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如地震，汪国真被带走了，但是他却没有
十年前，我刚上大学，我的爷爷患上癌症。那是我第一次目睹癌症带给人的“地震”效应——从身体的异常消瘦，到器官的变形、各种疼痛，以及整个过程挥之不去的恐惧、无助，最终在疼痛的折磨中孤独离去。在这十年间，陆续有亲人因为去世，每一段“旅程”都异常艰辛，疲惫。
十年后的今天，癌症对于我们已经不再陌生。它的威力没有消减，我们只能陷于“无力”。但所幸的是，不是每一个人在它面前都“败下阵来”。这些人成了引领这趟旅程的先锋，他们识破了癌症君的“诡计”，靠着永生之道，不仅勇于与之作战，还活出了不一般的灿烂。
杨牧谷先生就是这样一位。1992年冬，他发现患上鼻咽癌，一连串痛苦的治疗令他对信仰及生命作出更深邃的反省。读他的文字，我们发觉，他不仅是我们的一位好牧者，也是一位好朋友，因为亲历痛苦，所以懂得每一位痛苦者，就像那一位人子一样。
英国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有一句名言：“没有人是一个孤岛。”这句话我们自小就朗朗上口，他的意思是说，尽管平日不察觉，其实在海底下我们是彼此相连的，是一个半岛，而非一座孤岛，不管你自觉是多么违世孤独。但真正有份于模造我性格的，是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1874—1948），他比约翰·邓恩更进一步，指出人不仅不是孤岛，他与所处的群体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他影响着群体发展的模式与方向，同样，群体亦在塑造他的性格（Personality in Community）。
《再生情缘》以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正如在书中交代过的，此书是1992年我患鼻咽癌时，每天到医院就医，回家时坚持按就医过程记下的体验。那的确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不说由治疗引起的疼痛，单说治疗进入第三周后全身像散掉一样乏力，不要说做什么事了，每天早上去医院就是一场搏斗。但当时既没有人对我作预告，又碰上身体发生了特殊变化（无日无之），最惨的是求问无门，你完全是被囚在一个无助的死角。当时支持我每天记下就医过程的只不过是一个信念：“我既完全无助地走过这趟水火之旅，其他人就不必再无助地忍受这样的痛苦。”结果这本书自出版以来，再版了很多次，也帮助过无数的人。事实上，它也改变了我半生生命的秩序，探望与帮助病人成了我使用时间、精神与机会的最优先次序。从一个真实的角度来说，它把我从书堆中拯救出来，叫我敢于面对群众，而且甘于接受这样的改变。
1992年冬，活组织检查证实我患了鼻咽癌。
1993年夏，所有的治疗都完成了，我把整个患病与医治的过程都写下来，目的是希望以后的病人不必忍受那种无知无助的折磨。在《再生情缘》的“跋——只有感谢”中，我这样写着：“过去半年的路，现在应该来个了结，因为新的路已然展开，我已作好准备再上路。”
疗养的日子是一趟再生旅程，生理的改变不必一一细说，心理的改变却叫我惊讶，而此种改变是在接受放射治疗之前的检查时便开始的。
那时我发现自己对“生”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敬，不是因为自己怕死恋生而有的崇敬，乃是因看见病友那种坦然踏实地承担人生苦难的态度而来的，特别是那一班劳苦大众。
平日我知道他们的存在，是透过报纸和电视的；今日我握着他们的手，与他们坐在候诊室三四小时，谈着一些很深入的问题，有时放怀大笑，有时黯然泪滴。护士叫着他们的名字，他们就立刻站起来，揩一揩眼角就昂首进入直线加速器治疗室，就好像在茶楼轮候，突然叫到自己号码时那样兴奋。
他们没有埋怨，甚至不诉苦，永远是那样平静地承受一切。有时泪流在他们黝黑粗糙的脸上，就叫我想起雨水洒在田中耕作的农夫身上，抹一抹就可以再来过。在他们的身上我触摸到生命的真实、深潜和神圣，叫人肃然起敬，霍然有悟。
这种领悟跟反省而悟或读书而悟，是全然不同的。它很直接、很具体，因为他们就是那么活生生地坐在我的面前，哲学的领悟从来没有这种味道。然后我发觉自己每天都自然地提早一点到医院，接受治疗后也会逗留得久一点才离去。我好像在追补昔日在观念世界失落了的东西——发现自己对“生”有一份深层的崇敬和新鲜的好奇。书名用的“再生”，起码有一大半是指此而言。
人与观念接触，并由此而生出的会通，是生不出情来的。与人接触，常有感应，并且珍惜这份关系，我称之为“情缘”。它是一种叫人珍惜、念念不忘的关系，这跟流行文化那种事事推诿于外力的“缘”没有关系。这次治病给我最宝贵的启迪，就是领悟情缘的重要性。它重要到一个地步，足以叫我重整日后的目标和方向：我相信这场病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病愈后的生活与工作都属于新的一页，而新的阶段我愿意以人为工作的对象，不仅是观念与文字。
决定把这个阶段的感受记下来的原因，起码有一部分是出于愤怒，愤怒于撒旦弄人，屡用其极。我想这种愤怒之情到第三篇仍可感受得到，第四篇开始就平静下来，因为那时我已知道撒旦是必然失败的。不是我的能力足以打败撒旦，只是神喜欢用我的软弱来击败它。
我对神的一个恒久赞叹乃是：他能把人的失败变为成就他旨意的媒介。也许是这个缘故，保罗喜欢夸口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十二章9节，另参十一章30节）。
本书上下两篇都是他的能力覆庇我之软弱的结果。
上篇的写作相当辛苦。那时的身体非常虚弱，精神萎顿，加上1993年初香港遇上连续不断的寒流，寒冷的日子又长又难受，但我逼自己每天都要写一点，不能躺在床上由日出到日落。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反省与挣扎的过程，就算我每天只能做一点点，总好过荒废放弃。我对自己说，绝对不能容让撒旦有半点工作的空间，不容许它撒下怀疑或沮丧的种子在我里面。简言之，不容许它有成功的可能。
写好了前三篇，一直觉得应该写得更好，却是修改无力，便战战兢兢地把第一篇传真给《时代论坛》。当时就像第一次投稿的心情，不见他们来电联络，也未见刊出，那时就有被“投篮”的感觉。
想不到刊出后反响不错，从港内港外，国内国外，慰问与打气的信不断寄来，除了认识的与不认识的朋友外，最特别的是那些与我患着同样疾病的人，他们表示很得帮助——他们成了我下笔的对象。我对自己说，要为他们而写。
于是有系统地再思重组一连串的问题：疾病对人的家庭、事业、理想、生活有什么影响？在什么都不能做的日子里，我可以做什么？神如何还在我身旁？在苦难里真的可以积极地生活吗？假如这是最后一天，我会怎样度过？如何面对死亡？如何活下去？说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可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到最后一部分，我决定尝试窥探中国儒道佛三家是怎样面对苦难的，宗教界和基督教神学又是朝哪个方向努力，然后我尝试提出一条中国基督徒在苦难问题上可以走的路。这便是上篇写作的背景。
这趟火之旅可能颇长，严酷如癌症的，一定会在病人中间衍生出许多恐惧和由恐惧而产生的迷信。加上在一个公共医疗工作负荷过重、医生少与病人沟通的传统下，癌症病人通常要忍受许多由无知造成的痛苦。倘若再加上街坊流传的秘方，癌症病人就受害更深了。举例来说，工薪阶层一旦知道自己患上癌症，很多人会信一些中草药的奇效，或是自己买来煎服，或是上内地求医，结果徒然浪费时间，使病情加深。写下篇的目的就是想把癌症及其医治的一些实际资料传开去。
下篇讨论的问题是可自成一体的，由怎样早查知癌细胞的存在，到医生会采用的检查，及后来用的三种传统治癌方法开始，到疗养期要注意的衣、食、住、行，可预期的后遗症，以及病人和病人家属要怎样做才会发挥最大的帮助效益。最后一部分是指出新的治癌方法为什么会更有效、更少痛苦——这一方法就是免疫疗法。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加强自己的免疫系统？又当怎样建立一种免癌的生活方式？
这部分文章适合大部分的癌症病人，可以留案待查。教牧人员以此来帮助患癌的会友亦是适宜的。
最后要说的是附篇。那是患病期间唯一一次应邀主持的公开演讲，是为“饥馑三十”做的。其取向是世界性的，本书没有这类文章，故收在里面，聊备一格。
信心加上一点忍耐，我深信癌细胞就失掉它的存活空间了。
杨牧谷
一九九三年
书名：《再生情缘》
杨牧谷（1945年—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987年起全时间从事文字工作。曾担任更新资源（香港）有限公司的执行顾问，透过富创建性及策略性的事工服务时代。
1992年冬，他发现患上鼻咽癌，其后女儿患红斑狼疮症，一连串痛苦的治疗令他对信仰及生命作出更深邃的反省。从此，他开始了对癌症病人的关怀服侍，稍后将有关经历写成《再生情缘》、《相系深深》等作品，这些书成了许多人的激励和安慰。
杨牧谷一生著作甚丰，出版书籍数量逾百，亦曾翻译过不少外语著作，题材涉及范围甚广，包括圣经注释、神学研究、社会时事、疾病关怀等。
未曾罹患癌症，不懂这场火般试炼的滋味；未曾临于死亡边缘，未必洞悉生命终极的问题。《再生情缘》是作者杨牧谷从患鼻咽癌的经历里，深深体会癌症病人的痛楚和眼泪，以文字记下病中种种、治疗的情况、候诊室与病友的交流鼓励、病中悟出生命的意义，流露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对病友的关怀、对苦难的诠释；甚至面对死亡，他仍深深信靠上帝，并大声说：“死亡，我会比你长命！”这确能安慰和鼓励病人，一起跨过生命的限制。多年前初读牧谷的散文，就觉得只可以用“火炼的精金”去形容他的文章。现在因着他的际遇，牧谷连自己的生命也成了“火炼的精金”。
温伟耀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客座教授
走过这段火浴的苦旅，作者的生命得着转化与提升，他更愿意掏出一颗心来分享；在泪光与火光中，看到了我们的信仰中有这么多的盲点。理性上苦思难解的生命死结，在此得以从容地解开了。
李洪锦
《时代论坛》社长
这是一本反思信仰与苦难的好书。这是一本写给正在病患中的朋友的好书。假如你所爱的人病了，假如你正在经历疾病，这些文字带来安慰，理解，深深的认同，心灵的医治——原来我们可以这样有力量地活着，在病痛中，我们不至于孤独，独自面对。而是可以在那些痛苦处，深刻连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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