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前“南方周末”记者的信仰之旅(上)
2000年代的第一个十年，我人生最美好的岁月与这张始终处于风暴眼中的报纸粘和在一起。
2001年，我人生第一次走进南方周末办公室的大门。当时，我是一名实习生。到达时正是深夜，空荡荡的房子里没有床，只好睡在几块冰冷的硬纸板上。在随后的日子里，心却一直是热的。周末是个典型的火炉，炉膛里跳跃的是新闻理想的火苗。
我也亲身体会了周末的编辑们近乎偏执的职业态度。熬夜工作是常态，在定版前总要反复修改，不停打电话给写稿的记者核实每一个细节。
2002年2月，22岁的我成为南方周末的正式记者，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如今的我已离开南周，飘洋过海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访学游历，为人妻，为人母，日子平静如水。
南方周末自1990年代末起一纸风行，得益于“正义、理性、良知、爱心”的办报宗旨，让许多人从这些温暖而饱含情感的语句中找到灵魂的归宿感，在信仰缺失的大背景下，人们内心对正义、真理、美善的向往使得这张报纸超越了一般媒体记录事实的分内角色，背负起超过其所能承受的道德重担。
“一纸风行”使南方周末被当作类似终极信仰的替代品，走进人们的内心。但它因此而背负的压力和责任也是无比巨大。十几年来，内外夹击消耗着这张报纸的心性和气血。我最心痛的是，目睹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不堪重负而离开。
2006年，让我投入最大精力的是马拉松式的调查报道：对某医院进行非法人体实验的揭露性系列报道。正是这组报道，让我深刻体验到这种无边的黑暗，并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经历了从信奉新闻专业主义到拥抱生命信仰的转变。
我的采访从2006年11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前后耗时50多天，我找到多位线人提供证据，并多方调查核实，采访总计近50人次，触目惊心的事实相继浮出水面：该医院使用非法进口的德国器材、使用国外只允许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的技术，收取高额费用为病人装上“人工心脏”，实验中9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3岁的男孩。
3篇共计1万多字的系列追踪报道相继发表后，市民争相购买，许多报摊脱销。医院则派人迅速收购了附近数条街道的报纸。
因为舆论的压力，系列报道引发了该医院及其区政府主管部门的巨大反弹，该院院长在12月20日报道刊出当日下午，迅速到所在区法院以刑事诽谤罪向我提起刑事起诉，罪名如果成立，难免牢狱之灾。这种对付记者的逼迫手段，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属罕见。
同时，该医院状告南方周末侵犯其名誉权，索赔500万，其德国合作方也欲以名誉侵权为由索赔100万欧元。而给我们提供线索的报料医生，则被有关方面以诈骗罪构陷，全国通缉。
最为恶劣的是，该区政府在未向众多受害者调查的情况下，在法院开庭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宣布南方周末记者沈颖做的是虚假报道，当地多家官方报纸发表了这则政府发布的假消息。
医院之所以如此胆大，反弹如此强势，原因是他们多年精心编织了一张强大的关系网。该医院广搭政治人脉，政府大量工作人员及法院法官在该医院享受免费医疗、该市相关职能部门行政不作为的幕后事实。
发起诉讼的目的，一是为了恐吓，二是为了阻止跟踪报道，三是为了干扰公众视线，以抢先诉讼混淆事实，阻止可能的外部调查。
对方来势汹汹，法院只给我很短时间收集证据应诉，春节过后即开庭，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必须重新以符合法律真实性的要求重新采访一遍。上万字的报道，每个事实部分都要拿出书面证据和录音证据。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说实话，当时年仅27岁的我内心处于一种极大的恐惧与焦虑中，我知道就算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对方蓄意要颠倒黑白，法律并不能保护我。我的报社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它也未必能保护我。我仿佛看到一只硕大无比的恶兽，张开充斥谎言的大嘴扑到我面前，把我逼到了悬崖边，下面是深渊，两边怪石林立。
黑暗中，我看到了唯一的一点光亮，仿佛来自冥冥夜空之中。
我的母亲是基督徒，我曾陪她去过教会，一直觉得追求美善的信仰很好，但心中有一层坚硬的壳在抵挡：软弱无助的人才需要信仰，而我靠着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能力已经足够了。从小到大，我还没有遇到过凭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此刻，蹲伏在门外的黑暗击碎了我所有的骄傲，过去追逐真相是我做为记者的最高价值点，但当我站在真相的尽头，茫然四顾，我才发现人的尽头是信仰的开头。
我选择跪下，向神流泪祷告，呼求他向我显明他的公义与怜悯。其实，当时的我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神。
当我彻底谦卑下来，袒露自己的软弱，向神敞开心灵而不是头脑时，我终于遇见了神。
长时间的静默中，一个意念突然进入我的脑海，“神若帮助你，人能拿你怎么样呢？”慢慢的一种更深的平安在我心里升起，那种温柔的力量积聚成风暴中一块巨大的磐石，小小的我被安放在上面，身边虽恶浪翻腾，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由的安然。
祷告之后，我焦虑的心思被捋平了，慌乱的头脑恢复了镇定，眼泪被这股力量擦干了。
其实，当采访逐渐向深处挺进时，凭职业敏感我已意识到我掀开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盖子，正是涌自心中的一种很强的力量带领我走进墨黑的隧道。好象被一股从上面来的力量驱使着向前，那种感觉也许就叫呼召。被呼召的调查。
2007年3月初，神迹出现了。当我和律师向法院提交了100多项扎实的证据和几十万字的采访录音后，对方突然选择主动撤诉，法院也驳回了对我刑事诽谤罪的控告，没有立案。“巨兽”停止了威逼的架势，选择了撤退。
事后，我才知道在撤退前，“巨兽”使用了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根据我提供的证人名单，高价收买死者家属，“人都死了，你们打官司不就是为了钱吗？”“只要一口咬定没有给这个记者提供过消息，多少钱都可以谈”！所有的家属和证人竟然都选择了拒绝，即使他们中有人接受谈判，我也能理解。善良的个体没有被罪恶逐一分化吞噬，这才是奇迹。我相信，事实和真相无法击穿人性的软弱，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保守着我。
而死者家属们为善良和真实所付出的代价是，直到2011年年底，事隔5年之后，第一起病人的伤害赔偿官司才胜诉，家属告卫生部门行政不作为的官司也获得胜诉。期间5年，尽管另有多家大牌媒体相继介入报道，但“巨兽”依然屹立不倒。
在这次风波中，我才真正意识到，我过去多年所信奉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在黑暗现实的逼仄中显出的软肋。
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面对深度黑暗的调查记者从哪里而来长期坚持挖掘真相的原动力？在内外逼迫中持续向黑暗深处挺进的人，又怎能熬过漫长的寒夜，在黎明前避免心灵被刺伤，更何况冷箭有时就来自原本信任的人？眼看着调查记者成为媒体圈里最短命的工种，在黑白颠倒的年代，仅靠真相，自己都未必全身、全心而退，又能去拯救谁呢？
（原标题：《真相的尽头——一个南方周末前记者的信仰之旅（献给2013年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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