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医生的中国心（下）

钟爱华在仁慈医院服务二十五年，中间经历过严重的排外风潮，以及日军侵华，然而这些风波与动乱都没有将他吓跑。他是如此的爱中国，以至在去世时，他的儿女特地从中国购买墓碑。“他们是深爱中国的人，所以他们的墓碑也应出自中国。”

为每一位病人祷告，向病人传福音

钟爱华对传福音也始终怀有巨大热情，抓紧一切机会向病人宣传那位能救人灵魂的主，凭着他的信心、威望和使人亲近的个性，许多中国人领受了福音。他去监狱讲道，亲眼看见基督是怎样为自己预备了许多饥渴的心灵。此外还有许多与他同工的人，他们一同劳苦，却没有来得及看见劳苦的果效。

钟爱华在文章中写道，“上帝会使用基督样式的生命，在中国的宣教士没有一个不是每天都在祷告和努力向前的，所以可以因着上帝的恩典，用自己的生命去荣耀他。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向人传讲十字架，要告诉人靠着救主洒下的宝血，人可从罪中得救赎。而这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他在自己的工作中，也用一切的机会向病人传福音。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士兵旧枪伤复发，腹部出现严重问题。“他的情况非常严重，已经无法救治，但我还是让他待在医院。我教他如何祷告，他看上去非常的恳切。昨天晚上，他去世了。但护士告诉我，昨晚他离世之前，经过他床旁边的时候，听到他在祷告。对于这个病人，我今天一整天都感到非常平安。”

还有一次，一个受过教育的20多岁的年轻人患了恶性肿瘤：他的眼睛像橘子一样凸出来。钟爱华让他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在门诊结束后单独来见他。“其实这应该是中国医生或传道人的工作，但我正好有机会可以和他谈话。我说：‘我们其实治不了你。肿瘤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所以不能动手术了。但请记住：我们每个人都会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死了之后会去哪里？’然后，我用尽量简单的语言向他讲述了基督的故事。告诉他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年轻人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堆书和一本新约圣经。两个月之后，他又回到医院。“那时他的肿瘤已经和他的头一样大，看起来非常可怕。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觉得他回来可能还是想让我们帮他治病。我还是将他安置在那个小房间，坐下来和他交谈。他说：‘我回来不是要你给我治病。我回来只是想告诉你，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现在心中很有平安。我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但我死之后，将与他同在。’”

一生敬虔，甘做主仆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许多宣教士纷纷离去，钟爱华一家，除了较大的两个女儿已回美国读书外，夫妻俩带着剩下的小女儿和儿子，选择回仁慈医院服务，带给淮阴人民极大的鼓舞。直到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一年多后，钟爱华分析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加上钟夫人身体亟需调养，才在1941年五月间举家返美。几个月后，珍珠港事变爆发，钟家再回中国的路也随之消失在烽火烟硝中。

回到美国后，钟爱华除了在家乡行医外，也迎向另一场属灵的战争。他忧心所谓的自由主义神学正在腐蚀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于是创办一份名为“南方长老会”的期刊，高举圣经权威，维护纯正信仰，影响所及，远超出宗派范围之外。接着，从1956到1973年，钟爱华在文字事奉方面更上层楼，担任“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的执行编辑，力抗自由主义神学，发挥导正纠谬的作用。他行文也像动手术一样，精简畅达，一针见血，极受各方重视。

1943年八月，钟爱华的二女儿路得（Ruth）嫁给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师，从此，也为钟爱华增添一个光荣的身分与一份沉重的服事。随着葛理翰布道大会的规模越办越大，行程越来越多，钟爱华的支持与意见也越来越受到女婿的重视。葛理翰曾说：“我想上帝给我路得，是要让我得到钟爱华这位岳父。”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透露出女婿对岳父的真心感激之情。

此外，钟氏夫妇感情深厚，如果从订婚算起（1910年），他们同心同行了一个甲子以上，成为子女们最好的榜样。

钟爱华于1973年在睡眠中去世，Virginia在15个月后也跟着去世。1975年十月葛理翰夫妇到台北主持布道大会，当记者问葛夫人在台湾有什么私事要办时，她说要去花莲（在台湾东部）订两块大理石，寄回美国作父母的墓碑，他们是深爱中国的人，所以他们的墓碑也应出自中国。1980年，姐弟四人连袂回到清江浦寻根访旧，每人从故居带回两块砖头作为纪念。爱华情深，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