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社会，各种各样的抑郁症数字暴增至惊人的程度，1990年代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共有1100万人需要接受治疗，每年有25万人自杀，其中3万人自杀成功，儿童和少年自杀的现象前所未有地蔓延，到2013年的最新统计，美国有2500万人有过抑郁经历，每年有超过3.8万人自杀成功，自杀成为美国第十大死因。这种自我毁灭之举，多半源于情绪低落。

到底该怎样解释这种绝望情绪的飚升？我们不能把这份绝望全归咎于个人际遇，也不能将一切归咎于非洲、中东等地的灾难和战争，或本国的凶杀事件。自古人类历史就有战争和毫无意义的暴力，现代科技使人们生活得比以前舒适，但人类仍然弄不清生存的意义。我们不由自主地来到这个世界，很快就知道自己不会活得长久。人人心目中的英雄，总有一日会死去，然而人却极渴望找到永恒。

“我们面对的人生太艰难了，给我们带来太多痛苦、失望和无法实现的任务。”弗洛伊德在大约一百年前就这样说，接着他列举了痛苦的来源：“痛苦的威胁来自三方面：从我们那至终必然腐败的身体而来……从外面的世界而来，它从四面八方汹涌袭击，无情地把人摧毁。”在这一点上，他提到地震、水灾及其他自然灾祸。

末了，他说：“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带来痛苦的威胁；而这最后一项，也许比上两项给我们带来更深的痛苦。”他说，我们为要忍受这一类痛苦，常采用掩饰和回避的方法，例如用其他事物分散注意、服用麻醉药品，或否认它存在。我们让收音机、电视整天播放不停，或忙得不可开交，或用各种不同的毒品药物，为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历史家与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在西方文化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属灵资源像如今这样贫乏，叫人无从支取力量。究竟为何会造成这种文化世俗化的情况呢？

有两个人对今日世代影响最深远，他们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个人把社会从原初重视道德与属灵的价值观转变为物质世俗的价值观。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借其著作《资本论》揭开了俄国革命的序幕。

弗洛伊德是一名维也纳医生，有些历史学家把他的科学成就与爱因斯坦并列，他的研究使我们对人类脑袋的发展与功能有了崭新的认识。他的观念不单渗透了医学界，甚至连文学、人类学及许多其他学科也深受其影响。

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一方面给我们留下知识的遗产，同时也留下了无神论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致使社会的道德和属灵价值观腐蚀解体。两人都极力攻击宗教信仰，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弗洛伊德则称宗教是“集体强迫性神经症”。他结论说，神只是一种孩童心愿的投射，希望有个全能的父亲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一些不能预计、残酷事情的伤害。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皆在伦敦去世。马克思在他妻子及几个儿女离世后不久相随去世，死时65岁，当时家徒四壁，生前一直靠他惟一一位挚友恩格斯慷慨相助才得以维生。至于弗洛伊德，经过一段长时间与癌病搏斗，于83岁离开人世。

两人死时都对人生感到苦涩，不抱任何幻想，对人亦不存怜悯。弗洛伊德在1918年这样写道：整体而言，我在人类中寻不着任何良善好处，我所经验的，大部分人都是废物，不管他们公开归附什么道德教义，或根本什么也不信，都没有分别。

两人实际上没有朋友。写传记的人都同意，马克思除了恩格斯这位朋友之外，完全没有亲密朋友，他为人冰冷高傲、诡诈，且“充满仇恨”。此外，人人都知道弗洛伊德跟自己每一个学生都以决裂收场，他们没有一人与他真称得上亲近的。

当我们读到他们两人人生的终结，怎样走完一生的路，都会感受到那份极度的沮丧绝望。若我们用沮丧绝望来刻划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人的生命，同样，今日社会许多人的生命都是如此，且人数越来越多。

当医生见病人表现得完全绝望放弃，会立刻判断为抑郁症。这病可以是短暂过渡性，较温和轻微，但也可以极严重，足以令人瘫痪。然而不论轻微或严重，在我们现今文化里不分老少，受抑郁症所影响的人，数目远较患其他情绪疾病的人为多。

情绪抑郁的一个特征，亦可以看作是这病的一个起因，就是今日许多人觉得自己理当成为怎样的人，跟他们实际的景况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因此沮丧泄气。换言之，两者的差距叫人惊觉自己实际离理想远之又远。

其次，抑郁的原因与失去有关：失去朋友、工作、挚爱的人，乃至关系或婚姻破裂等等。通常失去会带来忧伤哀悼，这是正常的抑郁反应，时间不会太长，且有限度，通常不必接受治疗。

我其中一个感兴趣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大学里休学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有极高的智力才能，只因情感上的冲击而不能正常运作。离校的学生中，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情绪抑郁。抑郁的原因通常都是由于意识到理想的我跟现实的我之间有距离：中学时代天才横溢、聪敏过人，到了大学高度竞争的学术世界中，无论出于真正或个人幻想的原因，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平庸的普通学生而已。这只是一例，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阶段，觉得自己远远达不到该有的标准。

基督信仰可有资源提供，帮助人们对付这种冲击？我认为有。《新约圣经》尖锐地指出，神所要求我的，和我的本相相比，差距何止千里。当然，意识到这个鸿沟不应引致沮丧失望，反而叫我更觉得需要基督，因为基督是跨越鸿沟的桥。基督降临的原因，正是要弥合这道鸿沟——神完美的标准与我的本相之间的鸿沟。属灵的重生与救赎，也不是根据人的善行，叫人“无可自夸”，乃在于基督为我所成就的。善行乃是重生的果子，绝不能倒过来说。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不单只要好人，他首先要新人，因为我们无论怎样好，总有所不及。获得新生以后，对于自己离理想和神标准之遥远并非不再有感觉，反而更痛切地感受到。

不过，这却不会引致自恨和沮丧，反而因着向神的委身，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内在的动力踏前一步，要成为在基督里有能力成为的人。一路上我的步伐时有差错，常常跌到；但每次跌倒，我知道他总会饶恕，并给我机会和能力再次起步。就这样，我的信仰帮助我面对因理想的我与现实的我之间存着鸿沟而产生的不安。神的饶恕与接纳，使我更容易接纳自己，也帮助我更愿意接纳别人。

另一个使人抑郁的因素，与上述所提的有密切关系，就是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自我形象低落。正如情绪上出现问题的人经历的种种感觉，每个人都曾有过自觉一无是处的感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即使最自大的人，若能窥探一下，就不难发现在他狂傲的脸孔底下，其实隐藏着更深的恐惧，怕自己不足和无能。大学生之中，那些成绩表现最优异的，心底常埋藏着深深的恐惧，怕自己不及人聪明。

这种普世性的自卑感觉从何而来？当然有许多决定因素，但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我们年幼时对自己的观感。当仍是小孩子时，我们在大人巨大的身影下过日子，无助感油然而生，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做，一无指望，不够强壮，又什么都不懂。

另一个决定因素：社会上道德标准越来越含糊，人的良心越来越暗淡。我作为一个精神病学者所见，纵然外在标准渐趋模糊，内在道德界线被扭曲，我却察觉到人内心那份道德感始终不灭，那是一种普世性的是非法则，叫人触犯后内疚自卑。

对上帝的信仰，是否有助于处理自觉无用的感觉？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对我而言，那起步点就是彻头彻尾的认识到，就我与神关系这层面而言，若靠个人去提高自我价值，那是徒然枉力的。可是知道这一点却不曾叫我绝望，因为我体会到我的价值不在乎我做了什么，或我成就了什么。《圣经》明言，我的价值全在于神已为我成就的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根据我诊断病人的经验和观察，那些没有信仰没有盼望的人，可供他们支取的资源实在少之又少。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人的生命，都以苦涩、失望而终。他们都经历了极度困苦与逆境，显然缺乏属灵的资源叫他们可以带着盼望走完人生的道路。

1920年，弗洛伊德64岁时，他年轻美丽的女儿死了，叫他开始想到自己不知何时会离世，只希望那时刻可以快快到来。他写道：“我不知再有什么可说了，这事叫人错愕惘然；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死后没有什么好思考的。”

我不能不拿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来跟另一位学者比较。C.S.路易斯从前也一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个无神论者。不过，他三十来岁的时候经过极大的理性怀疑挣扎，结果坚定地相信了基督。于是他用敏锐的头脑和卓越的文笔写了许多书，影响无数人，尤其是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刚好与马克思及弗洛伊德所走的路相反。

他在《卿卿如晤》里写到自己丧妻的经历，她在他心里值得上人世间的一切。这本书是一部精彩的纪录，是精神病学者必读的著作，因其中对哀悼伤痛过程的描述非常细致清楚。他使你真正感受到那种愤怒、苦恼、孤单，还有恐惧、五脏翻腾、坐立不安——一切都变得乏味平淡，工作毫无乐趣。到最后，他怀疑神是否是一个残忍无道的神？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宇宙的施虐狂？

忧伤痛苦之中，他尝试祈祷。虽然他迫切呼求，却感到关门声迎面而来，然后是上锁、再从里面反锁的声音。他觉得神离弃了他，一片完全的死寂。不久，他发觉自己在绝望中并没有叩门，他试着要把门踢开。渐渐地、慢慢地，好像春天明朗的晨曦，渗着太阳的光和热，他的信心开始支撑起他，给他更新的力量和安慰，以及他所描述的“说不出的喜乐”。这一回，他叩门，门开了，他重新经历神的同在，他一切盼望的基石。

《圣经》有否应许我们不用再遭遇患难困苦？我想没有。《圣经》清楚说明，世界因人违背神的律，已不再如当初创造的样子，其中充满了残忍、苦难、战事、疾病和死亡。但《圣经》也指出，我们至终有佳音，有值得欢欣的理由，因为我们被赋予极丰富的属灵资源，可以使这首章成为胜利的一页。这些资源其中重要的一样，就是盼望。

《圣经》再次明明白白地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