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没有理想的时代，发生任何惨剧，都只是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如2013年4月下旬发生的复旦投毒案，牵引出当年的清华朱令案，当然还有曾经的马加爵案、药家鑫案，等等。若善于关注新闻，当前的中国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升高，无论是自嘲为“屌丝”的新青年，还是被称为高富帅的新青年，皆活在一片价值真空、道德沦丧的虚浮中，在极度开放多元的社会已变得面目全非，随时有可能做出害人害己的行为。那个本应是单纯、洁净、理想斑斓的童年和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舆论对这些发生在高校中的悲惨事件，纷纷扼腕叹息，有的站在生命价值的角度，叹息一个花季生命的过早凋谢；有的站在生命教育的角度，反思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素质教育究竟敌不过应试教育，未来何在？还有的索性放弃了作为一个纯粹的人应有的独立思考，每天浑浑噩噩地度日，得过且过地活着。

我还记得当药家鑫案发生后，一位艺术家朋友和我谈到他的设想：他很想根据这个题材，创作一个主题为饶恕的行为艺术，希望给这个事件注入一些正面积极的元素，也好成为这个社会的正确导向。他原本想请我共同做一些策划，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个构想给了我一个新的视角：当惨剧酿成后，除了在法律层面对凶手绳之以法，还有没有另一种更宽广、仁慈、人道的方式，给对方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也给两个家庭日后和睦相处的可能？毕竟，两个受难者的家庭，还须度过漫长的无望的日子，是在仇恨中，还是在彼此饶恕带来的和解中？在这个国家，这同样是个问题！

诚然，在一个崇尚弱肉强食、你死我亡的文化体系之下，“饶恕”不太可能做到。我们也许忘记了，国人最擅长的，乃是“整人的艺术”，此手段在文革时期， 充分发挥到极致，在这一劣根性之下，又呈现出国人的“看客心理”、以及“以牙还牙”的强盗哲学。你想，在如此畸形的社会文化的熏陶下，提倡“饶恕”无异于痴人说梦。一方面，大众舆论首先会无情地制裁凶手，当这些惨剧发生后，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扮演卫道士和审判者的角色，替天行道，正义凛然，这也是人的本性的一种反应，毕竟一个制造邪恶的社会人理应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包括预备承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指责。

另一方面，现代法律是建立在事情客观结果的基础上，人们关注的只是案件的过程和证据，并没有深入关怀探讨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诸如社会、人性、道德、原生家庭对当事人的影响等等，因此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是对法律一种全新的阐释。他将世俗的法赋予了神圣性的意义，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的超越关怀。这里所说的信仰，一定不是人文主义者的信仰，它一定具有超越性，能对普世大众的心灵提供监督和指南。如果没有超越信仰的维度，我们甚至会发现，那些执法者本身，就是邪恶的制造者，他们参与了丑陋，只是巧妙地用各种方式掩盖起来，只是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

但问题是，即便凶手伏法，也无法给死者一个圆满的交代，对死者亲属的安慰以及相应的经济补偿，也恐怕难以产生真正的效用。“冤冤相报何时了？”，只有在武侠的江湖里，以此话了结一段江湖恩怨，不过是理想主义者暮年的无奈之举罢了！

自诩为文化大国的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暴露出诸多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上述惨案，或宏观层面的贫富差距、官僚腐败等，是否还可以想起早在一百多年前，鲁迅就在《狂人日记》中，以辛辣的笔触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以及中国人的面貌。当我最近重温这篇小说时，感叹于鲁迅竟然拥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他看到了100多年后的中国，相较于100多年前的中国，不会好到哪里去，这不是以GDP衡量，而是以国民素质为准绳。他洞穿了几千年中国文明史，竟是吃人的历史，无论外在如何盛世繁华，那些都是假象，穿越这些假象，就看到“那赵家的狗”，依然多看了众生两眼，然后每个人如鲁迅那样，陷入惧怕和恐慌中。

“我怕的有理”，是鲁迅最深的体验，同样也应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最深的体验。“似乎想害我”，是鲁迅最深的体会，也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最深的体会。我们没有安全感，到处都是抢夺、喧闹、吵嚷，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基。也许我们不怕被毒害，却害怕失业；不怕失业，却怕破产；不怕买不起房子，却怕一场大地震或豆腐渣工程；不怕大地震，却为每一天能不能吃到健康放心的饮食而倍感纠结……每个人心中，都潜伏着一个巨人。

复旦投毒案发生后，敏感多疑的我，首先决定不再在客厅里放置私人物品，因为和我同住的还有其他两位室友，尽管平时相处融洽，但有一位和我同龄的哥们儿在学生时代遭遇过重大的心灵伤害，尽管我在不断地循序渐进地开导对方需要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但我发现，一场投毒案令我的心灵失去了航向，我开始担心身边许多人，怀疑他们接近我的动机，担心万一哪一天，他们会不会给我下毒。太多悲哀的故事告诉我同样的讯息：也许身边离你最近的人，最终会成为背叛你、甚至害你命的人！我还想着，活在这个时代唯一相对安全的自保方式，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选择一个世外桃源，如陶渊明那样远避红尘，远离人群，未免不太现实。我陷入了深深的害怕和担忧中。

或者有一些神经过敏，但无奈，整个社会文化让人们“怕得有理”：首先是“人人自危”，其次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然后是“进化论”、“适者生存”，再者是“一切向钱看”、“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一个道德的人生活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不害怕反而不正常了，于是为了活着，道德的人只有拼命适应这个畸形的社会，最终结果一定是道德的人变成非道德的人。这种适应，一定会获得短期收益；但长久看来，非道德的人总归是结局惨淡。上世纪八十年代，王蒙的那部《活动变人形》，写出了一个时代，因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而导致人的变异，读来令人忧伤和沮丧。

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记得小时候，其他孩子来我家总是不敢吃我家的饭，原因是他们的父母从小就告诉他们不要相信别人，不要去同学家吃饭。这个忠告放到现在，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最近又曝光了一些高官嫖宿幼女的案件。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相对还能整洁一些，至少在我的生活里，没有这么多蝇营狗苟。我小时候是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城市的孩子们是这么被忠告的。所幸的是，母亲从小让我要敬畏上帝，也要学会爱人，所以七岁后我到了城市，才不会有自卑感，当时其他从农村来的孩子，普遍有心理自卑，然后每节课结束，都会形成两派对战的阵营，最后无非是请出班主任，班主任肯定偏向于城市里的孩子，无论对错。所以我的童年并不开心，很多中国孩子普遍没有童年，我们从小就体验到阶级斗争意味着什么。当马加爵进入象牙塔，深感自卑无处藏身，最终拿起刀的一刹那，是对现实和命运的反抗，尽管这一反抗并不理智。

后来我也能理解那些告诉自己孩子不要去别人家吃饭的父母了，因为这些父母也从小被他们的父母这么教育，他们的父辈是从文革、解放前那一段历史中走过来的，所以不大会相信人。我建议那些研究当下中国社会城市人群心理疾病的专家们，应该多一些历史常识，多用一点历史的眼光去看，就知道当下盛行的都市病，诸如孤独症、社交恐怖症、强迫症、工作狂等，有一定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土壤，并且有一个漫长的演变的过程，绝非突然产生的心理现象。

实际上，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当下发生的很多事，就好像投毒案、马加爵案、以及各种各样始料未及的罪案，就知道在一个全然败坏、超级畸形的社会文化中，受害者和法律意义上的凶手，都只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活在一个尚未觉醒的时代里，旧有的文化的声音已无从告诉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亘古长存的信念和渴望。当心灵摇摇欲坠的时刻，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浪潮中，便被动地选择告别青春，以决绝的姿态。

我一直秉持一个信念：任何生命从母腹降临的时候，一定是不谙世事、纯洁无污的，之所以长大后，有的这样，有的那样，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受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决定了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走向。乃至于他们背后的家庭和祖国，统统被埋葬在一个虚假的谎言和梦靥之中。人们忙着在这个梦靥里奔跑相告，也在这个谎言里彼此杀戮。

抱歉，我不能具体告诉你这个谎言究竟是什么，有待于各位自由揣摩。当我们知道谎言背后站着的是谁，就知道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