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成功，源于思想而非科技
这让人困惑苦恼。富有国家每年有数十亿美元救助资金转移至穷国，用在疟疾药物、太阳能面板、水利系统和妇女教育上。
但韦伯式的剖析告诉我们这些物质上的介入根本没用，因为其实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个物质上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思想层面着手解决。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带给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不是资金和技术，而是思想。
韦伯的分析认为，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不成功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焦虑和负罪感，他们过于相信神迹，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无柴烧。他们的成员安于假公济私，爱家甚于爱国。
换做今天，韦伯会劝告资本主义传播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宗教对应的“文化”上。一个国家对生活的态度、希望和理解决定经济繁荣与否。因此改革经济之路不应通过物质资助，而应该通过文化上的援助。一个经济体决定性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率是多少，而是今晚电视上放什么节目。
韦伯会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国家心态错了，和莱茵德国相去甚远。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家族观念强，相信神迹，不认为上帝要求他们做个诚实的工匠或理发师……
韦伯的观点是，资本主义要在发展中国家生根，带去更高生产率和更多财富的优势，需要改变心态，逐渐形成类似加尔文主义升级版的观念。
韦伯在两本著作里写到他认为对资本主义发展毫无益处的两个宗教—印度和中国的宗教，阐述他对全球发展的观点。对韦伯而言，印度教的种姓制度给每个人分配了一个无从逃脱的社会地位，以至让任何商业努力都无效。灵魂转世的轮回信仰也催生了直到来世事物才能转化的观点。同时，印度教对家族的意识形态减轻了个人责任的压力，鼓励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这些理念影响了经济；今天韦伯学派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日内瓦和埃尔福特有众多很棒的公立医院，而在金奈和瓦拉纳西则屈指可数。
韦伯也注意到中国类似的无益资本主义的因素。儒学让传统过于厚重，人无力反思做事的方法。对官僚体制的投入产生了一个静态社会，然而创业精神来自焦虑和希冀的有效融合。
韦伯写作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他身边很多人都致力于改变事物：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分离主义者。
他也想改变事物，但他相信应该先研究世界上的政治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他认为人类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权力。最早期社会依靠他所称的“传统权威”运转。国王依赖传统信念和神学的吸引力提供其掌权的合法性。这种社会非常静态，极少允许主动行为。
它们随后被“魅力领袖权威”的时代所取代，个人英雄，最有名的是拿破仑，凭借富有魅力的个性得以掌权，用激情和意志改变他身边一切事物。
但韦伯坚称，俱往矣，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名为“官僚权威”的时代，权力由大量错综复杂的官僚部门掌控，而老百姓对他们如何运作疑惑不解。公职人员在会议上和办公桌上究竟干些什么并不明了。官僚凭知识获得权力：只有他们知道事情怎么运转，局外人要好几年才能弄清楚（比如，购房政策和教育课程是如何组织的）。大多数人直接放弃了。
官僚的统治对那些想改变国家的人来说影响重大。常常有一种可以理解但实则被误导的愿望，即认为换掉领导人就万事大吉了，这个领导人被想象成大权独揽、决定一切。（例如奥巴马取代布什并没有带来一些人期待的变化；对这一点韦伯不会感到奇怪）
韦伯清楚，今天重大的社会变革不能通过个人魅力来获得。感觉好像政治变革应该由激情演讲、愤怒的大游行、振奋人心的姿态，比如出版畅销革命书籍来实现。但韦伯对这些愿望持悲观态度，因为它们并没有顺应现代世界运作的真实情况。战胜官僚内部的权力只能靠知识和系统的组织。
韦伯鼓励我们认识到变革的过程虽然复杂缓慢，但并非那么不可行。如果我们要改善事物，很可能不得不遵循看起来不那么戏剧化的步骤，通过仔细组织统计数据，耐心地向部长们陈诉情况、对委员听证会提供证词和研究预算来实现。
韦伯虽生性谨慎，但却出乎意料地给出了许多如何改变事物的理念。他告诉我们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提醒我们要改变国家，思想可能远比工具和金钱更重要。这是极其重要的观点。我们了解到，太多我们认为与客观的外部力量相关联的东西（我们因此觉得完全超出自己的控制），实际上取决于那些完全私密而更易变的东西的影响：我们头脑中的思想。
（原标题：《大哲学家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起源和成功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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