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档案馆藏有两本英国传教士写的英文书，一本名为《The Sons Of Han》，译为《汉人》，作者是伯纳德·阿帕德（Bernard Upward），1908年出版；另一本是《In The Valley Of Yangtze》，译为《长江两岸》，作者是福斯特女士（Mrs.Foster），1899年出版。两书中各有一章是作者对武汉教会学校的描述，书中提到的教会学校有由英国传教士兴建的武昌博文书院、汉口博学书院，以及花楼街的男子医院附属医学院等。

辛亥革命前，这些西方传教士及其所办的大批教会学校，其先进的教学理念、新式的办学体制、分科的课程设置、科学的教科书编制，对武汉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本英文书对武汉教会学校的中小学教育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介绍。

教学对象。传教士刚到中国时，教会学校在武汉受到冷遇，迫于舆论压力，富庶之家多不愿将子女送入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生源受到极大限制，这给想上学而没钱上学的穷人家孩子创造了很大的机会。这时期，教会学校的学生以流浪儿童、孤儿、穷苦人家子弟等社会边缘群体为主，义学占了很大比重。1899年成书的《长江两岸》中一共提到8名学生，这8名学生中有的死于心脏病，有的是盲童，有的因为生计中途辍学……而较晚成书的《汉人》中有这样的描写：“这里还建了一所高中，由麦克法兰教士担任校长，这所学校的目的是让那些富绅的儿子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受教育……”

可见，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由主要是社会边缘群体转向富庶子弟，究其原因，教会学校办学不仅想吸收教徒，还要通过毕业生占据要职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使之“成为社会上及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普通人的导师和领袖。”

在招生对象的性别上，教会学校主张男女平等，建立女子教会学校，招收女学员，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在女子学校办学初期，这一举措也受到百般阻挠。据福斯特说，在汉口第一个受洗礼的妇女——高女士，“因为参加集会的地方都是男性教徒，她第一次做礼拜时被大家攻击和唾骂……”后来经过传教士的努力，女子学校由小学到中学，甚至发展到大学，招收女生，使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拜托束缚，接受现代文化教育。阿帕德在书中说到：“这些姑娘们，将来无论是做了母亲，还是教师，都被教育成了善良、真诚的女性，她们虔诚地信服于天主，这对于男人去做领袖和老师的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

教学内容。传道布教是传教士一切活动的出发点，所以所有的教会学校都以《圣经》为主要授课内容，在头脑最清醒的早晨上圣经课，参加晨祷会，在饭前、睡觉前也必须祷告。同时，为吸收更多学员，扩大基督教影响，教会学校开设了一些自然科学和人文方面的科目。“男孩们学习语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还有英语……”，“女孩子们没有被忘记，她们被传授中文阅读、写字、地理、天文学、本土历史和中国历史。”

教会学校还十分重视学生自主思考能力和女孩子的动手能力。例如，在福斯特女士的学校，“缝纫是一门必修课”，“教育不局限于脑力劳动”，福斯特女士也指出，“我们的教会学校不同于当地的普通学校，我们想让学生在最初就明白自己学到的是什么，每个学生都必须在课后解释他们学到的是什么……”

《汉人》

教学目标。教会学校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综合素质的培养。除了宗教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教会学校还提倡学生锻炼身体，许多学校开设了体育课，第一次在武汉引进了体育运动会和近现代体育项目。《汉人》中提到的学校，“学生们每天下午四点放学，共享晚餐后就是娱乐时间了，运动场上的孩子们，有的踢足球，有的打板球，有的跑步，有的跳远……他们根据兴趣爱好和自己的特长选择项目，进行各种训练。”作为课外活动的项目之一，有的学生甚至还学会了摄影，这也是西方传教士对武汉教育理念的贡献之一。学生自己还组建了Y.M.C.A社团以及英语俱乐部，“在半天休假结束后，社团会在每周六的晚上举行活动，这些活动在学生中广受欢迎。”

教学方法。教会学校最初设定学生的修学年限，按照学生的文化程度划分年段，后来逐渐设置小学、中学和大学，以及师范学校、盲人学校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学体制。在教学方法上，学校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每个学生不同程度的水平，实行分科、分班和分级教学，例如，在福斯特女士的学校，"班上的24个学生分成了两个小班……"

透过两位英传教士对汉口教会学校的描述，可以看出，教会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体制，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先进的，他们倡导男女平等，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尝试新式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书本都在这里，让学生自己去学"的教育是一种警醒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