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指出，2015年度，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共有126万人，约占世界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5%，这意味着每四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是中国的海外留学生。1978-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404.21万人。其中，126.43万人处于学习研究阶段，221.86万人选择学成回国。

无论是留学生群体，还是国内的大学生群体，校园事工是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我们希望下一代的牧者、教会是怎么样的，责任已经落在如今的校园事工者身上。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代！留学潮的时机，刚好和中国大陆教会的兴起相呼应。完全可以预见，这一批留学生中的基督徒，不久后将成为华人教会的中坚力量。台湾的校园团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在各教会、机构碰到来自台湾的同工中，很多人过去在学生时代参加过台湾的校园团契。

这不难理解，这些受过各方面良好教育的基督徒，很容易在社会和教会中脱颖而出。说他们将奠定华人教会一个时代的传统，也不为过。

明天的人是由今天塑造的。我们希望下一代的牧者、宣教士，以及长老、执事，是怎么样的？甚至，教会是怎么样的？责任已经落到了今天从事校园事工者身上！

常有人感慨，上一批，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迫出国的基督徒，虽然有些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著名领袖，但神学根基之薄弱，足为借鉴。因此，面对留学潮，我们不能以“快速让人决志”为主要目标。

尽管让人愿意信主已经很难，但我们仍要坚持不懈地带领人委身教会、领受整全教导，作为事工的核心部分。

校园事工先天的优势之一，是建立智性传统（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这显然是华人教会急需的，因为华人教会总体而言，比较反智（anti-intellectual）。（“反智主义真正反对的，并非是人的智能，而是人针对观念进行反思。” 参：周学信，《反智主义》http://behold.oc.org/?p=3222。编注）。

这也是学生较难融入教会的原因之一。有些教会，即使不反智，也没有足够的学习气氛。

我走访过不少地方的教会和校园团契，很少听见基督徒讨论圣经时参考各种著作（都是讲主观感受为主，不离题发挥已算上佳）。信仰议题的讨论也缺少神学意识（不是学识），对基督教经典更是罕有接触。

在我看来，这是不正常的，尤其对于大学团契。

薛华（Francis Schaeffer）被称为“唤醒美国知识分子的宣教士”。在他思想的刺激下，美国本土的校园团契有了一个大转向。除了世界各地，美国也有几个地方每年定期举办神学营会（L’Abri conference），继承、发扬其传统。

笔者参加过一次L’Abri会议，那可能是我见过人数最多、最朝气蓬勃的基督教学术营会。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样式。

神学学习对于基督徒学生、学者，有多重要？

牛津的两位平信徒神学家侯士庭（James Houston）和路易士（C.S. Lewis)共同认为，如果基督徒缺乏神学基础，就很难使本职工作基督化。因为缺乏“天启”（revelation）的观点去透视“专业”，使得信仰与工作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仅有伦理要求。

我记得一位基督徒医生说：我认为，作为基督徒医务人员，和非基督徒的差别，不能只在于对病人态度比较好，还必须敬业——在专业上精益求精，才是荣耀上帝的。

我回答：诚然！不过，还可以更进一步——除了一般科学答案，更可以以上帝的道解释你所发现的生理（或精神）现象。

现实中，基督徒的生命常常是碎片化的——信仰归信仰，职业归职业。缺少以圣道一以贯之。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校园事工更广阔的未来。

近年来，中国教会开始集体性的、有意识的参与全球跨文化宣教。在我看来，上帝已经预备了“先遣部队”，就是华人移民后代与留学生。他们掌握了一种以上外语，经过长时间在异国他乡跨文化的适应，又有一技之长足以养生（这对宣教士极为重要），接触到各种民族文化。

这些预备不会是徒然的。

校园团契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培育神学意识。我的意思不是在几年内积累多少神学知识，而是学习以神学的眼光看问题。套用法学家，也是圣经翻译家吴经熊的话，“法学思维比熟悉法律条文重要”。

校园团契虽然不是以培养神学家为己任，但若能成为未来神学家的成长摇篮，岂非美事！？

中美教育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但有一个共同点：缺乏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

从名校到职业技校、社区大学，这个问题都非常突出。在中国，应试教育扼杀了学生求知的热情。在美国，则是过分注重实用性专业技能，使得学生难有“业余”文化生活（尤其是本科以上）。

很多中国留学生感叹，自己在文化方面不伦不类：既没有学好中文，也没用学好英文。这当然不是指基本的语言能力，而是指文化认同感。

对于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言，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政治抉择。

中国学生经过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政治教育，面对“没有标准答案”的美式政治文化，不知所措者有之，追随“前卫”而无所禁忌者有之，起哄者有之。当然也有觉醒者。

即使信主多年的学生、学者（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对中国以及国际重大事件的冷漠或幼稚看法，令人吃惊。新一代留学生中弥漫着的浓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叫人担忧。

政治意识关系重大。如果我们期待新一代基督徒对世界负起更多的责任，对当下事件的反应合乎基督信仰的标准，那么，建立相对健全的基督教政治观，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美国社会“去基督教化”的狂潮下，就更需要为他们打下解读现代政治文明的神学根基。

另一方面，被中国教科书灌输了十几年的学生，不管是否基督徒，显然都需要“重修”中国当代史。

在文化方面，中国人对西方古典文化的热情方兴未艾，美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反传统之风无处不在。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大学的古典文化气息还是比中国大学多，可惜已不足把学生薰陶成有古典情怀的人。

教会应该有雄心，正本清源，重新奠立下一代的传统文化基础。诚然，教会不是学院，然而如著名教会史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所言，“但（教会）至少不逊于一个学派”（注3）。如果缺少崇高的榜样，不了解经典，就不可能激发、孕育出伟大的基督徒知识分子。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校园事工中迫切的议题。我在不同的大学团契，分享“基督教与中国”，总是反响热烈。随着国内新儒家的造势，国家孔子学院的输出，作为华人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中国基督徒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C& C，我称之为“新两C”），认识上如果没有提升，就很难在神学和灵性上有突破。

一如希伯来与希腊的“两希文明”（H & H：Hebrew & Hellene ，注4）的融合过程，“新两C”文明的融汇与成熟，亦需要既有正统信仰，又具有天才的头脑，和第一流学术造诣的基督徒来完成。

如果上帝已经为中国教会预备这些人，那么一定大多在学生、学者群体中。而今天的校园团契，大多缺少比较宏观的文化视野。

我曾在多处呼吁，校园事工应当担负重建基督教智性传统（the tradition of intellectual）的任务。这是华人教会非常缺乏的部分。

可惜，很多人认为，我持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参与的学生事工多是名校的，并不符合一般学校的要求，尤其不适用于社区大学的学生。这真是严重的误解。

首先，名校学生并不见得就更重视基督教信仰的智性层面。一是学业繁重，非一般学校可比，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好学生的各种竞争。二是教会和团契缺少相应的教导，更多强调了信仰对心灵的抚慰（当然这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安于“个人化”的信仰生活。

其次，好成绩的学生和一般成绩的学生最大的区别，是意志力而不是智力。

若有人认为社区大学或普通大学的学生不需要理智上的引导与激励，那是对他们的侮辱。许多学生，成绩并非顶尖，是因为不专注课业，而非智力有问题。

不过他们很多人热心课外活动，有时比考试优等的学生思维更开阔、更具弹性。普通学校相对轻松的课业，也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文化。

关于文化艺术问题，有两部电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是《放牛班的春天》——一群“野孩子”在一个业余音乐老师的薰陶下，改变了人生的态度。一是《死亡诗社》——一群保守、出类拔萃的基督教学院学生，在文学老师“及时行乐”（seize the day）的哲学面前，所持守的传统土崩瓦解……

音乐、诗词既可以造就人，也可以败坏人。我们如果不广泛地运用“文化”，积极地引导新一代，就相对于任由别人以另一种文化俘获他们。福音是离不开文化的。

尼布林（Richard Niebuhr）归纳的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1951）的五种关系，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当代宣教学的观念：基督超越文化，但透过文化福临万族（Christ above and through culture）。

虽然本文着重提到的是北美校园事工，但对国内高校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参考。无论是怎样的大环境，愿我们都能够重视校园这一广大的禾场，也当重视校园事工所承载的文化使命，为未来的中国教会储备更多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