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患病，我们祈求医治，于是得医治成了病人的终极关怀。我们很少反问其中有没有信仰的矛盾，甚至不觉得这种祈求是否有可能犯上价值误置的危险，教会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也一直如此奉行。

但祈求医治是一回事，一边祈求的同时，病情一路按医生的预测恶化下去，又是更常见的一回事。直到病入膏肓，离世归天父那里去，后人又会起来为神不听祷告解释一轮。只是前前后后的理由及解释都给人一种无力的感觉。

我则一直感到，祈求与医治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终极的，病人大概是有一个比痊愈更高更广的空间可以存在，或期盼，那就是神的名要得荣耀，他的国可以早日降临，他的旨意可以成就在地，以及别人会得到益处。其间可以包括我得到神的医治，或得不到神的医治，但终极关怀的主体不是我，素来都不可能是我，乃是神，乃是别人——这是我在候诊室体悟出来的道理。

引发我想起这问题的，是我在香港及海外的灵恩派朋友，他们听见我病了，一直要求上我家给我按手祷告，前前后后有许多人。我深为他们的爱感动，自觉不配。但另一方面亦开始自我反省：为什么他们这样爱我？人是不是有一个时候或一个阶段，可以合法地成为众人关心的对象？关心到一个地步，只有他，没有别人，甚至也没有神？譬如说，当他患了病，人就要关心他多于关心神吗？以至人可以不问他的心意如何，只一个劲儿要他医治吗？为什么患病会有这种近乎终极的权利？人患病就只能求医治吗？为什么人生病就不是一个可以祈求神的名得荣耀、别人得益处的时候？个人的生死安危真的比他的国度更重要吗？是什么时候开始个人的生死安危变得那么重要呢？

我素来避免影响灵恩派朋友对神的信心，不仅因为这是有违我所了解的圣经信仰，也与我自己的经验相抵触。因此一方面要让他们知道我相信神在今天仍能行大事，另一方面我要与他们分享一个特别的经验，这个特别的经验与他们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有一天我在书房内祷告，神在我的心内发声音（这经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的弯角都出现过：1963年的蒙召；1973年再蒙召要做神学的工作；1981年的回港以及现在），他问我：“假如我现在就伸手医治你，使你免去患病及疗程中一切的痛苦，你要还是不要呢？”

我记得我当时的反应不是热烈的立刻应允，反而是相当迟疑的，倒有点要跟神商讨的味道。我说：“你知道我是最怕痛的，要打针了，全身肌肉就会绷紧，跟着出汗，直到今天打了无数的针，仍是这个样子。你医治我，免去肉身的痛苦，当然感谢你，但为什么只有我一人得此恩宠？我的病友也会得你的医治吗？我们做基督徒就是为了这些特权？人间的生老病死就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而可获得特别的优待？做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基督从来没有特权，反尽了人间一切的义务，遍尝百苦，为什么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反要那么讲究权利？

“你今天医好我，我明天就不需要来医院，不需要在这里排队，不需要接受电疗，而且也不会再见到这一班同在水深火热中的病友，不能听他们诉苦，不能跟他们分享一点经验，连一句鼓励打气的话都不能说了。很奇怪，我觉得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真的，假如今天病魔就离我而去，连受到损害的组织都修复了，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这便是我的终极关怀吗？什么是一个健康的人呢？也许像少年时代的我，或健身院的教练？那又怎样呢？倘若人的意义是根据相对于什么来厘定，却不能从本身来寻找，健康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意义吧。但我们这一代人却把健康绝对化、终极化了。世界上除了你之外，任何事或物被绝对化、终极化，都会产生问题的，不是吗？

“一个健康的，却是无所事事的人，他（她）就只能健康地去逛商场，健康地去饮茶、串门，剪发，也许还加上去健身院锻炼身体，这又怎么样呢？他（她）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不知道要这健康的身体来做什么。他（她）的健康只会增加他（她）的无聊感，因为这种健康只会叫他（她）更有体力去从事无意义的事，继续逛商场、饮茶、串门、剪发……

“失去健康是很痛苦又很不方便的，这个我知道，而且有很深的体会。它使我感到自己像个被骑劫、被缴械的人，撒旦也一直要我相信自己是被骑劫、被缴械的人。但它不知道的是，患病的人的确有一个更广阔的存活与期盼的空间。对神：疾病叫人倚靠神，他与神之间有更亲密的相交，进而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优先地位，这是健康的人常忽略的；对人：因着与患有同样疾病的人相处，他更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很幸福的，他也更乐意按自己所认识的及经历的，与他们分享；对己：疾病使他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局外点去重估，亦使他更常活在要交账的亮光之中，疾病对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说，就不是只有剥夺了。

为了上面说的几点，也是靠着你每时每刻赐下的力量，我愿意走过这趟火之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