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曾经有个盛极一时的“奇葩”国家：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395年），其正式名称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拉丁语为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缩写SPQR）。大约在公元98年到117年安东尼王朝皇帝图拉真在位时，罗马帝国经济空前繁荣，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自非洲北部，北达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控制了大约59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为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之一。

然而，与其在政治上的卓越影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个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个盛极一时且孕育有西塞罗等卓越政治家的政权快速垮台？

可能惯常中国人对此了解的渠道更多还是情色电影《罗马帝国艳情史》。这部美国影片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逼真地描述了公元37年至41年卡尼古拉统治罗马帝国时期裸体为习、淫乱无度的场面。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这位皇帝受军队拥戴，以至于禁卫军都亲切地称他为“小军靴”。更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位典范的暴君典范，继位没几年就被禁卫军杀死。这方面，甚至连《圣经》都有记载。罗马帝国的一个分封王希律杀死施洗约翰的一个原因是这位小君王娶了“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而被施洗约翰指责。在一次“饭局”中，“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她所求的给她”，原因也是淫乱。

据史学家吉朋记载，当时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同时可供2300名男女入浴。近乎全民淫乱的罗马有很多疯狂的性节日，比如罗马花节，20万妓女同时涌向街头。罗马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日，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而受保护。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所含微量的铅，也不要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在当时，化妆品是为了获得男性的青睐，对沉湎于“灯红酒绿”的男性而言，“酒”也与淫乱有关。淫乱的结果是，精英失去了系统的理性、强烈的意志和坚守到底的爱心（情感层面）。伴随着精英阶层的理性丧失，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空前下降。例如在罗马帝国，其军队中自由民（罗马公民）的个体素质不断下降，而不得不使用大量对本国本民族并不忠诚的日耳曼人，甚至花大代价来使用雇佣军。而在本国的决策方面，由于本民族居于权力重要地位的君主和官员大量时间花费在淫乱上，没有多少时间认真思考如何承担岗位责任，进而盲目决策。

古罗马帝国的这些经验教训，被写入了《罗马帝国兴衰史》等一系列经典名著之中。

正是吸取古罗马帝国的惨痛教训，作为卓越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同为教育家的约翰·洛克在其教育名著《教育漫话》中特别强调绅士教育体系（英国式的精英教育体系）对精英成长和进入精英状态的成人的可持续精英化的重要作用。

洛克指出，人性中天然有一个控制的倾向。一是控制自己的身体、情感、意志、理性以及自己所有权支配的财务——这导致的是自由。另一种控制的倾向是控制他人的身体、情感、意志、理性和以及自己无权支配的财物——这导致的是专制。学会让自己自由起来，而不是专制起来，这是精英的品质，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直竭力鼓吹的“绅士”的品质。

洛克等精英阶层对孩童健康成长的精心呵护让英国精英的下一代成为下一代的精英。这是英国自由与国家优秀品质的可持续保障。换而言之，看似坚持自由主义的英国，精英阶层鼓吹的是节制。贵族的节制，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正确理解的利益”，让英国精英具备了强大的理性品质，即便个人境遇遭遇某些重大挫折，仍然“拿得起，放得下”。

色情文化与此相反。当上网看到各种图片的时候，一旦沉湎于其中，在肉体的某种激情中，人们兴起的是对他人美貌或者强壮身体的某种“占有”。对洛克这样的苏格兰启蒙哲学家来说，这是一种“专制”的力量。不仅如此，色情不仅仅是激起对他人身体的占有，还有对自己身体的某种欲望的表达。欲望一旦不可控，人们就失去了“自由”。这种可贵品质长期失去的结果是，孩童和青少年就没有安排足够的时间在合宜的年龄做正确的事情。

互联网平民教育时代中，如何保护下一代的精英？

 走向全球化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浓烈情感、系统理性、果敢意志因而敢于对自己和身边的家人、邻舍以至更大共同体承担责任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从小的层面来说，能承担个体责任、肩负家庭使命，从大的角度来说，也愿意并且有动力为更大的共同体承载期望。

精英不是靠着人的自然成长就能形成的。精英的产生，一般地说，与自身禀赋相关，更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关。

互联网提供的是社会教育。互联网已经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品质。鉴于互联网的跨地区、无国界的特点，只要具备基础的上网条件，让精英社会和底层社会可以借着互联网轻易地联络，即时交流。在某些方面，互联网当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可是，色情文化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今天，令人痛心的是，甚至一些在主流社会看来比较权威的官办传媒网站之中，类似色情标题党和色情图片可谓比比皆是。

由此，这是一个和洛克时代很不一样的信息时代。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无法简单地将孩子放在高墙大院所包围的“贵族学校”里。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信息时代。

在这个因为互联网而教育平民化的时代，我们应当将古代经典的精英教育体系纳入一个更加正视开放性、更能意识到这种开放性的局限、更能与时俱进的教育新方法论之中。

这意味着，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更加不能简单地对孩童谈如何避孕，如何进行性教育。避孕和专业的性教育，“红灯区”在西方国家的设计，香港“一楼一凤”的法律设计，都无法让我们回避孩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色情文化中所遭受的长期伤害。例如，在传统社会，“一楼一凤”本是为了增加性产业的交易成本，互联网却能使其低成本运作。

无论如何避孕，无论如何分级治理，我们承认，必须竭力避免色情文化对孩童的毒害。成人世界应当做的是让自己的孩童与色情文化隔绝起来。即便孩童接受性教育，有资格对此承担责任的“是且仅是”父母和在学校的科层制体系中被重重制衡的专业教师，而不是互联网络。

这里的道理很简单，互联网中的“导师”是与金钱和自身的性欲结合在一起的，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他们的道德品质不可靠，不值得也不应该被主流社会所尊重。

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承认，我们愿意以最大的限度理解政府对色情文化的清扫。甚至政府治理引发了某些负面效果，我们仍然愿意承担失去部分自由的代价。

另外，我们也可以努力培育孩子健康的爱好，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对他们终身有益的爱好与良好的生活方式之中。我们还可以做到，让我们所能影响到的学校有更符合孩童兴趣的公共生活，使得他们不至于整天沉湎于网络，而能减少色情文化对他们的危害。

可能有些父母希望挣了钱让孩子到西方世界留学。我们想说的是，再好的学校教育都不应该代替良好的家庭教育。年轻的父母不要以为在一个同性恋结婚纷纷合法化的文明中，孩童能轻易避免淫乱文化体系的伤害。道理很简单，如今美国精英也在盛行罗马文化。这有历史考察：实际上发展到21世纪，建国时期羞羞答答的美国自然神论思潮如今已经发展为公然鼓吹某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淫乱主义双结合的缺乏爱与节制的“新保守主义”。

总之，中国社会，中国父母，为了孩童的健康成长，需要打一场硬仗，打一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