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70年前，在美国宾州坎伯兰谷地一个普通农场家庭中，玛丽夫人在一群孩子的注视下，将她亲手制作的小木箱摆放在客厅的壁炉架上。这位母亲庄重地向孩子们讲明这精美小木箱的用途——“传教士奉献箱”。自此以后，孩子们不再乱花零用钱，而是节省下来，快乐自愿地投到这个圣物箱中。他们也像母亲一样节约咖啡、糖或黄油的开支，点点滴滴地积攒下来。这种奉献的生活一直伴随着七个孩子的成长。

就是这七个孩子，长大后有四位离开家乡远赴中国宣教，而长子狄考文牧师在中国一待就是46年，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创办人，被誉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父”，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执笔和集大成者。其弟狄乐播亦是潍县乐道院的创办者，集宣教、医疗、教育于一身。

狄考文与无数的传教士奉献于中国，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大学及高等教育形成。有了中国的近代科学教育，有了人人可以直接聆听神话语的和合本圣经。

狄考文同新婚不久的妻子狄邦就烈前往中国宣教时，还有蜜月中的同工郭显德夫妇。那是1863年7月3日，他们在美国北部长老教会的差派下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帆船“圣保罗号”。经过长达180余天的航行，历经艰险到达中国。同船的郭显德等因在船上长期使用腐烂变质的食物和水，都患上了肠胃病。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献身中国宣教事工的意志。当医生告诫郭显德若想活命，只有放弃中国的事工返回美国医治方可的时候，受到肠胃病折磨的郭显德弟兄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敢违背神的旨意，因此我下定决心，我若不能在中国存活，那么我也要死在中国”。狄考文也说：“我决意把我的一生献给中国，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

他们在山东登州与先期到达的梅礼士、倪伟思等同工会合后开始宣教，建立教会，开设男女学堂等。十年过后的，1874年，狄考文倾心栽培的启蒙学校，终于在登州发展成中国最早开展高等教育的大学，并更名为登州文会馆，之后几经变迁成转化为今天在全国享有盛名的齐鲁大学。文会馆不仅培养了一批早期接受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大学生，更培养出一批具备当时中国最具先进文化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大学教授。他们当中的毕业生逐渐在中国其他地方刚开设的大学任教，比如上海圣约翰大学、京师大学堂等。美国学者小海雅特（IRWIN T. HYATT,JR)研究认为，登州文会馆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事实上登州文会馆不仅是那时代最好的教会大学，延至20世纪初也还是中国本土最好的大学。

据文献资料显示，1894年，登州文会馆47名学完全部课程的毕业生，能有11名在登州文会馆和其他地方大学担任教习，更有多名毕业生在上海圣约翰书院教书。1898年清政府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其西学总原宗教习传教士丁韪良，曾确定一次性聘任文会馆的毕业生12人担任教习，整个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除一人外，尽是文会馆毕业生，这表明文会馆在西学教育方面的造诣在当时的中国无出其右。直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开后，也有多名文会馆毕业生任教。

清末推行教育改革，山东大学堂是当时清廷首办的省级高等学堂，其最初的教学体系和师资生源完全是文会馆原班人马按本校模式移植，从筹备到成立，只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便已有模有样。清廷欣喜，便通令各省“依照举办，勿须宕延”。一时间，各地新式学堂对文会馆学生趋之若鹜，“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育界和学界的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山东坊间的语谣便由此而生随后全国皆知。今天山东大学内尚存“考文楼”纪念狄考文在山东及中国教育界之创举。

狄考文与教会创立的这所大学之目的，正如他在1877年上海第一次宣教大会上宣誓的：“教会学校对学生进行智力、道德和信仰上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使他们信靠上帝，而且要使他们在信靠上帝后，能够成为神手中持守真理的坚定信徒，还要倾力对他们进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教育。”

上图为彼时文会馆开班之课程，其中既包括经过遴选的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又包括西学之代数、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天文、万国历史、经济学、逻辑学、解剖学等，足以说明文会馆所授知识的全面、深厚及先进，其领先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学校实行高等教育名副其实。

更让人感恩惊叹的是文会馆毕业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了著名的牧师、传道人。如丁立美被誉为中国的慕迪，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奋兴家；贾玉铭、孙喜圣等也是教会著名牧师。

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为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写下来的，二者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希伯来文承载古代东方文明的结晶和文化底蕴，希腊文化则承载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今日欧美各国的文化摇篮正是源于希腊文化及继承其文化的罗马帝国。这两种语言的兴起和变迁显明当某一种语言的开始广泛传播圣经的时期，正是那种语言，那一时代、那一民族命运的转折点。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和合本圣经”正是狄考文和他带领的团队在 1890年开始翻译的。我们今天能读到畅达、优美的中文圣经得益于狄考文及其领导的团队倾力翻译和集大成之事工。

1890年在上海第二次宣教士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差会，抛开宗派间的差异，使这次大会具有在中国宣教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630多位宣教士，在7天的会程，不停歇的祷告。与会的宣教士中，大会推举出七位组成委员会，其中在山东宣教的有四位，倪伟思、狄考文、郭显德与戴德生。狄考文的同工倪伟思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圣灵一直在引导他们，与会者被圣灵所感，达成一致的共识，决定共同翻译一本超越宗派和差会背景的、利于大家通用、向中国宣教的中文圣经。彼时距离英国宣教士马礼逊1807年来华翻译圣经已经过去83年，当时的背景：期间圣经翻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几经波折，前赴后继，一直没有停歇，而且由于采用的中文语体不尽相同，也形成有多种地方方言的圣经译本在流通使用的局面，不利于各地教会的交流，当时而中国本土的信众、牧师、教会正则在迅速地成长过程中。在这一背景下，推出一部通用而且准确载明上帝话语的中文圣经的跨教会事工呼之欲出。

因此这次大会通过决议，不分国别、差会、宗派地指派与会宣教士中最合适的代表，组成3个翻译委员会。其一，继续翻译修订文理语体的中文圣经；其二，翻译半文理语体的中文圣经；其三，以狄考文为主席的圣经翻译委员会，致力于翻译并集大成出一本采用畅达、通用的中文语体（即当时的官话、口语与书面语结合的白话文体）的中文版圣经。狄考文会后即将文会馆的事工移交给宣教同工赫士，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后来第一次和合本翻译会议即在山东登州他的住宅中举行（可惜这一遗址笔者几次寻访未果），但他生前却未曾看到和合本圣经的集大成及出版，接手圣经翻译工作后第18个年头，即1908年因患病不治在青岛福柏医院（今青岛市口腔医院）去世，继任者宣教士富善与同工又花了十一年时间于1919年将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完成并正式出版。

我们要由衷地感谢和赞美上帝，由狄考文主要翻译完成的和合本圣经直至今日仍被全球华人教会广泛使用，更无其他译本可以取代。和合本圣经成为今日华人教会纯正信仰的基石，这实在是神手在中国亲自的作为与掌管。

奇妙的是狄考文带领的翻译团队中有几位中国基督徒，他们都毕业于文会馆。有的直接参与翻译，有的作为助手，有的则参与其他翻译委员会，如连英煌成为传教士施约瑟翻译工作的得力助手。文献记载和考证出有邹立文、连英煌、王宣忱、李可通等，他们都是山东人，这也是为什么和合本圣经中会有那么多的山东话（语言学家把中国方言分成八大语系，山东话为北方语系）。在圣经中可以看出许多词语出自山东方言，例如“日头”、“不是”、“缠磨”、“理论”、“强处”、“作声”、“越发”、“责备”、“强嘴”等等，粗略查找就有几十处。仔细斟酌和合本圣经的修辞，在诗篇、箴言、以赛亚书、雅各书里能看出其遣词造句上的优美、整饬和简洁；同时和合本圣经也没有因为修辞上的精美而丧失平实畅达，让无论文化高低的人都看得懂，而这更彰显出和合本圣经的奇妙之处，即使中华民族遍布世界各地的子民们，无论文人学者，知识分子，还是大字不识几个的贩夫走卒、贫苦乡农，以及妇孺孩童，只要愿意读圣经，都可以读得懂。

神把狄考文这样一位成就大事的弟兄差派到山东，从宣教到创办第一所大学，再到翻译和合本圣经，并培育出一批忠心跟随主的后人，成为中国教会和社会步入现代化会社会的栋梁之才，难道是偶然的吗? 我们回眸百年前狄考文为代表的那个时代宣教士们所付出的代价，不由得深深折服于上帝的奇妙大恩，深深折服于他们把生命献给中国的赤子之心，也更愿上帝挑旺你我心灵之火，为主奋兴，为宣教事工献上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