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相爱又相杀,人生如何重新来过?——有感于李敖的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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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李敖,3月18日离开了世界。在文学普遍遭遇冷漠的时代,一位作家的死也许丝毫无法触动我们,但李敖不同于大多数传统作家,其原因是因为他特立独行的生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批判性文风,某种程度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标。在一个谎言肆虐的社会,回顾李敖,他确实说出了许多人不曾说出的、或者想到了却不敢说出的“真话”。

 

他说,“在暗室里,我要自造光芒。”

 

他说,“我从来不崇拜偶像,如果真的要崇拜偶像的话,我会照镜子。”

 

他说,“别人只会骂人家是王八蛋,而我李敖会证明他是王八蛋。”

 

他说,“研究人性,动物园会是好地方。”

 

类似的这些触动神经,甚至让我们略感不适的语句,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李敖。我们不知道生活中的李敖是什么样的状态,据报道,李敖先前罹患脑瘤,病痛之时不改黑色幽默,当护理师让李敖说自己名字时,李敖说“我叫王八蛋”。

 

文如其人,也许观其文字,我们或可大概想象出李敖式的辛辣、犀利,略带幽默感。他被称为当代鲁迅,也许颇为恰当。他是典型的斗士型的作家,据说,经他抨击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3000余人,而且都是指名道姓,这或许也无形中给自己树敌不少。在思想的自我表达和当代社会生活中要求的情商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李敖显然没有这么想过。

 

但,批判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在鲁迅的时代,他同样对时局、人性、文化,有许多深入的批判性和呼吁性的文字。仅“救救孩子”,在历史长廊上就响彻了百余年。但今天的社会,孩子的处境依然堪忧,可能比鲁迅在他那个时代所看到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真话,是巴金的临终遗言;批判的思想,从鲁迅延伸至李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惟独缺少了从上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打开另一扇门。此时我们可以发现,人之所以怯于说真话,是因为我们始终在错误和虚假的道上直奔,除非真理本身寻找到我们,我们才会合宜地说话;人之所以在光明无所照耀之处选择批判,是因为我们绝望地认为这个世界已经无可救药了,我们并没有遇见或者本能地拒斥真正的救赎,于是就以自己充当审判官。

 

政客解决一切冲突的武器是军队;作家们选择了以笔为枪。多年前,《泰晤士报》邀请一些杰出作家以“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为题撰写文章。著名作家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提供了一句最简短和切题的回答:“在我。”言下之意是,“我”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

 

这是奥古斯丁式的自省的精神。

 

对外批判是容易,但向内忏悔却很难。只有三观建立于基督信仰,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向内探视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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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两岸三地青年影响深远的文学家、时事评论家,李敖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尽管人们对他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凡是深具魅力的人,一定有其过人之处。据统计,李敖的一生写过一百多本书,却有96本被查禁,写禁书之多,被查禁量之大,史无前例。他曾因宣扬自由主义思潮而两度入狱,其间付出的代价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

 

李敖去世后,媒体人杨澜发文表达了自己早年三次采访李敖的经历。她说,自己最佩服李敖之处并非李敖的唇枪舌剑,而是他面对学问刻苦钻研的精神,对中西方文化都有深入研究。

 

晚年的李敖,更是丝毫不敢懈怠生活的分分秒秒。2011年,他的新书《你笨蛋,你笨蛋》在台北举办发布会,他颇有些感慨地说:“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好像随时都会离开吧。做每件事情、见每个人都保持着是最后一次的态度,所以也就会更宽容,更认真。”

 

勤奋的写作,治学的严谨,自由的表达,成就了如今的李敖。也许他的很多观点,我们未必认同,但他的这种勤奋的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

 

关于勤奋,圣经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格言,“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圣经·诗篇》126:5) “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圣经·箴言》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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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是性情中人,这体现在他颇为传奇的情感生活中。《人物周刊》曾问李敖喜欢的女人是哪种标准,他说:“瘦、高、白、秀、幼。”那些与李敖有过浪漫传闻的女性,都是百里挑一的美女与才女。

 

李敖的第一任妻子,是上世纪70年代台湾著名电影演员、作家胡因梦。然而,这段婚姻仅维持了3个月又22天。

 

1988年6月,在经历了漫长的三年爱情长跑以后,李敖和王小屯结婚,1964年出生的王小屯结婚时24岁。

 

有很多关于李敖风流的传言,但他说,“《李敖和他的女人们》、《李敖论男女》,这些都是假书,不是我写的。我跟女人的关系,没有别人所写的那样风流倜傥,我没那么风流。”

 

几年前,李敖在他的新书《李敖‘混世宝典’》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爱情哲学:不论男欢女爱,两个人感情多么好,都要趁早分手。为什么非要等到两个人感情渐行渐远以后再分手呢?那个时候就没有趣味了,在男女之间感情最好的状态底下分开,那是真的懂得爱情的哲学。李敖说:“做人、做学问可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男女之间的事情不可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而是在还有能力吐丝的时候说再见。为什么?这样,男女之间还能有余情,有余味,否则就没有趣味了。看起来很无情,事实上真的感情就在其中。”

 

这种爱情观,其本质是消极和悲观的。为什么不能“爱,直到成伤”呢?为什么不能因为真爱一个人,而彼此懂得付出、舍己,让这份感情不必渐行渐远?难以想象,如果许多青年人都奉行如此的爱情观,家庭——这个社会的重要基石将会产生何等的震荡!

 

在情感领域,每个人都不是圣人。李敖有李敖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不堪。即使连圣经中很蒙上帝喜悦的大卫,历史上对基督教神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奥古斯丁,他们的生平也都经历过太多的情感试探,甚至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可贵的是,这些有过失足的人最终可以在那完全的爱的形态——上帝的爱中,重新得到了满足和指引,人生又可以重新再来。

 

我想,上帝将他所喜悦的人的过去和现在公之于众,一来是让我们不要放大对人性的奢望和幻想,二来是给我们作为警戒和榜样。这世间本不存在最完美的爱情,只有不完美的你我。让爱情变得完美的,首先是我们先懂得何为爱。这爱的顶峰,体现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流血。

 

人大博导余虹在自杀前,写了一篇感动人心的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说,“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

 

他所说的神圣之爱,其实就暗指的是耶稣基督那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爱。遗憾的是,这爱令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陌生,或许也令李敖感到陌生。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后来者是否可以在这爱里,过一个真实喜乐的生活,只能切切地仰望并为此祷告了。

 

李敖走了,或许也带着他未竟的理想。无论一个人是何等思想深邃、文笔犀利、才情俱佳,肉身的朽坏终必印证着人的有限。我们并不是超人,也无法自我拯救,更何谈家国天下?在赤裸裸的疾病和死亡面前,帕斯卡尔的那句“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似乎更易使我们谦卑。

 

李敖在离世前亲笔写信,希望“跟家人、友人、仇人好好告别”,他在信中说,“我很痛苦,好像地狱离我并不远了。……因为是最后一面,所以我希望这次会面是真诚,坦白的。不仅有我们如何相识,如何相知,更要有我们如何相爱又相杀。”

 

生命已逝,曾经的绚烂终归于平静。相爱又相杀的人生,是江湖里的爱恨情仇。而从信仰而来的相爱无悔的人生,才抵得过一切的刀光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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