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缺席，苦难无解，上帝究竟在哪里？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他的政治哲学理论彻底改变了学者们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当今著名的伦理和政治学学者，如纳格尔（Thomas Nagel）和科恩（Joshua Cohen）等，都是他的高足。

一般人都知道西方有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权观念，以及追求幸福、公正、公平、爱心等普世价值。但是，或许很多人没有料想到，单从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卢梭）传统的契约论所推演出来的人权思想，有可能只会让有才能、有资源的人（强者）出头，强制社会（和弱势族群）跟着他们的利益走，成为功利主义和精英挂帅的现象，而达不到真正的普世价值。

罗尔斯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在人文社会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热列的讨论。他修正了社会契约论的出发点，驳斥功利主义，根据“正义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的概念作为政治哲学的指导原则。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的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一书中，他又把这个原则作了少许修正，以处理多元社会中的争端：
 

在《正义论》的书中，罗尔斯使用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思想试验”，叫做“无知的面纱”。他认为，实现最公正和公平治理的唯一途径是，如果所有立法者都平等地站到谈判桌前，也都藏在面纱的后面，他们彼此的身份信息暂时不公开（他们的种族，阶级，个人兴趣），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代表哪个公民族群。然后要求这群人对一系列法律达成共识。罗尔斯认为，只有这样，治理机构才能商定真正公平公正的原则。

从“正义即公平”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他推演出一整套非常周全的政治哲学理论。那当然是这篇短文无法涵盖的。但是我想，不管什么国情，“正义”的原则应当是全人类都可以接受的。从“正义”这个原则出发，他在政治哲学上定义了经济和机会上的“道德”观念。如何将这个原则在制度上落实，这的确是个很值得探索的角度，尤其当利益既得者的自我约束能力逐渐丧失以后。

这样鲜明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当然也受到许多批评。无可讳言地，他刺激人们质问、反省今天的制度与做法。就如诺齐克（Robert Nozick，主张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所说：政治哲学出了罗尔斯之后，你可以跟着他思考、可以针对他思考、可是你不能不理会他而思考。他的学说带给彷徨中的西方政治哲学一线希望，或许人们终究能在多重理念中找到一条出路？

我之所以对罗尔斯感到兴趣，特别是对这位无神论的学者感到好奇，也是有原因的。与许多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不同，他的思想不像是世俗文化的产品，我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宗教情结，和一种宽大、悲悯的情操。在做了一些探讨之后，我的直觉终于得到了印证。

美国的知识界似乎认定，“自由主义”这个政治理念是完全建立在理性和世俗的原则上。它倡导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政府的权力乃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它的责任就是维护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独立宣言中虽然说，自由、平等是“造物者”所赐予我们不可分割的权利，但那是18世纪，基督教和自然神论盛行，有可能杰斐逊不过是借用上帝来润饰词藻罢了。在这将近250年之后，纵使宗教人士还是认为自由与平等是来自上帝，但是自由主义中的宗教语境本来就不是思想的主轴，在世俗化的环境下，老早就被扔进了垃圾箱。今天的自由主义可以抛弃一切宗教上的包袱，傲然地挺立在合理和非宗教的基础上。

所以，特别是那些哲学和政治学教授，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去40年来影响“政治自由主义”最大的罗尔斯，他的理论一定是与宗教的前提无关。罗尔斯对多元化社会中彼此冲突的信仰和道德原则，应当如何相处、互重，提出了一个政治上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个原则不建立在任何固定的宗教和道德系统上。他所提出的，是个世俗的解决方案，没有任何宗教的背景与价值观。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

人们虽然从他一生的言行和气度中感受到他有种宗教情操，也感觉到这种情操指导着他的生活和写作，但是人们一直不了解这种情操从哪里来。所以，2002年，罗尔斯逝世后的两个重大发现让这些人跌破了眼镜。

2009年3月18日，罗尔斯的两位高足，纳格尔和科恩，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的网上版。标题是：《罗尔斯：关于我的宗教》。要知道这两位名教授本身也是无神论者，所以这篇文章更具有特殊意义。

罗尔斯2002年去世以后，在他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一篇短文，题目是：“关于我的宗教”（On My Religion），写在1997年。不久以后，人们在图书馆里又有重大发现，找到了他大四写的一篇毕业论文，题目是：“简要探索罪和信心的意义：一个根据社区观念的诠释”（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1942年）。这篇文章的出现在政治哲学界带来很大的震撼，学者们惊异于它的深度。

在论文中，罗尔斯说：“政治哲学的目的就在保护合理的信心，特别是相信可以建立公正的，由宪法维护的民主政体。这种信念塑造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如果合理范围内保持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那我们要质疑，人在世界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可见他对公正的盼望之深了。他把“公正”的诉求与人类的命运绑在一起了，这是何等的高度！

首先，根据纳格尔和科恩的分析，这篇论文有很清楚的宗教信念，强烈地传达：罪、信心和上帝临在这三点的真实性。论文的第一个基本假设：有一位超自然的存在，基督徒们称之为上帝，他借着耶稣基督表达了出来。罗尔斯这篇成熟的作品强调坚定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而且，这个要求是“不容妥协”，也是“绝对不可分割”的。

其次，这个从宗教信仰出发的信念与他后来的道德与政治学的中心理念，《正义论》，有着复杂和启发性的相关性。其相关性至少有下列五点。

1、道德是由人际间的关系来衡量，而不只是为个人达到更高的善。在罗尔斯的眼中，“人性和社区的基本重要性”是基督教伦理的基础。也可以说，他是反对“止于至善”这种目的论的。

2、强调每位个体的重要性，人与人是不同的，所以任何社区（包括信仰团体），都是“有特殊性的个体”相互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救恩就是让全人完全的恢复，以融入社会。救恩并不消灭个别性。他不同意自然神论，认为一个单从理性出发的信仰，不能了解上帝。要了解上帝，他必须亲自向我们启示。

3、拒绝把社会当作契约。他认为，自私自利的动机都是罪恶的产物，不能引到公平、公正之途。这也是他为什么反对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因。他后来在《正义论》主张，社会上唯一可容许的不平等，就是给予在社会、经济上的弱势族群更大的优势。

4、谴责那些根据排他性和阶级层次而产生的不平等。他说：“在纳粹主义里，人们被高升或是被咒诅，完全根据他们血管里流的血。这种想法是骄傲最丑恶的表现。”针对社会的不公，他这样说：“社会上常有一个倾向，把社会里底层的人物称作是刁民。那些流浪汉，讨饭的，无家可归的人，盗贼和酗酒者都是最普通的替罪羊。其实真正的罪人是那些自以为比别人强的人。”

5、拒绝高举功德。他并不完全反对道德上的功德，但是他反对用它做报赏的基础。他认为：“在上帝面前，没有人可以夸口，认为自己有功劳。真正的社区也不去数算成员的功德。”这完全是神学的观念，来自基督教的恩典观。他认为，“一个人越多自省，就越能诚实地面对自己，他也就更能体会，他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过是礼物……你所拥有的一切，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是，那有什么可夸的呢？不过只能心存感恩罢了。”

这篇论文让我们看出，他后来绝大多数的政治和伦理学的论点，都已经在此有了雏形，而且这个雏形是建立在他所了解的基督教的道德观和神学观上面。虽然他的神学观不一定都有代表性，但确实是他理论的基础，这几乎是所有人都始料非及的。

当他七、八岁的时候，罗尔斯遭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先后感染了肺炎和白喉，但是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不幸的是，他的疾病却先后传染给他两个弟弟，结果两个弟弟分别因为肺炎和白喉去世。这件事对他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并且因此口吃。也或许因为这个悲剧，他著作中对先天和后天不幸的社会弱势族群，总是充满了特别的同情和关怀。

罗尔斯在普林斯顿最后两年（1941-2），曾经认真考虑进修作圣公会的神甫。当时正值美国参加二战，许多同学都去从军。最后他决定参加陆军，在太平洋战区服役。在军中，他听到一位路德会的牧师讲道，告诉他们，上帝使用联军的武器杀戮日本人，上帝并且保护联军不受到日本人子弹的伤害。不幸地，他的一位好朋友战死了。

战后，他亲眼看到广岛被炸的惨象，这给他很大的刺激。他又接触到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消息，这个事实让他无法接受。罗尔斯开始怀疑，人的祷告和上帝的旨意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我怎么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他帮助我，或是我的家庭，或是我的国家，或是任何我所珍惜的东西。在此同时，上帝却没有从希特勒手下拯救那几百万犹太人？”于是，罗尔斯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他无法在人类历史的残酷现实与上帝的旨意之间取得调和。

很遗憾地，这样一位真诚的寻道者，一位有良心、有热情的伟大思想家，竟然与信仰失之交臂，因为他无法理解与接受人类所承受无谓的苦难和邪恶，他在宗教信仰里找不到任何意义。

在奥斯威辛以后，对上帝的讨论还有意义吗？不只是罗尔斯，这也正是许多人的困扰。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ctor Frankl）去世后出版了一本《人对终极意义的寻求》（Man's Search for Ultimate Meaning）的书。在书中他说，会这样发问的人都是没有经历过奥斯威辛，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奥斯威辛找到上帝，找到信心。

我认为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的彼得·克利夫特（Peter Kreeft）教授讲得最好，在讨论上帝对人类苦难的回应时，他说：“答案不是某个道理，或某件事情，乃是某个人。”人类的苦难，有时是不能用任何道理去解释的。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没有耶稣无辜的受害，人就无法了解上帝的心。罗尔斯虽然受过基督教信仰的洗礼，但是或许他对耶稣这位“人子”还缺乏个人的认识。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曾提说到在集中营里所亲眼目睹的绞刑。旁边有人喃喃地说： “天啦！上帝在哪里？”维瑟尔感觉有个微小的声音在他里面说：“上帝就在绞架上，他还可能在别处吗？”是的，如果没有各各他，没有十字架，无谓的苦难是没有意义的。

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金杰理（Owen Gingerich），17岁的时候，弟弟在送报纸的时候被汽车撞死。生物学者科林斯（Francis Collins，《The Language of God》的作者）在书中痛苦地讲到自己的女儿被人施暴，至今没有找到犯罪者，更不要说绳之以法。这些无谓的苦难也煎熬着他们的信心。罗尔斯选择放弃他的信心，金杰理和科林斯却选择坚持他们的信心，并且凭着信心活着。他们知道，放弃信心并不能解决邪恶与苦难的问题，甚至让苦难更无法忍受。他们选择把眼睛注视在耶稣基督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