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的工作观有一个遗产，就是适度工作的观念。在有关工作态度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极度闲散或懒惰；另一个极端是奴隶般地沉溺于工作）之间，清教徒在理论上试图保持中道。但在实际上，他们常常偏向于过度工作。

现代人对清教徒工作伦理的解释有一点是正确的——清教徒蔑视闲散，赞扬勤奋，巴克斯特在闲散问题上常常显出不耐烦，他说：“不劳动是卑鄙的、罪恶的。”罗伯特•伯尔顿（Robert Bolton）称闲散为“灵魂生的锈、长的溃疡”。阿瑟•邓特（Arthur Dent）在那本有影响力的书《普通人通向天堂之路》（The Plain Man's Path-way to Heaven）中写道：“上帝不允许任何人生活闲散。”伊丽莎白•约瑟琳（Elizabeth Joceline）在《母亲给未出世孩子的馈赠》（The Mother's Legacy to Her Unborn Child）中写道：“你是男子汉，要以闲散为羞耻；你是基督徒，要为闲散而焦急。”从这些陈述可以明显看出，清教徒伦理认为工作不仅是社会义务，也是个人责任。

清教徒批评闲散，同时赞赏勤奋工作，这并非因为勤奋工作是内在的美德，而是因为它是上帝分派给人类去供应所需的方法。巴克斯特写道：“上帝命令你们以某种方式赚取每日的饭食。”托马斯•瓦特逊设想：“宗教信仰并未盖章批准人的闲散……上帝安排他所有的孩子们工作……上帝因我们的勤奋，而非懒惰而赐福我们。”

清教徒对闲散强烈反感，对工作加以赞扬，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确信劳动是被造物被命定要做的事。因此，为了人类的好处，工作是必须的。威廉•珀金斯写道：“亚当尚未犯罪时，想要什么都可以，但上帝还是让他做工。”在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看来，“上帝让我们的始祖即便在无罪中……也去劳动……就更不会让有罪的人类子孙去过闲散生活。……人注定要辛勤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就像火花注定向上飞那样。”

巴克斯特写道：“无罪的亚当被安置在伊甸园中治理园子……人在肉身中，身体和灵魂都必须有工作可做。”工作既是被造物被命定要去做认识到劳动本身，及其作为对上帝的回应，是尊贵的。

清教徒认为，即使是“属灵”也不是闲散的借口。理査德•斯蒂尔反对“以宗教敬拜为借口忽略了人的必需事务”。有一位宗教狂热分子抱怨说，对敬虔事务的思忖导致他工作时分神，对此，托马斯•谢泼德（Thomas Shepard）建议：“当上帝安排你们去做属灵的、属天的工作时，你们却心怀尘世思想，这是罪；同样的，从某个角度来看，当上帝安排你们从事地上……的工作时，你们却分神、思考属灵的事，那同样是罪。”

但是，这样，清教徒伦理是不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工作狂综合症呢？清教徒认为不是这样。他们试图通过明确限制过度劳累来为他们的勤奋找到平衡。他们的理想仍然是适度。

约翰•普雷斯顿警吿说：“注意不要揽事过多，也不要事无巨细、毫无节制地操劳。”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ip Stubbes）告诫道：“每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都理所当然地”不应允许“他做工过度而”超过了“真敬虔的界限”。而且，“主不让我们贪婪，也不让我们无节制地工作；今天我们不应该为明天操心，因为（主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苏格兰神学家罗伯特•伍德罗（Robert Woodrow）评述道：“我谦恭地认为，我们太过偏爱工作，忽略了更有价值的事情，这等罪将记录在我们的判决书上。”

关于“兼职”这个问题，理査德•斯蒂尔指出，一个人不应该“仅仅为了增加财富而兼任两三份工作”。

清教徒的目标是不走极端、合乎中道。热忱地工作，但不把灵魂出卖给工作，这是他们努力的目标。约翰•普雷斯顿如此表达：“如果你们有纯洁的热爱，那么你们可以从事世上万事而不被玷污；但当你们过分贪恋任何事物时，它就会玷污你们的灵魂。”

既不闲散，也不做工作狂，这种中道思想也是约翰•柯顿的理想：

在每个活生生的圣徒里面，存在着两种美德的一种奇怪组合，即：一方面勤奋于世事，另一方面却又向着世界死；这奥秘当事人会意，旁人却无从知晓。……虽然他在天召中极力勤奋工作，但他的心不专注在这些事情上；当他得到财物时，他知道该怎么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