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欧洲，来华传教

郎世宁，意大利原名Guiseppe Castiglione，1688年七月19日生于意大利北方城市米兰，十九岁加入耶稣会，以后被送到热那亚接受宗教教育，认真学习耶稣会士安德烈‧波佐（Andrea Pozzo，1642-1709）等大师的绘画技巧，并为教堂绘制壁画多幅。

 

郎世宁来华之前，在欧洲便享有画名。他的画作充满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绚烂多彩的光辉，也体现了他心仪的老师波佐名画中的透视艺术。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郎世宁接受耶稣会传道部的派遣前往中国，康熙五十四年八月抵澳门，在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引荐下，偕同外科医生罗怀中前往北京觐见康熙皇帝，以通晓技艺西洋人身分被召进宫中，从此即以其擅长的绘画技能供职内廷，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与生活习惯，并在这个时候采用了中国名字──郎世宁。

 

郎世宁于雍正元年（1723年），被安置在居祥宫南面的京西海锭如意馆内从事绘画工作。在雍正时期，郎世宁的绘画作品有《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等，并帮助年希尧出版了一本着作《视学》，在中国公开介绍西洋透视学的原理与方法。其后于乾隆年间参与乾隆皇帝指派兴建喷水池的栏竿等建筑设计。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和工艺设计师。

▲《乾隆大阅图》

糅合中西艺术

郎世宁的作品甚丰，包括人物肖像、写生纪实、良禽、动物、花卉及山水等，已发展出独特的画风。去年十一月，故宫特展“神笔丹青——郎世宁来华三百年”，一幅幅生意盎然或淋漓尽致的画作令人目不暇给。郎世宁流传至今的作品，年代最早的当属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元年为皇帝登基绘制《聚瑞图》，几乎不见任何线条勾勒，色彩的敷设也极具光影效果，与西洋写生观念较多符合；画中青瓷瓶与台座均以详实态度进行描画，可以在清宫收藏中追索真实对应的对象。雍正六年，他完成《百骏图》长卷，则于山林布置上充分显露着西洋深远效果，马匹的大小也随之而有比例变化；远山石块画法，更异于中国传统笔法，在林木上亦多堆栈颜料的处理。

 

郎世宁的艺术才华获得乾隆皇帝的赏赐，得以充分发挥，他的画技和名声也在此时达到了巅峰状态。郎世宁经常为乾隆皇帝和后妃制作肖像画，依据传教士书简记载，乾隆元年、二年，乾隆皇帝曾两度莅临画院观看郎世宁作画，当乾隆皇帝看到郎世宁所绘《阴阳脸》时（西方惯用侧光让人物具立体感，造成一边黑、一边白之效果），感到很不习惯，因此赐与郎世宁以水彩画具，命令他采用中国肖像的表现技巧。后来郎世宁在宫廷中所画帝后及大臣的肖像中，虽然于解剖结构非常严谨准确，但一律采用正面光线，使人物面部柔和清晰，这是揉和中西艺术的新创造。乾隆皇帝是三皇帝中最重视传教士的皇帝，而郎世宁也常利用机会力谏皇帝彻回禁教之令。

后期作品倾向中国画风

郎世宁画花鸟画时，发挥西洋画写实和色彩的优势，使他的花鸟画既像中国花鸟画，又似西洋的静物写生画，独树一帜。郎世宁笔下的花卉迎风带露，千姿百态；笔下的鸟禽色彩鲜艳，栩栩如生。郎世宁以画马闻名，如《百骏图》、《八骏图》、《十骏图》，在绘画技巧上，充分发挥了西洋画注重明暗、解剖及透视的特色，但又大部分使用中国的毛笔、颜料和绢本作画，效果别具一格。

 

郎世宁后期作品较倾向中国作风，这种变化证明了乾隆的审美情趣和对西方艺术的评价。皇帝诗文中对西方艺术多有叙述，认为“泰西经具别传法”、“着色精细入毫末”，不过，皇帝认为这样的手法虽然逼真，但“似者似矣逊古格”，为了臻至完美，就命中国画家与他合作。如乾隆十五年《开泰图》为例，题款虽为郎世宁，然而图中湖石、翠竹、白梅，用笔随意，当是出自其他宫廷画家之手，显示中西绘画在融合上的努力成果。

 

郎世宁早年作的《八骏图》与晚年的《云锦呈才》，在树石背景的处理上，有明显的差异。《八骏图》由郎世宁独立完成，以西方透视法描绘地平面及高大的柳树杂木等；《云锦呈才》沿用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以向上堆栈的方式表现远近。

 

郎世宁可能调整了原本表现明暗立体的手法，以非形似的写意描绘马的形态。乾隆时期的郎世宁有许多与宫廷画家合作的作品，大多由宫廷画家补画背景树石花卉，或是互相搭配，构成谐调合理的画面。

 

郎世宁初来中国才廿七岁，初期作品明显地表现出充沛的精力和朝气蓬勃的创造性，画幅无论大小均由一人完成。到了乾隆时代，因年事已高，声望日隆，故画面次要部分由中国画家补绘。不过，在更多的场合，这是出于乾隆皇帝的意思而非画家的本愿，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则是东西方在美学观上的分歧和冲突。

▲《十骏图》之红玉座

关键时期勇于护教

郎世宁历事康、雍、乾三朝，受到皇帝喜爱，对于宗教事务极有贡献，《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有许多传教士谈到关于他的事迹，大都论及郎世宁在教团中非常活跃、深受帝王喜爱、营救教友和开导教友等，关键时刻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

 

郎世宁本职是耶稣会士，以艺术表现享有盛名，努力的目的是为了传教，履行神职，但雍正和乾隆对西方宗教不感兴趣，曾取缔基督教，视传教士为专技人员，采取用其技艺的态度，以满足统治需求和西洋嗜好。

 

雍正元年，发生了福安教案，许多会士被囚迫害。雍正二年，雍正帝批覆礼部奏议，“将西洋各省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差澳门，应如所请。砭五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教案发生时，传教士力图挽回，透过关系设法奔走迎救，但情况相当不乐观。

 

而当雍正帝批准禁教后，郎世宁和冯秉正神父、费隐神父联名求见允祥，请求保护与代奏雍正帝，祈请收回禁教成命，最后虽然未能转圜，但说明郎世宁热心参与教务。

 

乾隆帝多次表示反对国人信教，表面上对传教士态度开明，然则地方上监禁、斩杀传教士之事时有所闻。为了维护传教事业，教团不得不运用乾隆器重郎世宁这层关系，请求乾隆帝宽容传教士、赦免教徒。

 

乾隆元年（1736年），禁教迫害又起，北京诸神父联合上疏，请郎世宁伺机进呈。当乾隆帝一如往常坐在郎世宁身旁观看作画时，郎世宁突然搁笔，满脸悲伤，跪地述说教会遭难的情况并进呈奏疏，乾隆帝表示：“朕没有谴责你的教会，朕只是禁止旗营里的官兵进教。”示意太监收下奏疏，对郎世宁说：“朕会读它的，你放心，继续作画吧！”此后，郎世宁又多次参与营救受难教士与教友。

 

乾隆三年，郎世宁又于乾隆帝观看画作时，跪地泣求宽容基督教；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又起，旋即扩展至全国，北京教团只得再次委托郎世宁伺机奏呈。

 

鉴于多次经验，宫廷禁止郎世宁向皇帝奏呈事务，但郎世宁毫不畏惧，依然两度向乾隆帝请求宽容基督徒，赦免传教士，甚至藉由沙如玉神父之逝，与乾隆帝解释教义。

 

郎士宁多次参与转圜教难，数次当面恳求乾隆帝宽容，充分显现勇敢无畏，虔诚抢救教务与生命的勇气与毅力，正如同郎世宁墓碑的拉丁文题赞：“于传教事业极着功迹，其宗教修养，亦颇昭彰”，说明郎世宁对于中国传教事业的贡献。

清朝西洋画师第一人

郎世宁西画技艺娴熟，入华后被要求学习中国画，为了融入文化，郎世宁放弃专业画家自尊，配合皇帝要求。钱明德神父指出，传教士压抑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宗教的利益，试图得皇帝恩宠，并为他作出有利而又必要的劬劳，以鼓动他即使不是变得支持我们圣教，至少也是不再迫害它。”其热心传教及参与教务之牺牲奉献，令人感佩。

 

乾隆三十一年，郎氏以78岁高龄卒于京师，乾隆帝特传旨优恤，赏其三品顶戴，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赐银三百两料理其后事，郎世宁也因此成为“西洋画师第一人”。

 

郎世宁的中国绘画风格已具形神兼备，其中西合璧的画风，成为一种双向交流的新时代特征。郎世宁谦逊自抑、真诚伟大的人格特质及磅礡大气、艺术精湛的画作品，均令人景仰向慕，穆穆清风、山高水长。

 

参考数据：

1.《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顾卫民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2.〈神笔丹青─郎世宁来华三百年特展铜版记功〉，故宫文物月刊392期。

3.〈传教士书信中的郎世宁〉，侯皓之 故宫文物月刊392期。

4.故宫季刊第27卷第三期。

5.《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列传》（法）费赖之着、梅乘骥译，上海天主教光启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