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问题学生
从小我就是个问题学生，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跑到教室里，把全班的考卷给烧了，因为我讨厌这种教育的方式。还有一次老师在监考的时候，我把钢笔打开，从他后面这样唰地喷过去，把他的衣服全部喷脏了！我觉得这是上学真正有趣的地方。当然，我受到严重的惩罚。我爸也会打我，小五那年，我曾被打到手心喷血，手上现在还有疤，脸上也被踢过，因为我爸妈也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

到了中学，我被老师修理得很厉害，后来还被开除过，因为我在教室里喜欢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我问老师：“波义耳是谁？”又很想知道，安培和焦耳是谁，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某些因素让他们写下这些公式。但老师让我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因为联考不会考，只要把公式背下来就好了。但我还是一直追问，就一直被处罚，有一次我反射性挥手挡了回去，就被当做殴打老师，被学校开除了。

我在教室内没有办法获得满足，所以我更向往教室外的世界，喜欢教室外叫得起劲的鸟、绿油油的树叶、飘着云的蓝天，这些都会让我分心。下课后我很喜欢到野外去，我的自我学习都来自野外，因为在野外，我看到不懂的事物，就会回来自己看书找答案。譬如“云为什么会是这个形状？”“为什么草的旁边会有这种花朵？”“叶子跟花朵的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回顾我的学习历程，我小学是一天到晚被学校殴打的，中学是被学校开除过的，高中是念夜间部的，大学是重考才勉强考上中原大学的。

我其实是一个已经被教育界放弃的孩子。在教育体系里、考试的方式下，找不到对知识的喜爱。但是，我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台大的教授？


我是异类“天才”

那是因为到了大学以后，再也没有人给我压力了，那是我重新开始的时候。从此我海阔天空，我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个异类，但当时我遇到一个老师，他只收异类。这个老师是国科会科教组的组长毛松霖。他就只收几个学生，每周上一次课。他的教材就是报纸，我们可以探讨政治、性行为、信仰、经济、艺术等各种问题，无所不谈。我们谈论的地方就是在冰果室或是校园的草地上，这个老师带了我们四年。我觉得“冰果室里的这一堂课”，是我一生所受的教育里，最精彩的地方。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被放弃的孩子。我第一次跟毛老师谈话之后，他给我留了一个功课，要我下次讲给他听，我讲给他听之后，他就跟我说，我是个天才。我说：“我联考都考不上，怎么会是个天才？”

他说:“天才有四种，第一种很会记忆，考试可以考得很好;第二种很会分析，考试也可以考很好;第三种天才，很会整合，他就‘完蛋’了;第四种，他有艺术跳跃的思维，直觉类型的天才，他也会‘完蛋’了。”他所谓的“完蛋”，就是指会被联考放弃的学生，在联考教育体制下，后面这两种天才就“完蛋”了。所以必须想办法让后两种天才不要被教育体制牺牲。

我听完他的话，很感动，因为从来没有人说我是天才，大家都说我是问题学生。我自己体会，我应该是属于第三种类型的天才。

我知道自己是个异类的天才之后，就自己开始去做整合的工作。我曾经问过毛老师要怎么整合？他说要整合对人类文化有影响的科目。我问他是哪些科目？他说，只有三科。第一科，历史。第二科，经济。第三科，音乐与美术。这三门课里选一门，就可以影响人类的文化。

因为我不太懂经济、也不懂音乐，所以我选历史。我就开始读所有的历史，象是讲医学的历史、美术的历史……只要有历史这两个字我统统挑出来读，不是为了兴趣，是为了使命。


确认自己的使命

在大学那段时间，我就是用60%的时间去读我科系的东西，用40%读课外的书，然后整合在一起。

大学我读环境污染，那是因为我考试分数很低，所以进到这个系。当我在读环境污染的时候，其实台湾没什么环境污染，但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台湾的环境污染变得很严重，我刚好“躬逢其盛”，接触了很多环境污染的议题，也排解了很多纠纷。

在排解纠纷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知识不够，解决问题不是单有热情就可以了，所以就再去念环境污染的博士学位。因为我觉得很亏欠那些受害的农渔民，他们对我有很高的期待，但是我帮不了忙。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我就来台大教书。我在大学教书期间，通过观察发现，只要学生服你，他就会有学习动力，他就会学得好。因为在教学里面，最重要的是师生关系，关系超过知识的传授、品德的传授。University（大学），原意应该是指“师生联盟”，因为我们一生里面遇到最好的教育都是因为我跟某个老师发生一种非常好的“师生联盟”的关系。一个老师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老师”，他的魅力来自于他的使命感，来自于他和学生所建立的联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