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丝绸之路传福音的宣教士”

盖群英 ( Gai Qunying , Alice Mildred Cable)

1878 ~ 1952

20世纪初在中国山西、甘肃和新疆宣教的英国女宣教士，曾多次沿“丝绸之路”穿行于戈壁沙漠，把福音传给各族人民。她和另一位内地会宣教士冯贵珠及其妹妹冯贵石（后被称为宣教三姝）是最早穿越戈壁沙漠的西方妇女，着有《戈壁沙漠》等书。

盖群英非常重视对妇女权益的帮助，1904年与冯贵珠一起建立女子学校，后又致力于学校的扩大和发展。在20多年时间里，盖群英及其他同仁，共培养造就出1000多名女传道人和圣经教师。在她不懈努力下，大批的妇女听到福音，受到教育，霍州因此一度成为基督教妇女工作的中心。此外她们还在霍州设立了诊所和戒毒所。

就在妇女学校办的有声有色时，三姐妹决意去遥远、偏僻的宣教士未至之地传福音。于是他们决心穿越茫茫戈壁沙漠，沿着丝绸之路到西藏和蒙古交界处广大地区传福音。从1923年到她们离开中国时为止，在14年时间里，三姐妹驾驭着马车，先后五次行走在丝绸之路上，把福音和基督之爱传给沙漠深处的各族人民，因此她们广为人知，被尊为“仁义之师”。

“开办盲人学校的先驱”

甘为霖(Gan Weilin, William Campbell)

1841 ~ 1921

英国长老教会在台湾的宣教士；历史学家；开办盲人学校的先驱。

甘为霖对台湾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荷兰据台时的史料收集与编着，尤以《在台宣教的成功》和《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最珍贵。1913年他所编着的《厦门音新字典》（又称"甘字典"），字数达一万五千字，是台语研究的镇山之宝。

甘为霖牧师也是台湾首位关心盲人教育的人士，当时台湾盲人为数不少，大多沦为乞丐。1883年甘牧师就已关心盲人问题，英国圣经公会也寄来点字圣经本，1888年在伦敦筹刊《点字初学书》、《马太福音书》和《庙柱问答》等厦门音罗马字浮凸刷书。1890年2月在自宅开办盲人学校

“把生命奉献给少数民族的宣教士”

高漫 ( Gao Man , Carl Grant Gowman)

1886 ~ 1930

内地会宣教士。在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傈僳族中间宣教、服务十九年之久，最后献出自己生命的美国宣教士。

 “中国山西开教先锋”

高一志（又名王丰肃） ( Gao Yizhi , Alfonso Vagnoni)  1566 ~ 1640

意大利耶稣会宣教士。1605年来华；1616年“南京教案”时被驱逐出境，后于1624年底返回中国，至山西传教；1640年4月卒于山西绛州。被称为“中国山西开教之宗徒”。

每当高一志开辟新的传教区时， 他都不辞劳苦地徒步跋涉于高山深谷、崎岖山路中间，去寻找看顾他的羊群。所到之处访贫问苦，帮助软弱者，扶持跌倒者。

高一志神父不仅在传教方面成绩斐然，在学术方面亦颇有建树。据统计他平生著有二十五部专著，在文学、历史、哲学、信理、伦理、教育、社会、政治、自然科学诸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他的学术见解和思想火花不仅对于中国教会的信仰传递，乃至对明清以降中国社会的伦理建设和教育理念都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持续着巨大的历史生命力。

“ 带来东北大复兴”

古约翰  ( Gu Yuehan , Jonathan Goforth) 

 1859 ~ 1936

著名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奋兴布道家，先后在中国的山东、河南、河北和东北宣教长达48年之久，曾为中国东北教会带来福音大复兴。

古约翰在中国的第一个固定工场位于河南省的北端，一个反教气氛相当浓厚的地区。古约翰起初经常受到当地居民的敌视、叫骂、追逐、被投掷泥块、粪便，甚至遭受石头袭击亦是惯常之事。面对此等环境，古约翰却毫不胆怯，以最忍耐心态戮力以赴，再接再厉冒死前往讲道。经过长时间试炼，居民感念其诚，态度逐渐有所转变，讲道时为他提供椅子，还带来安放圣经的茶几，并以茶水招待。

1900年，义和团之乱挑起国人仇外情绪，到处追杀洋人泄忿。古约翰全家在四围喊杀的凄厉声浪中逃亡，最后蒙神保守方才虎口逃生。虽然差点丧命，但他毫不怨恨中国人。

1907年，古约翰有机会由水路去了一趟朝鲜，没想到正遇上朝鲜教会的一次大复兴。他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后，改由陆路回来，顺道在东北的一些教会中报导此行的见闻。第二年的春天，他应邀再度前往东北领会，终于带来了东北教会的一次大复兴。那时他在东北各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大致环绕着同一个主题——“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

1926年春天，从68岁开始， 古约翰再次来到东北。他选定四平街为基地，不顾自己逐渐朽坏的身体、瘟疫的流行与日本侵略所带来的动乱，坚持在那里殷勤工作了八年之久。

在中国长达48年的宣教生涯中，古约翰是一个奋斗不息、不知疲倦的宣教士。回国时，他已76岁高龄，但回到国内仍没有喘息的机会，往往一周要讲道六至八次，他不断呼吁北美各地的信徒，要关心在中国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

 “热衷于建学校、医院、博物馆的宣教士”

郭显德(Guo Xiande, Hunter Corbett)  

1835 ~ 1920

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教育家和实业家。在山东宣教、办学、行医长达56年之久，死后葬于烟台。

郭显德，英文名为亨特·考尔贝德（Rev. Hunter Corbett, D. D., LL.D.），1863年前往中国。

1875年，郭显德在烟台创办博物院福音堂，陈列珍禽异兽和矿石标本、挂图、各种珊瑚等，规定先听道，后参观，以启迪民智，成为烟台的第一所博物院，一年参观人数就有七万五千至十万人之多。

经历了两次丧妻之痛后，让郭显德和他的继配夫人苏紫兰深感创办医院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由于苏紫兰是护士出身，他们便于1890年在毓璜顶开办了一家小型诊疗所，一方面为宣教士服务，另一方面也为周围前来诊病的居民开药治疗。

1896年，郭显德将他所创建的文先和会英小学合并扩充为会文书院。他在中、美籍助手的帮助下，先后于福山、牟平、栖霞、莱阳、海阳、烟台创办小学40余所，以及医院、博物院、花边、罐头等事业和实业。

郭显德在中国山东生活、传教、工作长达56年，以其对福音的热诚和超人的爱心与忍耐，不顾生死，步行千里，下乡布道时与苦力、贫民同眠共食；又广行善事，终于打开了山东传福音之门。甚至在义和团之乱时期，民间流行说：“外国人不杀郭显德，中国人不杀赵斗南(郭显德的学生)”。他一生誉播四方，连义和团也为之心折。

“为中国科学家受洗的宣教士”

郭居静  ( Jujing Guo , Lazaro Cattaneo)  

1560 ~ 1640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来华传教。从1592-1640年，历48载，先后在韶州、北京、南昌、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传教，是最早到上海、杭州开创天主教事业的耶稣会士。他和利玛窦合作编纂了《拉汉字典》，与徐光启、杨廷筠等科学家关系甚密，并亲自为杨廷筠施洗。

郭居静（Lazaro Cattaneo），字仰凤。1560年出生在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庭，1581年21岁时加入耶稣会；1588年28岁奉派到东方传教。他先在印度工作5年，1593年抵达澳门，在那里学习中文、哲学与神学。耶稣会早期事工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韶州、南昌、南京及北京。1594年，郭居静进到韶州，协助利玛窦（Matteo Ricci）传教。当时徐光启在那里教书，因此认识了郭居静，并从他接触到天主教及西洋的科学。

1611年5月底或6月初，郭居静为朝廷重臣、科学家杨廷筠施洗。杨后来成为中国天主教会“三柱石”之一。

从1613年到1625年间，郭居静曾多次去河南省会开封，对开封犹太人社团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考察，并将其考察和研究结果公诸于世，使开封犹太人为世人所知。郭居静留于后世的主要著作有《灵性诣主》、《悔罪要旨》等，并协助利玛窦标注字音，辨别声调，合作编纂了《拉汉字典》。

“救治无数八路军伤员的宣教士”

韩德生(Han Desheng, David Gordon Anderson)

1908 ~ 1939

中华内地会英国医疗宣教士。服务于山西省长治基督教鸿恩医院（Wilmay Memorial Hospital），任主治医师、院长。因抢救伤兵感染伤寒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内战和抗日期间，由于中国军队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许多受伤将士被送到西教士创办的教会医院里救治。许多宣教士因为过劳，或从伤病员身上感染伤寒或其它传染病，而献出自己的生命。韩德生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5年韩德生夫妇前往鸿恩医院从事医疗宣教工作。鸿恩医院于1931年落成开业，是当年山西省东南部唯一的现代化医院，服务范围和对象包括周围七个县镇及偏远农村约二百万人口。

1937年山西太原失守。在山西境内的八路军，与日军进行山地游击战，殊死抗击强大的入侵之敌，但伤亡数字亦比日军高得多。因此，救护伤兵就成了医疗宣教士的当务之急。鸿恩医院的三位医生不遗余力地抢救八路军受伤将士。在药品、医疗器材奇缺的情况下，他们以基督的爱心，倾尽全力救护他们。1938年鸿恩医院的伤员、病人实在太多，病房不够，于是他们又在潞城增设了一所医院，亦由韩德生负责兼顾。根据医院记录，当时两所医院除了五千个门诊病人外，还有留医住院的五百多个病人。如此繁重的救死扶伤工作，使韩医生透支了过多的体力。

1939年6月21日，他终因病人传染而罹患伤寒，不治而逝，当时他尚未满31岁。遗下年轻的妻子，四岁半的长女和未满周岁的幼女。韩德生为拯救中国人的生命和灵魂，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直至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第一位进入西藏的欧洲人”

 和德理 （鄂多立克）(He Deli, Odoric of Pordenone)1265 ~ 1331

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来华宣教士、著名旅行家和探险家。元代天主教“三柱石”之一。

1314年，和德理从意大利威尼斯启航，开始东方之旅。1322年抵达中国广州。1328年，和德理离开大都，启程回国，欲请求教宗派遣50位宣教士，与他一起来华传教。为探寻新路，和德理此次西返改走陆路。取道天德(今河套)，再经由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藏回国。因此和德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达中国西藏地区的欧洲人和天主教神父。他在其游记中详细描述了元代西藏拉萨达赖喇嘛所居之地的风土人情。

离开西藏后，和德理又途经中亚、波斯和阿拉伯等地，步行一万二千多公里，横跨欧亚两大洲，于1330年回到意大利的帕多瓦。回国后，他口述了东方之行的所见所闻，各地风土人情，以及他传教的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和德理游记》。此书与《马可·波罗游记》和《孟高维诺遗札》一起在欧洲广为流传，也见证了中国元代天主教的历史。

1881年，国际地理学会为了纪念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宣教士和旅行家，特地在威尼斯为他竖立了一座铜像，以表达敬仰之意。

 “剑桥七杰中最长寿的宣教士”

何斯德( He Side , Dixon Edward Hoste)

1861 ~ 1946

英国著名宣教士，“剑桥七杰”之一，继戴德生之后的“中华内地会”总主任。在华宣教60载。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于1861年出生在英格兰，是皇家炮队将军之子。17岁的何斯德考入皇家军事学院，18岁时，他成为一名炮兵中尉。

1885年，何斯德与其他6位剑桥毕业生一起——即以“剑桥七杰”闻名于世的一行七人——接受中国内地会的差遣，搭船启程，奔赴遥远的中国宣教。“剑桥七杰”中，唯有他一人不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但因其住在剑桥市内，故被列为“剑桥七杰”之一。他们为传扬福音，宁愿放弃前途无量的前程之举，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英国人，故在他们踏上宣教征途之后，英国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为他们祷告，做他们的后盾。何斯德当时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在中国生活、宣教60年；更想不到的是他后来竟接替戴德生成为中国内地会的负责人。

1886年，戴德生到山西视察内地会以及席胜魔在晋南的宣教工作。席胜魔无疑是上帝在中国人中间兴起的一位教会领袖，戴德生亲自按立他做牧师。何斯德做席牧师的助手。

当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许多宣教士和基督徒惨遭杀害的消息不断传入戴德生的耳中时，戴德生意识到时候到了，应该任命一个人来接替他做内地会的总主任。于是他写信给何斯德，让他来接替他的位置。

在接下来的35年里，何斯德带领内地会经历了巨变和挑战。义和团之乱过后，何斯德和内地会决心效法耶稣基督的温柔与包容——面对内地会在义和团之乱中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内地会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赔款。

1905年戴德生去世后，许多人认为内地会可能会垮掉，但在何斯德坚定的、以祈祷和智慧的治理之下，很快就赢回了广大宣教士、支持者，以及其他差会领袖们的自信心。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斯德和其他美国人一下子成了“敌国侨民”，所有宣教士皆被关入条件恶劣、拥挤不堪的拘留营。这个时候的何斯德已经严重失忆，但他仍然安静镇定。其爱妻帼德在战争结束前先他而离世。战后，何斯德才得以获释回国。1946年5月，何斯德安然回归天家，享年85岁，是“剑桥七杰”中最为长寿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