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教育，我们还很陌生

当基督教信仰借着使徒的传讲进入希腊罗马世界时，在一套已经发展得很丰富的文化体系面前，福音面临很多挑战。基督和使徒们强烈劝诫教会不能效法这个世界，这些信息让当地文化很难被接纳。可以想象，新约教会的第一代开拓者们与文化之间的张力是很强的。但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教会信徒希望他们的子女可以得到好的教育，甚至可以在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方面有所造诣。但基督教教会当时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教育机构（除了要理问答班之外）。

当教会领袖开始讨论，基督徒的儿女可否上异教学校时，他们中间的观点是有很多分歧的。例如，达提安（Tatian）和特土良（Tertullian）是完全反对异教哲学的，甚至说，“耶路撒冷与雅典有什么相干？学界和教会有何相干呢？”[1]（What does Jerusalem have to do with Athens? What concord is there between the Academy and the Church?）他们认为，有了耶稣，就不要任何其他哲学；有了福音，就不需要什么科学研究了。整个罗马帝国的文明被他们视为“魔鬼的游行”，因为这些并不出于上帝。[2] 辩论的另一方是亚历山大学派的克莱蒙（Clement）和俄利根（Origen），他们热爱文学，试图将哲学与神学融会贯通，将文化与基督教融合在一起。四世纪 的东方，也有几位主教非常欣赏希腊的哲学传统，甚至建立起他们的新柏拉图学术系统。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今天仍很贴切。巴文克认为，教会要避免走两种极端：一方面，教会不能全盘否定敬虔派追求的苦修主义是有益的，但同时要警惕这种苦修禁欲主义会陷入过度狭窄的界限，让教会成为一个排除其他文化的地方。巴文克这样说：

“基督教可以自由使用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珍宝。他们可以像以色列人那样，在离开埃及的时候，也带走那里的金银，用来装饰会幕。当基督徒用古代文化中启示出的所有人类的恩赐，来致力于一个最高的目的时，这是让上帝喜悦的做法。那么……教堂的建筑也可以参考古代的模型，哲学也可以被用来为基督教信仰辩护。”[3]

另一方面，当教会逐渐对文化有一种积极态度的时候，特别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教会高举自己，甚至成为一个文化帝国，要统管所有世俗领域，这又会引入其他危险。

巴文克之所以会在他的神学著作中，加上这一篇论文，笔者认为这与他的启示观论述直接相关。当人们谈到“普遍启示”或“普遍恩典”时，有时狭义地只限定于上帝在自然界的创造。但是，在巴文克看来，“普遍启示”是上帝向所有人显明的一些关于他的事，包括：1、自然界的荣美和秩序；2、上帝在历史中护理的治理；3、人性和人良心的见证。在本文中，笔者想重点讨论的是第二点：上帝在历史的护理作为普遍启示，与古典教育的关系。

上帝在历史中对全人类的护理，包括赐下各种恩赐，定下人类的活动疆界。人类一切经济、社会、政治活动，都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部分。继而，一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的问题，都与上帝的普遍启示有关。因为人类历史和人类知识的总和，都来源自上帝的意志和智慧。

创世记4章20-22节记载了人类文明的起源（雅八、犹八、士八该隐分别是农业畜牧业、音乐和金属冶炼业的创立人），这是一段论到普遍启示的重要经节。这些人不属于上帝拣选的敬虔后裔，但上帝仍创造了他们，让他们不仅生在世上，而且赐给他们突出的恩赐，以至于建立起一些让后人继承并受益的产业。塞特以后的敬虔后裔，是否不能采纳这些异教徒发明的畜牧和冶炼术呢？当然不是。

基督教信仰在任何时代，都无疑是逆流而上的。同时，在每个时代，上帝都呼召让基督教信仰的真理进入一种异教文化中。那么，真理与谬误的接触点在哪里？还是要不断回到上帝的普遍启示。在这一方面，护教学家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l）可能会认为基督教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前提不同，所以无法用同一逻辑对话，他与古代的特土良是同一思路。但是，以巴文克为代表的荷兰改革宗神学家们则取了不同的路径。

例如，教义学神学家巴文克的侄子、宣教学家J.H.巴文克，基于他在印尼十年宣教经历，对异教文化中的复杂心理，更富有同情心的分析。J.H.巴文克在爪哇宣教时，观察到当地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福音的关系。这是一种历史洞见。当福音进入一种异族文化时，要知道，那个民族已经活在自己的一种历史观中。宣教士若基于对普遍启示的理解，不轻视异族文化，就能避免培养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事工。因为对于教会来说，历史会塑造信徒的身份认同（个人的或群体的）。福音若深深在一个文化中扎根，会带出一种健康平衡的历史观；而历史也会成为福音的见证。基督的教会是在多样性中合一的。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救赎历史中，福音进入并改变一些本是异质的文化。福音的文化外衣可以多姿多彩，但其核心仍可以是合一的。这就是上帝再次创造的奇妙。他所要带到永恒中的一群人类，必须是多样性合一的，这也符合从始至终的代表性原则。

需要强调的是，这意思并不是将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混为一谈，而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救赎历史（特殊启示）是嵌入到人类普遍历史进程中（普遍启示）的。例如，特殊启示是完全来自于人外在的真理，与普遍启示的运作方式不同的是，它改变了听的人（即被圣灵重生），将这人一切敌对上帝的引擎都关闭，他就能再次听到上帝的声音。若没有福音和圣灵，而只有普遍启示，我们就只会自然堕入“压制”和“交换”的链条中，如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但若没有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就失去了一个宏大的依托，这个依托是以上帝的属性和护理为源头的。

巴文克在这篇论文中特别谈到拉丁文的兴衰，实际上也是上帝护理的一个过程。

……“同样的，教会接受拉丁文，作为教会的语言。……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方，让希腊语在欧洲西部不再使用。……耶柔米（Jerome）特别影响到教会拉丁文的普及，首先他翻译了武加大译本（Vulgate），其次他编著了罗马教会的祷文。后来，教会拉丁文更多发展、改变，借着经院主义和文艺复兴，成为更丰富的一种语言。”[4]

公元四世纪之后，修道主义继承了基督教学术的这一传统：图书馆和专业学者在公元540年出现在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ous）建立的一所修道院中；波爱修斯（Boethius）借着翻译和注释，让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西方所知，奠定了中世纪基督教学术的基础；一些修辞学学校（Rhetorical schools）出现，专注于艺术形式和风格的精英教育，让当时很多君王都以拉丁文咏诗为风尚，皇族女性以学识为高贵。这些学术研究后来受到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的重视和保护，他为了将基督教信仰高举，要培养一批有学识的神职人员，所以在皇室建立起一个学院，让阿尔昆（Alcun）来负责。这所皇家学院建立起预备人进入神学学习的“七艺”。这一传统在九世纪到十一世纪衰落，但在十二世纪，因经院主义的出现，而再次得到复兴。[5]

经院主义经历了两个时期，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是其特色；之后的第二时期，更多受到亚里士多德和波爱修斯的影响。当基督徒学者们开始使用辩证法、形而上学及自然科学（物理学）文献后，经院主义发展到鼎盛阶段，也催生出一些大学。巴文克说，

“在这段时期，经院主义回到古典（antiquity），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注释者波爱修斯，甚至超过查理曼大帝的时期。在中世纪，正是这一学术引导（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和思想）影响到神学、哲学和当时的所有学科。在自然事物方面，亚里士多德成了耶稣的先锋，正如在恩典事物方面，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一样。”[6]

但是，即便在这段时期，“古典”一词并没有出现。人们会学习拉丁文，只是因为拉丁文是教会的语言，也是学术用语。此外，拉丁文是一门活的语言，人们可以随意造出新词，但也正是随着新词汇越来越多，后来的拉丁与最初的版本已经相差甚远了。

亚里士多德雕像

亚里士多德哲学被中世纪经院主义高举，但人文主义却认为它破坏了人的理性。人文主义用西塞罗代替了亚里士多德，将修辞法高举到偶像化的高度。但仍有人希望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信仰调和在一起，例如约翰思登恩（John Sturn）提出，教育的目标是“智慧、流利的敬虔”。

巴文克同时列举了人文主义的一些贡献。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提倡回到圣经，是与人文主义对经典文献的推崇相关的，尽管改教家们大多不认同亚里士多德哲学。人文主义也推动了语言研究的发展，对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的兴趣引导学者们发现了大量手稿。最后巴文克提出，古典教育的起源也是来自人文主义。最初，古典教育是以希腊文学校开始的。梅兰希顿（Melanchthon）就曾组织过一个完整的学校系统，为多个科目编写课本，发展出大学和职业学校的蓝图，而且非常强调借着文学和哲学研究来预备人进入神学学习，因为（福音的仆人要用十字架上的三种语言来预备自己的知识体系）。[7] 后来这些拉丁文学校里也教基本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但这一发展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就被欧洲文化中高涨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在脑后了。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一场反击启蒙运动的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思潮出现，大大塑造了后来的古典教育。巴文克分析说，

“新人文主义将秩序颠倒过来。古典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追随、效法古代圣贤，而是借着阅读古典作者的著作，试图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自己观察并思考。……此前的古典教育是从经典文献中获得问题和词语，后来取而代之的，是借着古人著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高贵的人。……教育有了一种哲学性、历史性而且伦理性的特点。”[8]

自十九世纪后，这些一直是古典哲学的原则。但随着哲学思想的演进，以及自然科学的地位上升，古典研究和古典教育的地位也继续发生变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考古学发现越来越成为学界用来复兴古代文明研究的成功尝试。这些发现也让人们对古代以色列的处境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对希腊罗马文化的考古发掘，也让人们对希腊文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9] 新人文主义原来将古典时期刻画为一个独特的、不可超越的范本。但这种对希腊文化理想化的古典教条理解，开始遭到很多批判，并逐渐被摒弃。巴文克说：

“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对我们已经失去吸引力了。毕竟，这一理想是基于幻想，多过现实。历史研究展示出，希腊文化并没有一些学者所说的那种合一、和谐。希腊人的生活中也有怀疑和挣扎、他们自己的苦难和悲惨。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问题并不在于中世纪，而是在于现代时期，后者在古典和我们之间放了一个巨大的鸿沟。”[10]

现代思潮中的教育哲学，如培根、笛卡尔都在人类幸福的问题上，指向未来，而不是过去。各个学科的发展也脱离神学和哲学，连社会本身也抽身于教会和国家之外。劳动分工要求教育过程中有更多职业培训和教导。洛克、卢梭等开始将教育的目标重新定义为培养出独立的人，他或她可以自己思考、决策，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一员。巴文克说，这种现实主义的教育目标假设当下的教育资源是充足的，也重视现代社会对人的需求。工业革命前夜，早在1707年，德国敬虔派人士Christoph Semler就创办了一件职业学校。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渐渐成为主流。

巴文克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再次强调，古典教育和现代主流教育理念的三个不同之处：

1、看重过去或看重现今；

2、怎样进行学术研究；

3、世界观。[11]

这些也是古典教育的可贵之处。他说，“这些仍会是我们的属灵传承……它的持久价值还在于，现代文化的根基是建立在古典之上的。我们的艺术和学科之根基，都能在古典的土壤里找到。”[12] 巴文克甚至希望古典教育可以成为欧洲各国基督徒的一种连结。[13]

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逆流而上的教育观，它必定要经过很多困难。例如，巴文克说，教育者要成熟地把握古典教育的本质、方法和目标；同时，教育也不能与现代社会的现实性脱节。他这样说：

“如果学校或学院只让人花大量时间阅读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等的著作，而不能认真介绍这些作者的为人和时代，以及他们作品的哲学、美学、文化和历史价值，那么教育者就不能期待学生会对古典感兴趣或产生热爱。”[14]

“教育总是要回答一些关于人的起源、本质和目的等问题，这些答案是不可能借着任何精确科学来提供的，而只能借着宗教或哲学。……教育总是由一种世界观统管的，也依赖文化处境和社会环境。”[15]

[1] “On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7; in Ante-Nicene Fathers 3:246.

[2] 巴文克，211页。

[3] 212页。

[4] 212-213页。

[5] 214页。

[6] 214页。

[7] 218页。

[8] 221页。

[9] 224页。

[10] 228页。

[11] 239页。

[12] 242页。

[13] 242-243页。

[14] 241页。

[15] 205页。

“这很难解释。你知道的，杜思妥也夫斯基不是写过有关赌博的书吗？就和那个一样嘛！也就是说，当周遭充斥着可能性时，你很难就这么视若无睹地让它过去。懂吗？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