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精神病患的内心世界

促使我为精神病患正名的，源于一项偶然的发现：城市公交车的电子视频滚动条，翻动着“谢绝精神病患者乘车”的标示语。或许这只是某种形式主义或口号主义，现实中，极少有司乘人员面对形形色色的乘客，对其病史能够作出恰当而理性的判断；人们也不应通过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而随意认定其患有“精神病”，这会伤及对方的尊严和人格，即使某人有精神病史，但在乘车的时间段或外出的某一个时期，病情处于稳定和正常状态，是否意味着他的社会生活都将遭受歧视与排挤？

我感觉面对一个庞大的隐藏群体，自己成了局外人，可是当我冷静分析之后，却又发现此项提示竟然漏洞百出。

首先，人们如何定义精神病？

在劳振威所著《认识精神疾病》一书中，他对“精神”一词的解释为：

“精神与肉体是构成一个人身体的两个对等的部分。当肉体的抵抗力减弱，身体便出毛病，出现各种病症；当心灵的抵抗力薄弱，精神便出现各种问题。”

他所定义和解释的精神疾病，涵盖了人类在生存的舞台上，面临各种处境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的心灵反应，并最终诉诸于外在行为。他在此书中，建议人们应当拓宽对精神领域的认知，广义的精神层面的疾病除了众所周知的“精神分裂症”以外，还包括焦虑症、情绪病、失控症、以及压力与身心症。广义的焦虑症又包含恐慌症、恐惧症、强迫症、以及广泛性焦虑；情绪病包括抑郁症和躁狂抑郁症；失控症则包括偷窃狂、纵火狂、购物狂、病态赌博、以及暴食症。

人类因为后天环境（社会的，家庭的，与教育的）的影响，造成不同形式的人格变异与怪诞行为，未必都属于精神分裂症的范畴。比如：人们往往将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混淆。错误的判读带给庞大的抑郁症群体巨大的身心压力，以致病情延误。又将上述的精神、心理、与情绪疾病，笼统的谓之为“精神病”，而从未加以区分，也自然贻害了急需对症下药的病患及其亲属。

显然，公车标示语所定义的“精神病患”，应当仅仅限制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劳振威在书中列举了精神分裂症的普遍特征：妄想、幻觉、思维紊乱、衣着古怪、哭笑无常等等。他们的心理状态、思维模式、以及生理病变，已经远远异于常人，如果没有直系亲属的陪伴，很有可能作出违反社会治安、伤害他人、并最终自残自伤的暴力行为。对于此，作出某些强调是可以的。然而只有口号式的强调，却没有建立于维护尊严与人格之上的管理制度的完善，如公车标示语那样的草率注明，本质没有任何意义，既不可能引导大众对精神层面的疾病，有更加深入和理智的了解，也不可能唤醒人们对此群体源自人性的悲悯，反而印证了如下事实：

第一：这个社会在“和谐”中，处处充满着太多的群体歧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歧视与人格侮辱，以文革期间张志新惨遭精神折磨，最后导致精神分裂，进而饱受轮奸最为恶毒。当下社会，普通的低收入群体和外来进城的“打工仔”“打工妹”，都难以保障基本的人格尊严，更难于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遑论作为弃儿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第二：我们的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尚有诸多漏洞，比如，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对精神分裂症群体的社会监督体制？仅仅一条电子滚动式的条幅，或仅仅依靠传媒效应，能否让我们的良知得到安慰？我要表达的是：除了法制框架内的监督管理，对于任何一位立法者与监管者，应当自我设立“人性的监督法案”，只有当我们将建立于关爱、理解、尊重之上的人性得以唤醒，制度的意义才会完善。

所有制度，都应当以人为本；所有以人为本的理想蓝图，都应当以天赋人权为基石；而所有天赋人权的建立和完善，应当重新返回那一方被屈原和约伯共同仰望了几千年的“天”。当约伯在呼唤中看见上帝，此世的一切荼毒和杀戮，便都找到了出路。

关于人性的监督法案，期待不是一种奢望。事实上，在《独立宣言》最新译文中，重新阐释了个体在生命之初被上帝赋予的人权：我们并不是“生而平等”，而是“被造而平等”。它将我们从生而平等的自欺中唤醒，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重新看待他人，也重新观望我们的历史和宇宙。于是，人们想念及上帝的仁慈和至善，“上帝使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于所有被社会遗弃，遭受人们歧视的弱势群体，给予关爱、理解、与帮扶的唯一动力，来源于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上帝，看见基督，因为任何生命，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被造而有，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不应存在任何歧视和压迫，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上帝在光明之中，每一道光线都出自于他，由他照亮了整个世界。”

一个真正实现文明自主的社会，必定会张开爱的膀臂，邀请每一个灵魂前来，让所有的弃儿与流浪汉，在此岸找到片刻的理解与安宁。如果有人认为犹太裔女诗人爱玛•拉扎罗斯的诗句仅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的告白，那说明我们仍然处于和基督擦肩而过的尴尬处境中：

“送给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饱经风霜的人们，一起送给我。我站在金门口，高举自由的灯火！”

人们对精神病患的歧视，或暗藏在歧视之下的恐慌、漠视、排斥的心态，取决于我们自身精神世界的高度，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有翅膀的东西。

有两种人最容易患精神分裂症：

一种是执着的探寻自己要往哪里去的人，多见于艺术家和哲学家，如哲人尼采、艺术家梵高、达利；俄国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他们与精神分裂症都有着不解之缘。

一种是还没有来得及追问故乡，便已被这个悲惨世界完全淹没的人，如文革遭受迫害，导致精神分裂的长安画派石鲁，以及无数平凡的精神病患，当他们脆弱的心灵遭受严重的外界刺激，神经系统便摇摇欲坠。

无论哪一种情形，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真实世界里，始终充满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张力。他们在自我的受难中，叙述着人性的分裂，以及世界的分裂，或者说，他们在理性与感性、生理与心理、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之间，印证着世界的真相。或许从某一个角度而言，当精神分裂症患者遭受他人的排挤，此时，他们的内心却比常人更为清醒。

为了验证正在觉醒的灵魂，达利在艺术的道路上，虽然屡次面对世俗舆论的负面评论和攻击，他仍然执着的进行真理的追问。他以超现实抽象艺术，描摹着精神世界的内涵，当抽象的精神符号在艺术中获得再现，表面非常荒谬，却又无比真实。阅读达利的艺术，会引发对于现实世界的质疑、猜测、诘问、之后进行解构，而这样一种解构，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重建。当我们在达利的艺术中惊讶的发现“故乡”的时候，我们不必惊异。

达利说了一句震撼的话：“我与疯子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我没疯！”

或者，表面的疯狂，也只是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呈现于世人面前较为偏执和病态的现象，他们真实的内心里，却十分洁净，那一分洁净，或许只有天使才能读懂。

《射雕英雄传》中欧阳锋最终走火入魔，他进入武侠的最高境界，竟然被一个众人皆以为愚蠢的问题所折磨：“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对于“我是谁”的人生命题的诘问，是欧阳锋精神分裂之后发出的最深的慨叹，也是他此时最真实的内心独白，这是他走向虚己、谦卑、与新生的开始。在《神雕侠侣》中，欧阳锋在杨过身上得到了一段亲情的抚慰，纵然来的莫名，却印证了欧阳锋此时对于情感的需要，远远高于曾经称霸武林的雄心壮志。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精神病患总是固执的停留在自我的世界里想入非非，而世人所看到的表面情形，又多是一双双呆滞的目光，甚至夹杂着手舞足蹈的病态形体艺术。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这个在三十多岁淡出芭蕾舞台，被他的同性伴侣抛弃后，终生饱受精神分裂之苦的天才艺术家，终于在他的理智尚未紊乱时，向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在精神分裂之前不到六周的时间里，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历险，他的笔记出版时，人们冠以《尼金斯基手记》。他的手记向我们揭示了真实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心世界，他们对现实的反叛、质疑，与最终无奈的逃遁；他们内心的爱与恨、期待与回首，仿佛伴随着历史的尘烟，抒写着一个时代的真相。尼金斯基的手记，使我第一次走进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城堡，里面布满一张张荒诞的图景，但是又屡次让我沉默，我并未找到沉默的原因。他说明的每一件事，我都在场，他指出的每一项人性中的错误，在我的身上同样昭然若揭。他对人性的剖析比常人更睿智，对世事的洞察也无比通透。

他的手记同时也是一部面向上帝的忏悔录，为了他不恰当的近乎纵欲的早年生活，甚至将自身的灵魂完全暴露于上帝的真理之下。《尼金斯基手记》的精神实质，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太多类似。在精神分裂症的苦难中，尼金斯基没有采取自杀，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件近乎神迹的事。

一切神迹的彰显，源于爱。因为上帝与他一路同行。

每每念及尼金斯基的独白，我便想落泪：

“我不要邪恶，我要爱。大家认为我是一个邪恶的人。我不是。我爱大家。我写出事实，我说出事实。我不喜欢虚假，我喜欢善良。我不喜欢邪恶，我是爱。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稻草人，因为我戴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十字架。”

哪里有卑贱、贫苦、软弱、与嘲笑，诚然就有基督与祂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