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节目中，《叛教者》第三部《跟随者：殉道者的血》第三章讲到，
他觉得自己在那场彻夜的哭泣中死了，在上帝的沉默中死了……
在黄愚志被捕的第一年中，他被提审了三百多次，但上帝奇妙地恩待了他，让他平安度过了。最后，政府对这个死硬派毫无办法，怕他影响上海第一监狱的犯人改造，把他送往遥远的大西北——青海劳改农场，并且不准家属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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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西北的寒冷，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三十度，对于一直生活在南方的黄愚志是致命的，特别是现在经过一年三百次的提审和酷刑，他瘦弱到纸人一般。没有血色的脸，仿佛是几根骨头架着一身不够厚实的衣服，风一吹就随时能倒下来。
在寒风凛冽的青海高原，黄愚志觉得不管是全身的衣服，还是劳改农场的土坯房，都薄得像是不存在的，寒风直接吹进他的身体，注满了骨节与骨节之间，甚至血管里的血都凝固了。
一到农场，他这个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就被派去在户外制砖瓦土胚。这是个重体力活，仅一周他就病倒了。高烧四十度，但他仍得随队出工，他坚持着走到了工地，却在纷飞的风雪中怎么也站不住，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看守员过来，斥骂他逃避劳动改造，有同监的劳改犯就报告说黄愚志发高烧了，看守员不信，骂骂咧咧地过来核实，发现他是在高烧，额头烫得像火炉。就还是踢了他一脚说，不能干活，就在这里坐着，别想逃避改造！
大雪中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看守员的斥骂和犯人们夹杂着呻呤的劳动号子，都好像远得在天边。黄愚志实在支持不住，终于躺下了，他望着飘满了鹅毛大雪的天空，望着这天地一色的洁白，心里想着《圣经》里的那句话：
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
主啊！是你看我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吗？是你要释放仆人，接我回天家了吗？主啊！求你怜悯，就让这漫天大雪把我埋没了吧！
黄愚志仿佛在白茫茫混沌的空中，看见了天父那隐约的笑脸。
他昏迷了。
但他没有在天堂醒来，而是被一靴子狠狠地踢在腰背上，醒了。身上已经麻木到不知道痛，他站起来，一边跟着大队收工回监房，一边在看守员骂他装死时，自己也感到纳闷和惊奇。
他像是走在云朵上一样，飘飘地借不着力，他不知道该不该感谢天父又一次救他。看这样子，自己总是要死的，必定要死在这个大西北的劳改农场，父啊，你为什么还要孩子熬下去呢？
黄愚志被允许到监狱医院看病，也许是劳改农场的领导觉得他快死了，所以也允许他给家里亲人写信。他在第一封信上告诉妻儿自己已入病监，根据所用的药物，他知道自己是得了肺结核。他在信中写道，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无力，只能把一切交在主的手中。
妻子杨天悦并没有来青海劳改农场看他。黄愚志知道从上海到青海仅乘火车就要三天三夜，大女儿刚十岁，最小的才五岁，还有自己的老父老母，一家六口都需要妻子做工来养活，她是没有一天能不工作的，何况自己这个反革命一定已经给她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
这样一想，他就后悔写信告诉她自己的病，他甚至都能看得见她在深夜孤独、心酸的哭泣。从此，他决定再写信一定只报喜不报忧，也许这就是现在他这个丈夫和父亲，能为妻儿做的唯一的事了。
显然是上帝觉得黄愚志在地上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就为他预备了一位心地良善的护士，把他送到重病房去治疗。当他病情略有好转时，管教队长又来叫他出工劳动，那位护士就说，他是活动开放性的肺病，会传染别人，不能劳动。
有一天，监狱卫生所需要一名注射护理员，他们在劳改队里问谁会注射，黄愚志虽然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但他的妻子天悦是护士，有一次她在家中卧病不起，他曾在她的指导下试着给她进行过几次肌肉注射。他想，也许这是上帝存留他性命的一次机会，经过祷告后，他接下了这个任务，成了监狱卫生所的注射护理员。
黄愚志每天要进行约二百四十次肌肉注射和近四十次静脉注射，当时劳改农场条件差，且视这些犯人、反革命为不配活着的人。他们用二十CC的针筒，一次就给十名患者注射同样的药液，并且不更换针头。每一次注射，黄愚志都在心里急切地向上帝祷告，神是信实的，即便在那样的状况中，也没有丢开他。上帝竟然保守黄愚志，从头至尾没有出过事故，身体也因此而渐渐恢复过来。
五九年，人祸引至的“自然灾害”来临了，劳改农场里大量的囚犯饿死，每个囚犯一天只能得到二个青棵饼，每个只有二两重。所以他们把能弄到手的东西都塞进嘴里、填进肚去，甚至有些不能想像的东西，也都充作了食物。
那时，黄愚志被安排去看仓库，这个活一般不是犯人干的，因为之前派去管仓库的农场工人，甚至是看守，都偷偷高价盗卖仓库里的留种，领导一商量，觉得还是派黄愚志这个基督徒犯人去看守仓库比较可靠，最多是他自己偷吃一些，问题不大。
仓库里存着一筐留种的花生米，黄愚志和所有的犯人一样饿得头晕眼花，也许是想着他可以偷吃点花生米吧，队里说他现在不出工干活，所以每天的青棵饼减为一个了。他实在是饿极了，饿得不能看那筐花生米，但他的脚和他的眼睛总是把他引到那筐花生米面前，每一颗花生米都红润润地香极了。
黄愚志面对着这筐花生米也想过很多。他想过吃几颗也看不出来，但马上想到背着人做的事，却无法背着神。然后他又想，也许是上帝要用这个方法来救活自己，但马上想到立定十戒，视贪欲、偷窃为罪的上帝，岂会让人通过犯罪的方式来领受他的恩典？
黄愚志把青棵饼一点一点地擘碎，他仿佛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擘饼聚会，每擘一点他都思想着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上所说的，“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没有葡萄汁，他就把擘碎的青棵饼泡在清水里，每吃一小口，他都想着这是在吃主为我破碎的身体。
他的泪一滴滴一串串地落在碗里……
渐渐地，他终于不再想那筐花生米了。
有嫉妒的囚犯和看守想抓住黄愚志的把柄，他们不相信一个迷信能让即将饿死的人不偷吃几颗花生米。总有人躲在仓库外面偷看，白天晚上都有。有的人是想告发，更多的人是想一旦抓住他偷吃就可以要挟他也给自己吃点。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们都成了黄愚志的见证人，他们在完全不理解，甚至嘲笑他的同时，也悄悄流传着这不是个正常人，这是个“神人”的说法。派黄愚志去看仓库的领导因此觉得自己的决定非常英明。
劳改农场缺粮的情形越发严重了，囚徒们都绝望了，每天除了需要埋死人，其它时间就都奄奄一息地躺在屋里，仿佛是列着队，等着轮到自己被埋掉。政府顾虑到可能会引起国际上的抗议，也是为了减轻农场的负担，决定把囚犯中的老弱病号，及一些一直比较老实，家在农村的犯人假释回乡。
黄愚志也因此而得释放回家，但只准回到老家浙江兰溪的农村，没有公安局的批准，不准他到上海去探望他的妻儿。
他回到兰溪没多久，当地的公安局就派人上门来，要求他为提前释放而感恩人民政府的宽大，所以必须为政府工作，就是向他们汇报基督徒的活动情况。
黄愚志当时就说，那你们还是马上把我送回劳改队吧。公安局的人说这他们管不了。于是，黄愚志又写信给青海劳改农场的领导，表示愿意继续在那里改造，但这个报告退了回来，没有被接受。
劳改农场的领导回信说，农场不能再接收你，除非你重新触犯了法律。但那也不一定被送到这里来。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仅仅五年不到，还没有完全吃饱肚子的人们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现在被定为中国的“十年浩劫”。到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最疯狂的高潮，上海红卫兵搜查了许多基督徒的家，搜出的《圣经》和信仰书籍都焚烧了，并且焚烧了许多间教堂。
有一位陆弟兄在医药研究中心工作，他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基督徒家庭，父亲自幼就把他献给了上帝。因为是长子，父亲对他的要求特别严，不但要他刻苦读书，而且让他在自己服事的山村小礼拜堂里学习讲道分享。
陆弟兄最后以优异的成绩，五六年从东北药物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上海的一家医药研究中心工作。那年正是肃反运动，上海聚会处的领袖大多被抓，会众大多软弱惧怕，或是迷茫绝望，纷纷离开教会，主日的人数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不到。就在这时，陆弟兄因为新婚妻子在聚会处，经过祷告和了解后，决定来到聚会处聚会。
因为出身贫寒，一生的经历比较坎坷，陆弟兄很珍惜上帝给他的每一个机会，也比较能体贴在困苦中的弟兄姐妹，所以很快就成了这个家里的一员。他因为在外面工作，对越来越恶劣的形势就比较有警惕。那些日子他常常对来他们家的弟兄姐妹说：
主今天所呼召的乃是时代的见证人。人若不肯为主的缘故撇下父母、妻子、儿女、房屋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主今天在这时代中所要特别拣选、呼召的乃是一班不顾一切为主而活的人。主今天要得着的，乃是为他摆上一切，撇下一切的时代见证人！
一天，陆弟兄回到家，郁郁地坐在那里发呆。妻子问他好多遍，他才说是单位领导要求每一个批斗对象都要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他拒绝了。第二天他下班没能回来，三天后，他满身是伤地回到家。他说工宣队的老师傅们强逼他跪在毛主席像前叩头，他心里就是过不去，觉得这是违背自己信仰的，于是，被他们拷打了三天。
那天晚上，陆弟兄的妻子一边哄着孩子睡觉，一边听着丈夫在另一间房内轻声地唱赞美诗：
这些人乃是不顾得与失，
随地成戏景，到处受藐视，
心中仍能涌美词，因有羔羊血洗净。
这些人乃是忠心直到死，
为求主笑容，汤火都不辞，
虽经苦难仍坚持，因有羔羊血洗净
……
她听着，泪一滴滴落下，落在已经睡着的孩子身上。她似乎已经能预知丈夫的“结局”，她不是不想求他为了自己，为了孩了，就跪下吧。但她开不出这个口，她不由地在心中掂量着，主啊，我真能看着他与你同钉十字架吗？
接下来的日子，丈夫每天回来都有新伤。
陆弟兄终于经不住不断加码的拷打，于六八年三月底撇下了一个六岁一个四岁的二个幼儿和妻子逃了。他在逃离前曾冒险到幼儿园向他一对年幼的儿女告别。他轻轻地、久久地拥抱着他们，在心中默默地祝愿他们平安长大成人，他对他的主说，我不是一个英雄，我甚至当不了一个好父亲了，但我把他们交给你。
妻子上完夜班回家，在桌上看到丈夫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我是不得已！你不要来找我了。我带走了一点粮票和一点钱。对不起你和孩子！
女人握着那纸条悲恸欲绝，她瘫坐在地上嚎哭，她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天，真的塌下来了，而那应该为她和孩子顶住天的男人竟然逃了。她甚至没有力气来想该不该恨这个男人，也没有力气来怨上帝，因为她和孩子以后只剩下上帝了。
女人看着一双儿女，实在担不起这么沉重的担子，第二天一早，她就把丈夫出逃的事和那张便条一起交给了公安局。但他们还是认为是她与丈夫同谋策划并帮助他逃走的，为此，她被关进了隔离室审查，为交代男人逃离的事而受尽折磨。
陆弟兄离开家后的当天晚上，他悄悄来到了黄愚志的家，那时黄愚志还在浙江乡下不准回上海家里居住。他问黄师母可不可以进屋来，黄师母知道若让他进来，被政府知道了，他们就会也给她在“反革命家属”之外再扣上一个“支持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但面对被迫害的弟兄，她又怎能拒绝他进门呢？
她请他进来，让他坐下。
他一直在发抖，他对她说，自己只能出逃了，否则会被他们打死的。
她端了一杯红糖水给他喝，犹豫了一下，还是对他说：
你不能逃，你逃了，他们总会想法抓住你的，那样一来事情会变得更糟，在人民专政底下，你是无路可逃、无处可躲的。你一逃，不仅会失去工作，会失去家庭，还会，还会牵连你的妻儿。
我受不了他们的迫害，研究所已经有专家、同事为我吃苦，受牵连了。所里跳楼自杀的已经有好几位，我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他们，心中比死还要难过。
黄师母不明白他自己不跪叩主席像，为什么会牵连同事，以至跳楼自杀。她想可能是逼迫和恐惧已经破坏了他的神经。她柔声劝他说：
最多就是坐牢，也比你现在逃了的好。
在监牢里也要拜像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她，外面的一点响动让他的屁股紧张地移到了椅子的边上。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说。
她不知道他究竟是怕坐牢，还是怕在牢里要跪拜主席像。她甚至没有觉得跪一下主席像就是背叛信仰。她想上帝是有怜悯的，会赦免这个情况下人的软弱。这些话她说不出口，但她还是决定不能帮他逃跑。
最后，陆弟兄答应她不跑了，但其实他却没有回家。他去了浙江，找人替他传信给正在受监视的黄愚志。信中说了自己的情况，请求他为自己祷告，并为他调换一些全国粮票。
黄愚志深知在酷刑中人的绝望与痛苦，他很同情他，就想办法为他换了全国粮票，和一点不多的钱，让一个弟兄偷偷带给他。
陆弟兄第一站逃到了温州，然后辗转各地。一家又一家的基督徒以上帝的爱来接待他，为此他们有的受到牵连被批斗、被酷刑审讯、被判刑入狱，第一位接待他的弟兄被判刑二十年，还有一位弟兄为了保护他被活活打死。
一年多后，因接待他的家庭的亲戚告密，他在温州矾山被捕。他身边携带的只有一本《圣经》，一本赞美诗歌本，和简单的换洗衣服。当地政府却派了一大队民兵去抓捕他，并诬告说他携带了发报机、显影纸、压缩饼干等，从而将叛国投敌特务的罪名加在了他的头上。
不知是谁向政府交代，陆弟兄的逃跑是得到了黄愚志的帮助，他不仅给了他全国粮票，而且还安排了他逃的线路和接待他的人。于是，反革命分子黄愚志作为幕后黑手，罪行更重大。黄愚志和杨天悦夫妻因这事，一起被公安局抓起来，检查院批准对他们隔离审查。
不久，杨天悦被放回家。一来，是因为陆弟兄交代说杨天悦当初一直不让他逃跑，也没有给他任何帮助；二来，她确实不知道在兰溪的丈夫做的事，她甚至不知道陆弟兄去找了黄愚志；还有一点就是几个孩子也需要她照顾。杨天悦在医院当护士多年，人缘很好，医院和病人中有点权的来为她求情的不少，既然抓不着她的错，公安局在拘留她八个月后，只好放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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