送回他外祖父的家，再回去通知珂赛特，告诉她男友的地址，然后才跟沙威走进监狱。沙威这次居然答应了！

当冉·阿让办完事的时候，沙威已经不见了。他完全糊涂了，他面临了这一生从来没有碰到的困扰，执法的本能第一次受到了良心的挑战。在盲目地执行法律，服从命令时，他的脑筋是很清醒的。但是，当良心与法律的要求相抵触时，他迷糊了。他竟然做了违法的事，私下把犯人释放了。他甚至还从心底钦佩这位苦役犯，和他崇高的品格。这想法让他对自己厌恶。

“他做了这件事，所以他对自己也不了解了。他对是否还是他自己也没有了把握。他不明白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感到的只是头晕目眩。迄今为止他是靠了盲目的信仰生活着，由此而产生一种黑暗的正直。现在这一信仰已经失去，所以这一正直也不复存在。他所信仰的一切都消逝了。他不愿接触的真理严酷地折磨着他。今后他得做另外一种人了。他感到一种奇特的痛苦，一种良心在除去蒙蔽后的痛苦。他见到了他所不愿见到的事。他感到自己空虚、无用，和过去的生活脱了节，被撤了职，毁了。权力在他思想里已经死去，他没有理由再活着。”

沙威终于跳进了塞纳河的激流中消失了。

雨果不禁在书中感叹说：

“上帝永远存在于人的心里，这是真正的良心，它不为虚假的良心所左右，它禁止火星熄灭，它命令光要记住太阳，当心灵遇到虚假的绝对时，它指示心灵要认识真正的绝对，人性必胜，人心不灭，这一光辉的现象，可能是我们内心最壮丽的奇迹，沙威能理解它吗？沙威能洞察它吗？沙威能体会吗？肯定不能。”

冉·阿让与沙威代表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个是恩惠，一个是公义。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见，恩惠可以容纳公义，从恩惠出发的公义是无私的，是更接近上帝的心灵的。而纯粹从公义出发的道德法则（或是神学观念）是冷酷的、无情的、是自义的，没有宽容的余地。那种格式化的思考方式带来更多的迫害，更多的不谅解，和更多的灾害。

犯人冉·阿让可以爱，还可以宽恕，在百老汇《悲惨世界》的名剧里，三位去世的角色（包括冉·阿让与芳汀）合唱出了有震撼力的歌词：

记住

真理曾经如此说过

去爱另一个人

就是见到了上帝的面孔

主教米里哀先生感受到冉·阿让的苦情，他看到的不是一个贼性的汉子，而是他的纯真，和他灵魂的可贵。作贼的冉·阿让本不配得到同情，但是他挂怀的是冉·阿让的幸福，而不是自己应不应该为他撒谎开脱，他恩惠的爱心主导了他的选择。在两难之间，他的选择或许更接近了上帝的心，因为所有的人都不配。他的动机和心思是可敬的。他的义行所拯救的不只是冉·阿让个人而已，雨果洞察了上帝恩惠的法则，因此对米里哀的描写入骨三分。

在现实里，恩惠与公义往往是不能共存的。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几乎是完美的，但是在现实中你我可能碰不到一个冉·阿让，我们自己可能也无法成为冉·阿让。

人类从有限的容量出发，总是习惯于格式化的思考，容易有两极化的倾向，或者过分宽容，或者过分严厉。因着我们本身的限制，我们只能谦卑地说，我们并不是对一切是非、对错都有答案，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智慧和知识能够在一切道德问题上可以指点江山，盖棺论定。

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放下身段，接受自己可能会犯错的事实，紧紧地与上帝联合，更要设身处地去了解异己，不要轻易把他人妖魔化，认为只要非我族类就必然是魔鬼的化身。主教和冉·阿让的恩惠使得他们的心向人开启，他们的正义感也更有感染力；沙威的正义感却让他的心灵关闭，让他成为执行法律规条的奴隶。

从沙威和冉·阿让两个人的不同心态，让我好像看到两种不同的基督徒心态。一种带着控诉、定罪的态度，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个执法者。一种带着宽容、恩惠，他心目中的上帝是那个接纳浪子回头的父亲。

可是，如果必须有偏差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偏差在恩惠的一边吧。但愿我们更像冉·阿让，更多带来温暖，更多带来爱心，少作自义、自是的言论。处人、处事常带着亏欠，谦卑的心。

我们关心公共道德的议题，常常指点他人的错误或偏差，以为这是不妥协地为上帝站住立场。我们总希望能赢得辩论，让他人在我们的膝下痛悔，恳求上帝的恩免。

或许，生活在多元社会里，我们应当养成一个习惯，不要急着推销自己的立场，要去改变对方，反倒应当多听听不同的声音，他人的苦情。往往当我们过分关注推销自己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常常方便地忽视了许多的事实和真相，以偏概全。我们应当更多客观地了解不同的立场，以及对方思考、做选择的背景。

如果我们用这个态度做出发点，尽量从“人类共同福祉”的视野寻找交集，而不是努力地寻找歧异点，以证明自己有理，我们可以消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如果这样，或许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祥和，更美好，也更接近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只不过是真理和爱心的见证者，而不是执法者和诠释者。

许多人对基督教信仰的反感和误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已去世的基督教学者魏乐德（Dallas Willard）曾经这样写着：

“因着一些基督徒的表现方式，有多少人完全地、永久地拒绝了基督教。这些基督徒冷酷无情、顽固严厉、无法接近、无趣、了无生气、妄想、愤世嫉俗。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所缺乏的，是上帝里面由爱的原则所激发出来的平衡的活力。被误解（或是被错误追求）的属灵观，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来源，也是人类对上帝反抗的主因。”

这不正是我们应当常常自我提醒的吗？

参考文献：

1、  本文提到“恩惠”主要是指超越常理的，不求回报的，基于爱心的赐予。“公义”不仅是一种私德，而是指能够影响公共社会的正义和道德。这些名词在圣经上用得很严谨，本文只取其概念，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根据严谨的神学定义。

2、  Dallas Willard, “The Spirit of the Disciplines: Understanding How God Changes Lives,” Harper Collins,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