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并不把个人的财富看做是福报，而是认为金钱财富都是上帝委托自己管理的，并不永远属于自己，除了自己生活基本所需，将来应该归还上帝---全部捐出去。因此穷人不会羡慕富人，富人也不会鄙视穷人。 对于基督徒而言，做善事是荣耀上帝，并不期求回报，而是爱神及爱人如己的体现。《圣经·使徒行传20：35》“当记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最近几年美国人捐款的数字是：1991年，美国人捐出1,108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亿美元；1996年，则上升到1,507亿美元；2000年增至2,030亿美元。即使在美国经济衰退、科技股票缩水70％的情况下（54％的美国人拥有股票），2001年美国人的捐款额仍高达2,120亿美元（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2005年，全美私人捐赠总额为2603亿美元，以当年美国境内总人口2.964亿计算，人均捐款878.20美元，在全球属于领先水平。

而2005年中国全部私人捐赠仅相当于人均0.2美元。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相差38倍，但是中国人均慈善捐款和美国相差7300倍。而且中国慈善捐款总数中，大约75％来自国外，10％来自平民百姓，只有15％来自国内的富人阶层。中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仅是美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的1/5500。统计显示，进入2010年以来，美国每年近3000亿美元捐款中，15%来自企业和大机构，85%来自私人捐款，而私人捐款中约七成来自普通民众。2007年为例，美国民间慈善捐赠总额为3064亿美元，美国人的爱心值得我们回味。

一直以来，有相当多的普通美国人不远万里到中国领养了成千上万个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孩子（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孩子，相当一部分是残疾儿童）。在911事件发生的当年，仅911事件受害最严重的纽约城区一地就领养了一千多来自中国的女婴。在911事件之前，平均每一个月都有数百名中国女婴横渡太平洋来到美国。由此估计，现在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孩子的总数已经达到数万人。

这些博爱的美国人在申请领养一个中国孩子之前要经过很复杂的审查手续和焦急的等待。他们要向负责国际领养活动的机构提出申请，机构再派人对到他们进行调查：包括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财政收入等等。他们还要交纳数万美元，并耐心等待半年至一年时间。在收到领养通知书之后，他们来到中国，到各福利院详细了解孩子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被人检到的。他们把孩子出生地详细情况，甚至特地到检到孩子的地方去用照相机和录像机拍摄下来，到孩子长大之后给她们看。他们花这么多心思领养一个中国孩子的目的只是“希望有一个孩子来和他们分享充满慈爱的生活”。

据国际领养问题专家说，在发展中国家的1.43亿孤儿中，美国领养的人数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

美国除了由政府支出的对外援助以外，还有无数民间组织向世界各国提供巨额援助。这和美国人的慈善文化（当然还和捐款额免税）有密切关系。

如果说中国的富人在慈善捐款方面兴趣不高，比起美国企业家来，中国企业就更是“铁公鸡”。

根据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克英向记者提供的数位：目前中国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超过了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捐助！

美国成功的企业家功成名就之后大手笔慈善捐献，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英代尔的创办人，还有零售业巨头沃尔马公司创办人华顿家族等，每年都有数亿美元的捐款。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慈善基金会至今都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美国各地的许许多多公共图书馆，都是用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捐款建立起来的。卡内基早年生活贫困，依靠顽强打拼，挣得亿万家产，但他认为，自己的所有财富都是来自社会，因此这些财富必须回归社会，才是正道。

卡内基有这样一句名言：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拥有巨额财富，那就是一种耻辱。

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奋斗的国家。很多通过艰苦创业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美国企业家都和卡内基一样，认为把巨额财富传给后代不但不道德，而且不明智。他们知道，富家子弟容易养成挥金如土、逍遥度日的不良习气，金钱不但不会给子女带来幸福，反而可能造成伤害。

比尔.盖茨公开表示，他不会给子女留下很多钱，因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巴菲特也曾说过，他不相信王朝世袭式的财富。他表示，只要给子女留下足够的生活费用就可以了。

美国慈善活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基督教教会。基督教教义中的“普世”思想使教会把扶贫济穷视为己任，经常举行捐款等慈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美国的慈善文化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富人只是社会财富的管理者。也就是说，就法律意义而言，个人财富属于私人所有，但在道德和价值观的层面上，超过生活基本需求的财富应当属于社会。

一般来说，美国人对生活抱着务实和进取的态度，一方面舍得消费，同时也很少铺张浪费。他们对社会有着普遍的责任感，把慈善捐助看做一种义务、权利和精神寄托。可以说，美国人是一边赚钱，一边通过慈善捐款来回报社会。不但富人是这样，普通民众也是这样。

美国《世界日报》评论说：“慷慨捐献，是美国亿万富翁的一种不成文传统，一种成功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一种有钱人得到社会认同的标准，一种具有终极诱惑力的精神风范。”

捐款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在美国，你可以聚敛财富，但必须回馈社会。美国孩子们从小就为各种事情捐钱，他们认为帮助有需要的人是理所应当的。美国人非常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奋斗和竞争、淘汰；另一方面，又非常具有公益精神，这是美国社会越来越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慈善基金的透明度很高。税法规定它们每年要向税务局作报告，陈述它们做了哪些项目，花多少钱，资产是多少。因此它们每年都有年鉴，在网上也可以查到，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账。

从事慈善事业回馈社会的良善也是互相传染和影响的。据美国媒体报导，巴菲特的举动，就受到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影响。美国第一富豪，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此前一个星期宣布急流勇退，辞去微软公司总裁的职务，专心从事慈善事业。

美国《慈善纪事》杂志估计，沃伦巴菲特这笔捐赠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慈善行动，其捐赠将被用来战胜人类的疾病和促进教育事业。《三藩市纪事报》报导说，巴菲特的捐赠，有助于人类研制防止爱滋病疫苗的科研工作。盖茨表示他希望人类能够攻克爱滋病以及其他二十几种人类疾病的防治难关。

为什么美国富豪不把财富传给自己的孩子呢？美国是一个年青的国家，崇尚个人奋斗打天下，不像其他一些国家尊崇世袭的爵位和财富。很多通过艰苦创业而成功的美国企业家不相信财富可以传代。他们知道，由于富家子弟在钞票堆中长大，一辈子不愁吃喝，无忧无虑，容易养成挥金如土、逍遥度日的不良习气。金钱不但不会给孩子带来幸福，反而有可能对孩子带来伤害。

巴菲特和盖茨都相信“再富不能富孩子”的教育原则，宁愿将钱捐献给社会也不愿多给钱让孩子去挥霍。盖茨曾经说过：“当你有了1亿美元的时候，你就明白钱不过是一种符号，简直毫无意义。”

盖茨对社会如此慷慨大方，然而对子女则“吝啬”。盖茨曾经公开宣布：“我不会给我的继承人留下很多钱，因为我认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

巴菲特也对世袭财富的概念不屑一顾。他说：“我从来不相信王朝世袭式的财富。”中国俗语中把那些出身豪门不务正业的富家子弟称之为“纨挎子弟”，而巴菲特则把那些从小生长在富裕环境的人比喻是“幸运精子俱乐部的成员”(members of the lucky sperm club)。

巴菲特在回答记者有关为什么不把资产留给孩子的问题时说，他相信财富来源于社会，最后也要回馈给社会。他说，他已经给孩子留下足够的生活费用了。

慈善是一种社会事业，是需要信仰的。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为子女赚钱。中国是一个“国家”。“国家”就是家、国不分，这是我们几千年的政治传统。中国历来都是官商不分的。中国的富豪绝大多数都是依仗或者借助政府的公共权力，而发家致富的。中国富豪之所以搞不了慈善，其原因是一目了然的：中国富豪们的财富是“取之于权力，用之于权力”的。没有权力的一声令下，财富就只能藏在自己的口袋之中。只要权力为你安排一下，就可以让你从赤贫变成暴富，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权力也可以让某些人巨大的财富在一夜之间蒸发得一干二净。作为普通中国人，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政府或自己的单位组织，我们很少搞什么社会捐赠活动。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捐赠行为都是“逼捐”的结果。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慈善活动，而只有国家的、政府的“慈善”。但就算国家有什么“希望工程”之类的东西，中国每年的捐助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以2007年为例，美国民间慈善捐赠总额为3064亿美元，中国则为223.16亿元（折合约为30.53亿美元），美国捐赠总额是中国的100倍，而人均捐款金额则是中国的436倍。

到底是什么力量使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表面看，是繁荣的经济，和强大军力，但实际上，支撑它的是一种文明价值，或者说是一种美国精神在释放能量，它的核心是「自由」和「人道」。

只要细心观察美国社会，几乎每天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例如，捐献，就是体现它的一个方面。

美国人的捐献几乎是天文数字，每年捐献的钱，相当於丹麦、挪威、沙特．阿拉伯这类国家的一年的生产总值。

1991年，美国人捐出1168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亿美元。到1996年，则上升到1507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当年土耳其的全年生产总值，并相当於中国的全部外汇存底。而这仅仅是美国人一年捐出的钱。

美国人的捐献像是在进行一场冠军赛，七十年代，数额最大的捐献来自「家庭用具公司（Home Depot）总裁，是1500万；到了八十年代，是商业大亨郎埃圳（Eugene Lang），捐出3000万；九十年代，CNN总裁特纳（Ted Turner）一鸣惊人，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他总共才有30亿美元资产，捐出了三分之一。

在20世纪结束前，美国的捐款冠军是微软总裁盖茨，他曾一次捐了20亿美元，把美国所有中学图书馆的电脑更新。

●多数捐款来自普通人

初看到这些捐献报导时，我以为美国的千万捐款都是出自这些亿万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我错了。据统计，美国一年千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在特纳宣布捐出10亿美元之後不久，83岁的黑人遗孀斯考特（I. Scott），走进旧金山市区她经常看病的医生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才是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四年的积蓄。

1997年12月，美国中部的哈堤斯柏哥（Hattiesburg）镇经营洗衣店的麦卡提夫人（Oseola McCarty），把一生劳作积攒的15万美元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建立了「黑人学生基金」。

在这之前一个月，新泽西州萨莫威力（Somervilie）镇的居民包叶尔（Eleanor Boyer）中了「六合彩」，金额达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婚的72岁老人，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20分钟後她蹒姗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老旧汽车半路抛锚，送去车行修理。随後宣布，她把六和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另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她连辆新车都没买。

两个星期前，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厨师中了六和彩，金额创了记录，达一亿美元。这位厨师表示，他会把相当部份捐给他家附近的三家中学。报上说，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顿上区的公寓，月租是589美元。这个钱数在曼哈顿只能租到极简陋的公寓，可见他们相当不富有，但中了彩，仍想到公益事业。

1998年8月10日《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道中了「六和彩」怎样花这笔钱时，92％的人回答，将与亲属和朋友分享（而不是独用），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份金额捐给慈善事业。

●打破国界的捐赠

但绝大多数的美国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和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

柏瑞德默小姐（Pridmore）每个月给一个环保组织捐五美元，她25年前去Galapagos岛旅游过，从那时起就一直定期捐款给「生态平衡基金」。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

碰上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捐款更是踊跃。像几年前的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被炸事件发生时，加州矽谷的一位26岁的金融分析师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53,874元零8分，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数额。全公司几乎人人捐款，金额达到100多万。全国各地捐款、物品和要求献血电话之多，使当地赈济机构无法承受。「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游说捐款者把钱捐到其他项目上。

像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一样，美国人并不是都把钱捐给自己国家，而是捐给了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波士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还有台湾的地震，中国的洪水……都是美国人捐赠的对象。去年春天，在我住的公寓大院里，就有为科索沃难民捐献物品的标牌，旁边堆著大小箱子的衣物、用品等。

以1996年为例，那一年平均每户美国人捐出了1017美元，等於平均每户把一年全部收入的2.1％捐了出来。

●遗产不给子女，捐社会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献，和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关系，有的人富得流油，但就是一毛不拔。很多美国人捐献，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是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

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长春藤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几千万美元，绝大部份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份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这些私营大学的校长，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於募捐，由於预算额度大，捐款额超过一百万的人，校长才能亲自接见。

中国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则有不同。1986年，居住波士顿的81岁的史坦利．纽伯格去世时，立下遗嘱，把全部560万美元的财产捐给美国政府。这位犹太老人当年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名成年子女，但没有获得任何遗产。虽然对於年度预算高达一兆五千亿元的美国政府来说，500万美元只够政府维持运作两分钟，但纽伯格在遗嘱中说，「我感激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1994年，89岁的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後留下高达9000万美元的财产。在他的遗嘱中，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三名成年子女，则未留分文。他说，「我已栽培他们，他们目前的境遇都不错。」

正是这种无私的捐献精神，不仅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而且支撑起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

●贡献时间：另一种捐献

美国人不仅捐献金钱，更捐献时间。义工，即提供义务服务，早已是美国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在1993年的“国际海岸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几千里海岸线和河边，清扫掉2400吨垃圾。1996年纽约“清洁日”，有7000名“义工”，在全市300个公园和公共设施清理垃圾。

1993年冬天，旧金山北部小镇帕塔鲁马（Petaluma）12岁的女孩克拉斯（Polly Klass）失踪，成为全美大新闻。那个小镇民众自发地成立了「寻找中心」，义务人员上千人。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这都是些家庭主妇等闲散人员，才有时间做「雷锋」。

很巧，正好那年的「感恩节」，我去那个小镇参加一个会议，在那里得知，这个小镇全部居民才4600人，而参加寻找小女孩的义工有1500多人，其中绝大部份不是家庭主妇，而有的是餐馆老板，把餐馆暂时停业；有的是公司职员，提前休了积攒的假期，还有工人，请了事假。他们印制了300万份「寻人启事」分发到全美各地的图书馆、加油站、旅馆，教会等公共场所；还建立电脑网站，通过全国联网查询；并几百人一组，在附近山里过筛式寻找。

1995年7月初，来美国康州麦迪逊镇参加「残障人运动会」的尼泊尔运动员马利（Mali）溺水失踪。当地有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组成人墙，在海岸边水里进行过滤式筛找。

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国，但美国人看重的是这个失踪者属於整体的「人类」。强烈的人类「同类意识」和「生命意识」，促使他们自发地去救人。

尽管美国有很多做的比我们好，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的地方，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也有很大的改变。比如借助互联网的一些捐助行为例如轻松筹，使得人们有更高的参与度，也有更多的机会做慈善。盼望在未来，我们的社会、观念都能有更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