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基督教的中国人，常常举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例子：看看这场基督教暴乱，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简直是血流成河啊！

洪秀全真的是基督徒吗？太平天国是基督教引发的革命吗？不，完全不是。洪秀全虽然自称信奉上帝，但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站在基督精神的反面。他实际上是一个想当皇帝的野心家，是陈胜、吴广、李自成、张献忠式的中国传统“流寇”的翻版。

洪秀全在25岁时，第3次应试落第，归途中偶遇第一代华人基督徒梁发，获赠一本《劝世良言》。

洪秀全因受落第之打击，重病了一场。昏迷中，他幻觉来到一广厦，庄严如宫殿。有一金须黑衣老人对他说：命你到人间去斩妖除魔，救济一切兄弟姊妹。又见一身长寻丈之士人，在洪秀全面前自称长兄，吩咐洪秀全扫除妖魔。

从此，洪秀全言语沉默，举止怪异。而此梦后来被称为“丁酉异梦”。

6年后，洪秀全再度参加广州的乡试，还是以落选告终。这时，他翻阅《劝世良言》，将书中内容与自己大病时的幻觉对比，认定自己乃是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

他由此创立拜上帝教，尊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称耶稣之弟、天父之次子，宣称耶稣为“天妈”所生、自己为“亚妈”（凡间肉母）所生。

1847年初，洪秀全来到教士罗孝全在广州的礼拜堂，学习了几个月。他要求受洗，但罗孝全不同意他对大病时所见“异象”的见解，认为他对基督教教义认识错误，拒绝为其施洗。后来，罗孝全对洪秀全有如下之评价：“我相信他是一个精神错乱者，特别在宗教上，我不相信他对于任何事件有确实的理性。”

根据洪秀全遗留下来的诗文来看，他的文字粗陋不堪，逻辑混乱矛盾。如此水平，在科举考试中落第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洪秀全极度自恋，自视甚高。这种自我认知，遭遇现实的沉重打击之后，很容易发展成人格分裂。

台湾大学教授卢瑞钟，1985年写成《太平天国的神权思想》一书，其中对洪秀全的病症做了深入的研究。他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认为洪秀全患了“狂躁型躁郁症”。他列举该病症的诊断标准，再与洪秀全的行为表现一一对照，共有13项相符合。而且，卢瑞钟还指出，洪秀全患有精神分裂症、妄想症、歇斯底里症等症状。

1851年，洪秀全武装暴动成功后，定国名为“太平天国”。他对灵魂不朽不感兴趣，只汲汲谋求现世荒淫奢侈的生活。定都天京（即南京）之后，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他立即大兴土木，修建了比北京紫禁城还大一倍的“天王府”，搜罗数以千计的美女安置其中。他正式册封的妻妾有100多人，因为人数太多，干脆以编号称之。

洪秀全还下令天下“所有少妇闺女备天王选用”，就连他9岁的儿子也分配了4个老婆。历史学家唐德刚斥之为“性变态”。

洪秀全号称一切土地、财物都是天父所赐，应该人人共享。实际上，诸王和洪氏家族贵戚，人人腰缠万贯，而南京城内贫苦百姓，只能食从天而降之“甘露”。虚假的共产制，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太平天国内部，对权力的争夺，远远甚于对信仰的追求。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居然一口气册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创史上记录。为了得到“王”的封号，许多人做出了无数卑劣之事：有人送金钱，有人送美女，丑态百出，怪事不断。而在“天京事变”中，“王”之间的杀戮，残酷程度甚于与清兵的作战。

一方面是纯洁美好、冠冕堂皇的“天国”，另一方面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权力，赤裸裸的权力，成为唯一的力量杠杆。洪秀全则是这一切杀戮的最后决策者和操纵者。其“天国”乃是邪恶的国，此“天王”乃是邪恶的王。

如此腐败、堕落的人，会是“纯洁的革命者”吗？“革命”不过是其蛊惑人心的招牌！如此骄奢、淫逸之徒，会是虔诚的“基督徒”吗？“宗教”仅仅是其自欺欺人的手腕！

洪秀全本人，也只承认自己是“拜上帝教”的首领，拒绝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对此，学者傅国涌分析：“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

洪秀全及其部下，内心深处并不信奉基督教。所谓“拜上帝教”，只是他们捏造出来的“四不像”而已。

当时，马礼逊的圣经译本，将圣灵译为“圣神风”。洪秀全根本不懂三位一体的观念，将圣神风、劝慰师等头衔，一并赏给了杨秀清。由此埋下了祸根。杨秀清以圣灵自居，经常假装天父附体，胁迫洪秀全，故而最终引发两人火拼。

1854年，英国使节援引圣经，全盘否定拜上帝教的教义。数日后，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宣布圣经“有讹当改”，下令停止出版。此后，洪秀全按照政治需要及个人的喜恶改动圣经。

1860年，太平天国出版发行了洪秀全执笔篡改的圣经，将《新约》改名为《前约》，否定了上帝和耶稣属灵观，驳斥三位一体论。此后又颁布《真约》，成为拜上帝教之最高经典。

1861年，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就洪秀全篡改圣经一事愤然说：“我们最好的苏格兰译本，被他用朱笔在每页的空白处胡乱写上天意，搞得面目全非。”

罗孝全教士：美国人。1802年生于田纳西州。为浸信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

1860年，抱着到太平天国境内传福音的幻想，洪秀全的宗教启蒙老师罗孝全，专程赴天京。经过一番交谈之后，他发现，洪秀全既否认三位一体，也不承认圣经的绝对权威，居然宣称“约书不好些当去”、“朕来乃是成约书”。

此时高高在上的洪秀全，不仅不接受罗孝全的教导，反而劝说罗背弃基督教，转投上帝教。罗为昔日没有给这个偏执狂施洗感到庆幸。在南京生活了15个月之后，他确认这个人及这个政权已经无可救药了：“一到宗教的观点上以及其它政治与民事的污点上，其黑暗的景况，使得我心中异常苦恼，立刻要离开他们。但我很怜悯这些贫苦百姓，他们也有灵魂，并且是真正的受苦者。”

次年，艾约瑟牧师也来到南京，他失望地发现：“绝大多数太平军对基督教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是由叛军首领……的错误造成的。”

这一时期，访问天京的还有美南浸信会的花雅各、伦敦会的杨笃信牧师和慕维廉牧师等。他们都发现，洪秀全和拜上帝教是异端邪教，遂与之决裂。

是否相信圣经绝对无误，是否确认三位一体之教义，是否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救赎，这些是判断基督徒的最基本标准。洪秀全篡改圣经，并以耶稣的弟弟自居，根本不是基督徒。就连对太平天国抱着相当同情心的学者夏春涛，在《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轩》一书中，也认为太平天国“摒弃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真义无关。耶稣说，要爱人如己。耶稣也让彼得收刀入鞘。洪秀全却为了自己的权力，不惜杀人如麻。

太平天国的领袖，皆非“根正苗红”的农民。太平天国早期的诸王，或为落第文人，或为帮会头子，或为土财主，偏偏少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一样，首领大都是野心勃勃的“流氓无产者”，而农民只是三心二意的参与者，且多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

当时的农民身处饥荒与苛政的夹缝之中，不造反是死，造反也是死，只好奋不顾身地一搏。大多数的农民乃是被裹胁的，一有机会便成批逃亡，根本不具备“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因此，与其说太平天国是“农民的革命”，不如说是“流氓的豪赌”。流氓最大的梦想就是：杀死王公贵族，自己取而代之。

攻城略地有所收获、小朝廷暂时稳固之后，太平天国新兴的万岁、千岁们，其荒淫暴虐，与满清的皇帝和王公们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洪秀全便宣称：“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

孙中山从事反清活动之初，一度以洪氏自许。后来他发现，洪秀全既非基督徒，亦非革命者：“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依靠暴力和流血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中途夭折的王朝，太平天国将暴力和流血发挥到了淋漓尽致、骇人听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为了“稳定”，都会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言论，太平天国更是将紧箍咒直接戴在所有臣民的头上。

太平天国在其统治区内，推行惨刻（凶狠刻毒，编注）而虚伪的禁欲主义，不准许基层士兵和普通老百姓建立家庭、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他们建立起一套比满清王朝更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统治区的人民当作任意驱使的牛马。而诸王和高级官员们则逍遥法外，大肆修建豪华宫殿，霸占民女，骄奢淫逸，无恶不作。

太平天国未能缓解中国的内忧外患，反倒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这场动乱毁灭了江南地区数百年的文化积累，残害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近代史学家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分析：“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于一种极端主义的思维，而不是源于“爱神并爱人如己”的圣经。研究中国古代流民文化的学者王学泰认为：“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样性；其运作手段是霸权主义的，是极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属于自己一元之外的一切为目的。”洪秀全的所作所为便是如此：试图摧毁一切旧有的文化传统，排斥其它所有的宗教信仰，奴役人民的身体，控制人民的灵魂。

太平天国的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学者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分析太平天国失败与湘军胜利的原因时指出，洪秀全的神权主义精神是假的，曾国藩的名教主义精神是真的。前者只是利用神权，假托神权，对于神权并没有真实的信仰，不过借此来满足个人的野心欲望；后者却是真实的信仰名教，诚心诚意地要维持名教，并不是利用名教、假托名教，来图达到别一个目的。

主义的对不对，又属另一个问题；假的和真的斗争，假的一定失败；因为真的精神，始终有一种精神，有一种信仰，而假的精神，实际上等于没有精神。其烟消云散之迅速，甚至比其崛起还要快。

对此，学者萧建生在《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中指出：“洪秀全绝不是什么‘追求西方真理的先驱’，而是一个典型的邪教教主的化身。从洪秀全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些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宗教的观念，对宗教纯粹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本身根本不相信基督教。所以，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拜上帝会也销声匿迹。”

宗教经常被极端主义者利用。在亚洲的历史上，昔有中国之太平天国，今有阿富汗之塔利班。这两个政权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打着“替天行道”、解放穷苦大众的旗号，首先争取底层民众的支持，却建立起一个更加残暴和专制的政权。

塔利班崩溃之后，人们走进其精神领袖奥马尔的住宅，不禁为那豪华的装饰而眼花缭乱。阿富汗本来是中亚的穷国，奥马尔经常教育人民要谨守教义、艰苦朴素，禁止人民享受一切娱乐活动。他本人却过着海湾石油国家王子般的奢华生活。其住宅占地达数公顷，天花板一律以水晶装饰，墙身用豪华的大理石制作，还挂着精美的壁毯……

对于这种惊人的落差，作家伍立杨感叹：“凡是专制成性的独裁者，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并千方百计阻断民众与世界潮流的联系。一旦他的蛊惑蒙骗渐成气候，则其腐化、其堕落、其愚弄民众而奴役之的恶行，即与其起家时的谎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但凡暴政的始作俑者，不论是如何塑造其清教徒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信的。”

洪秀全利用基督教，奥马尔利用伊斯兰教，在本质上都是一样——他们企图建立的，是以自己为神的专制权力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