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神学异象 ——在多变的世界中履行不变的召命

关于“神学异象”，提摩太‧凯勒牧师 (Pastor Timothy Keller) 在《21世纪教会成长学》(“Center Church”)中提到这个概念，这是他从戈登康维尔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神学教授林茨 (Richard Lints) 那里借来的概念。凯勒牧师表示，“神学异象就是一个愿景，你要在某个特定的时空里，拿你的神学教义‘做什么’⋯⋯它是针对某程文化、针对某个历史时刻，对福音提出一份忠实的陈述，为生活、事奉、以及宣教使命，赋予丰富的意涵。”

简而言之，这个概念涉及两个基本范畴：神学教义的范畴，和文化处境的范畴。一个是有规范性的、永恒的、不变的；另外一个则是有描述性的、短暂的、是会改变的。

这个概念说明了每位牧者，在每一间教会，并且在每一个时空背景之下都应具备传递异象的使命。“异象”也可以理解为“目标”。当然我们称它为“异象”，就是希望当牧者在传递这些目标的时候，是来自于上帝的感动，而非个人想法或主观意识，或者是他的野心。

因为个人领受、事工目标往往是主观的，但教会异象需要一个更客观的基准、更客观的运作框架，使它在被制定的时候能够变得更实际和周全，而合乎圣经的神学理念就是这样的客观的标准。

每一间教会的事工理念和异象，其实都来自于该教会以及它的牧者的神学理念和信仰告白。因为牧者要么按着自己所宣认的信仰来带领教会（有的人称之为 Confessed Theology，或者是Confessed Beliefs），要么就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想法和理想来领导。

我们需要留意，世界上不被神学引导的事工理念，当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这些理念是来自于圣经，还是来自于圣经以外的根源（其中可能包括世俗文化、牧者主观的想法、会友的诉求等等）？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新冠疫情，以及后疫情时代的一些牧养课题时，我认为我们都需要回到自身宗派的信仰传统来做反思、回应，甚至进行“反击式的行动”。要么顺服我们宣认的信仰，要么就是顺服我们主观的偏见还有认知。

顺带一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别的教会的事工策略和事工目标，直接搬到自己教会来落实的主要原因。因为每一间教会都有它认信的教义、既有的文化、预设的立场。其实教义、文化和立场也就是这间教会的“心”。只有在事工的策略、方法，跟这个教会的“心”是一致的时候，这间教会才能够发挥它所当发挥的果效。所以这就是“神学异象”的价值。

“神学异象”能够为教会在变化无常的文化处境中，透过永恒不变的真理，提供反思以及实际回应的策略和方法。

1) 牧者的身份：公共神学家

首先要和大家分享，我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对我自己来说，我认为在面对这类公共课题的时候，我是一位公共的神学家。不过在这里要补充，我对公共神学的界定方式跟一般的界定方式不一样。我是跟随范浩沙 (Kevin Vanhoozer)——三一神学院的神学教授来做界定的。对他来说，“公共神学”就是教会作为一个福音的群体所做的公共的见证，在公共领域见证福音的大能和工作。

范浩沙表示，牧者作为公共神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呼召他们该有的样式”。正如《圣经·以弗所书》4:13所说，“直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而只有在教会成了它应当有的样式之后，这个福音的群体才能够在公共领域中作上帝荣耀的见证。

2) 牧者的职务：灵魂的喂养

那如果我的身份是一个公共神学家，我的任务是什么？我的职务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灵魂的喂养。

我的首要任务，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滋养信徒的灵魂并且坚固他们的信心。大家都非常熟悉《使徒行传》6:4说到牧师的职责就是祈祷、传道——透过祈祷实践祭司的职份和责任，来陪同及带领弟兄姐妹祷告，并且透过传道来实践先知的职份，向上帝的百姓来传讲上帝的心意。

所以，犹如刚才说明的牧师的职责，或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公共神学家的职责是什么？就是灵魂的喂养和引导。因为当一个福音的群体、信仰的群体得着建造，并且明白福音、理解福音、信靠福音的时候，他就能够在公共领域中发挥这个群体应当发挥的功用。

在历史中有许多关于牧者们专注于灵命喂养的记载：譬如在十八世纪，知名圣诗《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 (John Newton)，他虽然是一个废奴的支持者，但他却没有透过政治行动来完成他的诉求，相反，他专心地以牧者的身份来喂养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的灵命，使威伯福斯能在不妥协自己的信仰、不妥协自己的良心的情况下，在英国的议会中倡议废奴法案。

除了这几个群体之外，还有谁应当留守在疫情爆发之处呢？就是神职人员。因为神职人员是具有属灵职务的人，他们不该逃跑。为什么？马丁·路德说，“因为当人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属灵喂养，通过话语和圣礼来巩固和安慰他们的良心，并在信心上战胜死亡”。

我相信这些神职人员和属灵典范的意思并非是要我们忽略社会公义，我们不是要抵制或反对基督徒注重社会公义、公共参与或文化工作，而是作为一个公共的神学家、作为一个牧师，我们的职份不应当本末倒置，不应当因为疫情的缘故乱了分寸。作为牧者，我们首要的职份就是喂养弟兄姐妹的灵魂。

1）确立我服事教会的神学异象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80后的牧者，当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首先想做的，就是慈惠工作。我想去大量收购口罩，然后帮助有需要的人。作为一个牧者，我也很想参与在这些社会公义的行动当中。

然而正因为我是个牧者，我需要退一步思考、祷告，重新定义我在疫情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所以就在祷告之后，我发现教会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其实并未预备好做这一类的工作。因为我所牧养的教会在今年3月底才刚建立两年，我们有很多刚信主的慕道友，所以我自己的判断和感觉是，我们需要的是灵魂的安慰、真道的装备、敬虔的操练，并且为疫情过后来预备，为我们的事奉来整装待发（当然当时我没有想到疫情会维持这么长时间）。

那么，我们教会在这段时间具体做了哪些事呢？首先犹如刚才所说，每一个牧者都需要回归、回溯他的神学传统和根基，来思考他在这段时间要制定的“神学异象”是什么。就在我反复思忖之后，我认为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首先应当做信仰群体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透过《希伯来书》10:19-25为大家制定在疫情当中的“神学异象”。

透过这篇信息，我向弟兄姐妹说明，疫情中，教会的任务、职务并没有改变，教会的本质也没有改变，我们仍然是一个信仰的群体。因此我们有三个要务：

而这样的“神学异象”，也奠定了教会这段时间的讲台信息和事工的安排。

2）讲台信息之外对神学异象的践行

在牧养方面，我们也安排了许多事工来提升我自己作为一个牧者的能见度。就像马丁‧路德嘱咐神职人员在瘟疫期间不可逃跑，要留守岗位。越是在疫情中、越是在动荡不安的处境中，牧师更需要在场，让弟兄姐妹知道，他是随时预备好来服事他们，甚至为弟兄姐妹舍命。

所以我们就在这段期间制定很多我们教会其实本来没有做过的服事，譬如说“晨更”。我们从疫情一爆发之后就开始了每天早上晨更，一开始我们阅读《加尔文的灵修与祈祷》，读完之后我们就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来做晨更。我们教会其实只有100多人，但是每天早上愿意抽出时间，来到ZOOM平台跟我们一起晨更的弟兄姐妹有16-20人左右，我自己已经是相当满足了。

除此之外，我们每双周二有所谓的喝“查”聊天，这个“查”其实是来自于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Charlie（“查理”），所以就是喝“查”聊天。基本上就是我对全教会开放的时间，欢迎弟兄姐妹上网跟我聊聊天、一起祷告，没有特定的议程。不过蛮有趣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渴慕，基本上每次喝“查”都不是在聊天，而是在查经，所以我为此非常感谢主。

周三我们继续有祷告会，周四下午有伯克富的《系统神学》，晚上有《加拉太书》的查经班，周六早上有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所以看得出来，我是非常尽力在做牧养、喂养、坚固信心、建造灵性、建造敬虔生命这样的工作。

除此之外，教会当中也有年轻人在这期间愿意发挥爱心，自发性成立了“送爱到邻舍”事工，目的是希望为教会的长者以及行动不方便的弟兄姐妹采购生活日用品。

因为我们这么做，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好了，聚会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晨更和祷告会的人数也有显著增加。海德堡要理问答，一个神学性很强的课程，现在平均有三十多人是会固定来上课。所以透过这些事工和网络崇拜，我们其实也在网络上、小区中不断地增加我们的能见度，吸引了不少在这段时间或者过去停止了聚会，或者正在寻找教会的弟兄姐妹。

3）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疫情显然为一些教会（至少为我的教会）带来不少祝福，但其实也带来了挑战。我们实体聚会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福音朋友，但因为疫情爆发，我们发现福音朋友，尤其是北美的福音朋友会比较被动，所以他们不会很主动地想要跟教会联结，或者是要加入到教会的群组里。因此我们的确流失了不少慕道的朋友，当然同时也吸引了很多有信仰或过去有信仰的弟兄姐妹，其中一个原因是跟我们整个策略相关。

不能实体聚会，为宣教的工作、福音的工作带来不少的挑战，这也是我们教会在这段时间不断探索和思考的。如果上帝允许，我也希望在这段时间重新制定我们教会的“神学异象”，开始由内向外去做更多作光作盐的工作、福音外展的工作、社会公义和慈惠的工作。

除此之外，在疫情中，教会吸引了不少离教会方圆30英哩之外的信徒，甚至外州的信徒。我的教会是在加州，这段时间也开始有一些纽约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聚会，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思考教会是否能够有效地去牧养这些远程的弟兄姐妹。

当教会透过网络平台吸引到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这其中是否涉及教牧伦理的问题，牧者应当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怎么跟弟兄姐妹沟通、去传递正确的教会观念？我们又是否要为了别的教会的良心多走一里路，主动去跟对方的教会进行沟通？进行怎样的沟通、互动、同工，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这次的疫情对教会来说，会彻底改变教会的前景，影响教会未来牧养的策略和资源的分配。虽然多数的牧者、学者都认为网络聚会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实体聚会，但事实上已经改变了我们聚会还有教会的样貌。如果一间教会过去在线下聚会是五、六人，改成在线聚会是十八、二十人的话，根据这种状况，教会没有道理要坚持过去的牧养模式，所以是一定会有改变的。

这段时间改成在线聚会之后，大家也都发现影音同工的重要性，但是我们需要问：教会是否重视这些事工？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新媒体、自媒体，甚至实时通讯软件的安全性等问题？

当然在面对这些议题的时候，教会不可能不去思考自己跟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在面对文化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态度是抗衡还是接受？改进还是合作？针对这些方面，我强烈建议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参考提摩太·牧师凯勒（Timothy Keller）所撰写的《21世纪教会成长学》(“Center Church”)，我想大家在当中会得到很多启发。

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参考柯罗奇 (Andy Crouch) 所撰写的《创造文化》(“Culture Making”)，他在其中说到面对文化的几个态度：在科技和传媒的使用上，我们教会的态度是谴责、批判、模仿、消费？还是我们用比较正面的态度？当然这也是柯罗奇所建议的一个看待文化的态度，就是培育，还有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