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副总裁、首席技术官（CTO）帕特•基辛格是一个标准的职业人士，他18岁就到英特尔工作，32岁成为英特尔的副总裁。他在他的自传《平衡的智慧》一书中写道：“我非常羡慕约翰•卫斯理（John Welsley，1703—1791年）的一生。他对财务问题做了三点总结，如果算不上令人吃惊，也是非常发人深思的。那就是：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

尽力挣钱就是说我们应当努力工作，力求成为一位成功而杰出的雇员，得到适当的回报，并为公司创造大量财富。

尽力省钱就是说要节俭朴素、认真计划、做好预算,充分利用我们的投入、才智和能力做出巨大成就。最后是尽力捐钱。

尽力挣钱、尽力省钱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为永恒的事业慷慨捐赠。

帕特•基辛格在自传中写出了美国职业人士推崇的财富观——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这句话的英文是：gain all you can,save all you can,give all you can。我当时写《天职》时因参考港台译法译为“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结果引来一些人的误解，说你怎么连生命都不顾了去挣钱呢。确实，“you can”是尽你所能的意思，译为“尽力”更好一些。说这句话的是18世纪著名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他的影响遍及英国和北美新大陆，他也是至今仍具有巨大影响的卫理公会的创始人。

约翰•卫斯理本人也终身践履这句格言，他计算自己的生活日常开支是20英镑，除了这20英镑留给自己花销外，其余的全部捐献，这样的生活准则他一直坚持到逝世。自有职务、薪资开始起，虽然他每年都涨升薪资，从50英镑到100英镑最多时到1000英镑，但他一直只留给自己20英镑。

约翰•卫斯理律己甚严、刻苦节俭，但他鼓励新大陆的人们大力发展工商业，尽自己所能去赢得财富、积累财富、扩大再生产，这完全超越了传统的观念。在人类的前现代时期，弥漫的是传统的消极财富观，中国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说，西方流行逃世的修道主义：认为财富是得救的障碍，人应该逃避钱财就像逃避魔鬼一样；贫穷能使人特别亲近上帝等。

这些传统观念在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后土崩瓦解。我去温州给一些企业家进行财富观讲座时，提到南宋时温州的一位哲学家叶适先生，他对待“义利之辩”观点非常进步，与朱熹等人的“理学”分庭抗礼，他主张“义利并举”、“通商惠工”和“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这些思想对温州一代商人的培育、对温州商业文明的塑造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加尔文认为“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而工商业等职业活动是我们在世界这个修道院中修道的方式。财富是一种考验，考验人能不能拥有财富而不改心中对生命信仰的坚守和顺服；考验人能不能在动机、赚取与使用上，将财富转化为高尚和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人可能在财富上堕落腐化，但也可以在它上得胜。人应该积极面对财富诱惑所具有的紧张性，在这条险路上虽然一不小心就可能堕落，但信仰的使命却是在这堕落的诱惑上向罪恶夸胜。

当财富诱使人坑蒙拐骗、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但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责任、实践信仰，意味着战胜诱惑、富民益人，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在信仰上具有永恒的价值。职业人士将自己在职场上的表现当作信仰的见证，确实有更高的心志为信仰赚钱，又若他将所赚来的钱用在有益他人和社会的事上，那么，他所从事的职业和背后的利润，就已经转化为永恒的事物了。

实际上在当下，“尽力挣钱”是一个不必大力鼓吹就能被人效法的口号。倒是后面两句，对当代中国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我们知道，现代职业精神来源于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正是这种观念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天职观与禁欲主义是分不开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写道：“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的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天职观”弘扬的是“尽力省钱”的精神。不仅赚取财富是天职，消费财富也是天职，所以要把消费财富行为神圣化、圣洁化，绝不能用人的恶行来败坏它、玷污它。现代职业精神要求人克制禁欲、抵制诱惑、俭省节约、禁止对财富毫无约束的挥霍，而把财富运用在扩大再生产、用在有益社会的事情上。如此才能真正推动个人的成功和地区经济整体的发展。

现实社会中，由于投机取巧、不法牟利成为并不少见的现象，使很多职业人士看不起自律节俭、正直理性等精神对财富的正面意义，我接触的很多公司雇员，一张口问的就是如何迅速发财、有无成功的捷径？而对自己每月的薪资一点儿也不珍视，觉得靠打工得来的这点钱是不可能发家致富的。一种脚踏实地、克制简朴的职业精神很难觅到。实际上，从英美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中，我们看到：任何无节制的享乐纵情、不受约束的挥霍花销，都会驱使人舍弃职守，堕落贫穷，不是纵欲和贪婪积累了财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长了社会财富，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正是兴旺发达的征兆。正是这种与禁欲携手的职业精神，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缺乏和期待建立的工商文明内涵。

“尽力挣钱、尽力省钱、尽力捐钱”是个整体，而最后一项是职业人士财富观的升华和终极目的。我在北京朝阳区认识一个海归的商人团体，成员来自北京建筑、网络、文化、医药、物流、花卉等各个行业。他们不断地进行一些社会捐助项目。位于北京清河的新世纪学校，是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有500多学生，但由于缺乏经费，一直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学生们在夏热冬冷的铁皮房中拥挤地上课，老师们的工资好几个月发不出来。这个海归商人团体知道消息后开始了积极的援助活动，组织海内外的职业人士去探访该校，让社会来关注该校，并在该校内外进行了几次捐款，给这个学校一定的补给。他们的行为为职业和财富提供了更加高尚的意义，让我们明白了职业、财富与永恒的爱的紧密关系。

现代职业精神兴起的美国建国时代，职业人士们非常乐于捐助，1831年，法国学者、《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发现：“如果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每个人都抢着去帮助伤员；如果大灾难突然降临某个家庭，上千个素昧平生的人会立刻打开自己的钱袋，小笔的但多不胜数的捐款源源流进，为他们排忧解难。”这是天职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去南方一些地区，当地人一见面就说：“我们这里虽然经济比较发达，但是文化很落后，很多人没文化。”我说：“这种局面只要一代人就可以改观，你们不要拿钱去盖祖坟、包二奶、三奶，而多盖一些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科研机构，闻名世界的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是在民众捐献的公共机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只有现代职业观才能带动一个地区文明的进步。

企业不仅是个盈利机构，它还是担当社会责任的公民，所以“企业公民”概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国内的很多企业给社会带来了环境污染、毒害消费者生命健康、侵犯劳动权利等恶劣效果，引发了众多导致冲突的恶性事件，没有担当正面的社会责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2004年给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工程”一大笔捐款，IBM在其公司将一年帮助多少残疾人就业作为公司的重大事件来描述。国外大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美好形象应该让中国企业觉醒并效法。

不仅企业要担当社会责任，雇员也要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一次青岛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潍坊御华包装公司的员工代表讲了一件小事：2004年秋天，工厂周围的麦地刚刚收割，不料突然刮起了台风，风雨交加，看着农田里的农民惊慌失措、悲伤无奈的表情时，工厂里面没有任务的员工纷纷自觉地冲到麦地里，帮助农民搬运粮食，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搏斗和奋战，粮食基本上安全转移，员工们的全身却几乎都湿透了，但他们的心灵深处感到了欢欣和喜悦。他们的确在做着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不要认为，只有等到你有足够的家产和财富之后才有机会享受助人之乐，财富只是捐助的一部分，我们还可以用自己的时间、智慧和服务来援助他人。国外有一个年轻职员在街道散步时，突然看到一些衣衫褴褛、身上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人排着长队，等着进入一间煮汤的厨房。正当他准备加快脚步离开的时候，他向那间厨房里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却发现里面全是像他一样的白领，他们正为等在门口的人做饭。他花了十几分钟了解到这是一个流浪者赈济所。于是从那天开始，他成为厨房中的一员，而且乐此不疲。他的同事曾拿此事来取笑，但当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个场面之后，也参与了进来。在一年的时间里，那间小小的厨房挤满了20多个曾经取笑过他的同事。

我们也许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可以从小事上付出大爱。你也可以在生活的社区和介入的公共场所做起，让孩子们从小学会帮助别人，让年轻人参与社区服务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知道作为一个文明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意识和行为。在我们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只知道上班和赚钱的机器，而是与这个社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息息相关的共同体的成员。我们不再孤独，不再感到荒谬与无聊。我们感到生命的充实和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