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善商才是真正推动世界经济的力量！

刚刚担任浙商总会会长一职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世界浙商大会主论坛上表示，现在进行的反腐倡廉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中国这几年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这是时代的痛，也是时代的决心。“我希望，浙商永远不参与任何行贿，如果我们的会员参与行贿，就清除出去。这个代价不能再让我们的下一代去承受。”这正应了经济学家赵晓提出的“善商”概念。

我们所崇尚的“善商”精神，其本质就是要以敬畏上帝的心，遵循商道，开拓创新，创造财富，推动社会良性循环，满足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

我们已经处在最好的时代：新一届中央政府反腐败斗争已发挥震慑作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使得“劣商”们越来越无处遁形；创新文化开始深入人心。这都为兴起一批有信仰，有诚信，有担当，有使命的“善商”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我们深信：善商才是真正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力量！

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规律、规则通行于世界甚至宇宙，我们不会说1+1＝2只在某些地方行得通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就行不通。“万有引力定律”虽然是英国人牛顿发明的，但我们决不会说，这只是在英国才行得通，在中国就行不通。同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适用于整个宇宙，而不只是适用于美国，或者只是在地球的某个角落。

这说明什么？说明不管是国家还是世界都有着一个通行的“道”，而此“道”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任何文化所改变，它“放之四海而皆准”。

相比自然科学之“道”，社会科学要软性许多，因此才被称之为“软科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相对较硬，因此才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的规律及规则在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自然科学，却又充满争议；经济学具有对世界的解释与预测能力，却又充满局限性（例如2008年美国的金融海啸就少有人预测到）。

现代经济学中，市场经济中产权保护的思想得到广泛认可，只要宏观上市场配置资源，微观上保护产权，就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的增长，此可谓“国富之道”。主流经济学之外，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的概念也影响深远。熊彼特并未象亚当·斯密、马歇尔那样强调市场交易的重要性，也未象现代经济学家那样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了市场主体——企业家的重要性。熊彼特指出，企业家是职能并不是指其不是职位，如果企业家的创新职能的发挥及由此所带来的“创造性毁灭”，才真正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

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交易”，奥地利学派强调“企业家创新”，现代经济学强调“私人产权保护”，如果将这三点整合在一起，从人性以及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我们会得到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善商太重要了，善商才是真正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力量！

不错，交易带来市场，市场带来分工，分工引发更多的交易并刺激企业家及其创新，从而产生效率增进及财富增长，这是市场经济的好处！但交易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交易双方必须一致同意，这才叫“公平交易”。所以，公平交易——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善商”——市场经济制度基础的维护者。没有代表公平交易的“善商”，市场交易如何脱离丛林世界？市场秩序如何不断扩展？

不错，企业家不是职位的代言人而是创新的职能代表，企业家们应该寻找市场而不是寻找职位和权，应该以诚信求发展而不是以坑蒙拐骗赚快钱。如果企业家们偏好于权钱交易，以特权取利的“权贵经济”就会盛行，市场秩序就会被破坏，市场文明就会逐步瓦解，创新精神也终将会走向枯竭；如果企业家们习惯于以行贿受贿来做生意，以坑蒙拐骗来获小利，商业环境就会成为沙漠化，“劣商”就有可能驱逐“善商”。

由此可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需要“君子（西方叫绅士）”及“君子文化”为基础，只有以信仰与伦理为根基才能使崇尚公平公义、诚信守信的“善商”成为主流，只有以信仰与伦理为根基，市场经济才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发现：没有新教伦理就没有资本主义精神，没有资本主义精神当然也就不会有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精神并非“愤青”们所想象的资本家的“贪欲”，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节欲”，即新教企业家们靠信仰胜过了人性之恶以及与生俱来的喜欢胡作非为、骄奢淫欲，转而走上理性、创新、扩张的财富发展新途径。市场非只交易，而是公平交易。公平交易为的是保护和激励创新。公平交易需要包括产权保护在内的一整套秩序和制度的保障。假如没有新教文化的理性与洁净、升华人类自私自利的生物本性旧有如空话，市场文明就难以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带来极大财富创造的人类需要伟大的市场文明，而市场文明的建立，需要“善商”的推动和引领，一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和不断进步的关键就是“善商”不被“劣商”所驱逐，而“善商”尽可能得驱逐“劣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大问题就在于“善商”的精神、伦理及制度根基不足，“善商”的力量也远远不够。所以，尽管经济在崛起，但泥沙却在俱下。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令人痛心地看到，不是“善商”驱逐“劣商”，而是“劣商”驱逐了“善商”。

新一届政府上任后，中国的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但笔者欣喜地看到了“善商”兴起的希望：一是反腐败，使得权钱交易有所收敛，虽未治本，但治标的震慑效果已经出现；二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使得信息更透明、更对称，要想行贿受贿、坑蒙拐骗更不容易，代价也更大；三是中国经济与企业的转型，创新越来越成为主导方向，创新文化开始深入人心；四是中国开始出现一批有信仰、有道德、有理想、有使命的商人，他们成为抵抗商业腐败的中流砥柱。

这个风口那个风口，最大的风口其实应该是“好人”的风口！这个改革那个改革，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在制度、商业环境以及信仰、文化上给力，让“善商”有可能通过市场竞争驱逐“劣商”，而不是不幸地被“劣商”所驱逐！中国经济仍在下行，若是“善商”力量能逆势上行，好人赚钱的时代真正到来，那中国就可以充满希望，甚至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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