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完成于1966年。小说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薛巴斯强·洛特里哥（Sebastio Rodrigues）在日本传播天主教的经历。背景是17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天主教于16世纪中叶由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传入日本。丰臣秀吉担心它在日本的影响日益扩大会对政权形成潜在威胁，自1587年开始，着手清除天主教在日本的影响。其后的德川家康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1614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等国在日本传教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小说中，1638年，主人公洛特里哥和同伴卡尔倍却逆流而上，自澳门偷渡进入日本，在长崎登岸，在附近的山区和渔村传教。数月后，洛特里哥被捕。审问洛特里哥的井上筑后守以日本教民的生命相威胁，逼迫洛特里哥放弃信仰。洛特里哥踩踏基督圣像，脱离天主教，被赐名冈田三右卫门，在长崎生活了三十余年。表面上，洛特里哥不再是基督徒，他却一直暗中履行神职，在日本教民之中传播天主教信仰，直至六十四岁病逝。

《沉默》出版的当年即获得了“谷崎润一郎文学奖”。小说不仅在日本评论界受到了强烈的推崇，也是在西方国家影响力最大的日本当代小说之一，被美国著名批评家厄文·豪誉为“一部伟大的杰作”。主人公洛特里哥的原型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鸠杰贝·凯拉（Giuseppe Chiara）。他1643年潜入日本，很快被捕，不堪忍受酷刑而弃教，改名冈本三右卫门，八十四岁时才过世。远藤周作在《沉默》中，深入挖掘了为大多数人所忽视的日本17世纪的禁教历史。但洛特里哥和原型鸠杰贝·凯拉之间有所差异。历史上，凯拉彻底放弃了信仰；小说中，洛特里哥却通过弃教而更加深刻地领悟了基督精神，默默守护着天主教信仰在日本的柔弱根苗。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的命运的刻画，探讨了人类如何面对以及如何实现救赎的重大命题。

《沉默》所描绘的是一个黑暗压抑的世界。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开花结果，即便在日本幕府的高压下，依然有众多的百姓选择了相信天主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百姓之上有武士，武士之上有藩主，百姓被课以重税，受到层层盘剥，生活十分悲苦，只能寄望于天主教所承诺死后升入天堂的美好生活。洛特里哥落脚的第一站是靠近长崎的有义村。这里土地贫瘠，村民住在黑洞洞的稻草屋顶的房子里，靠种麦子和番薯生活，交不起苛酷的年税，吃不饱饭，就连富户，一年也只能吃到两次白米。“长期以来，这里的老百姓像牛马一样劳作，像牛马一般死去”。看着这里的教徒“青黄而活像无意志的木偶的脸”，洛特里哥的信仰出现了一丝动摇：当这些可怜的百姓受苦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这份不确定，在洛特里哥目睹了两位日本教民被处以“水磔”酷刑后，变成了明确的质疑。水磔之刑，是将人绑在立在海中的十字架上任由海水冲刷，直至身心俱疲衰竭而亡。受刑的是在有义村两位为洛特里哥提供过掩护的村民一藏和茂吉。海风吹来了他们凄楚而微茫的呻吟。看着绑着他们的木桩在涨潮的海水中慢慢被淹没，洛特里哥体会到巨大的悲恸：“长久以来，我做过太多如《圣人传》上所记的殉教的梦——例如他们的灵魂归天时，天空充满了光辉，天使吹奏喇叭，轰轰烈烈。可是，现在我向您报告的日本信徒的殉教并不是那么的轰轰烈烈，而是如此悲惨，如此这般地充满了痛苦。……海发出阴沉而单调的声音啃蚀着海滩。我在海可怕的寂静背后，感受到的是神的沈默——神对人们的悲哀叹息仍然无动于衷。”

其实，类似的质疑，并不是《沉默》所独有。面对着17世纪的海，质疑着神的存在的洛特里哥，所呼应的，是《圣经》中坐在灰堆中质疑上帝的约伯。
 

约伯是圣经《约伯记》的主人公。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上帝赐给了约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数千牲畜。可是撒旦却认为，约伯的敬神，有功利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赐福。于是，为了试炼约伯，上帝允许撒旦取走了约伯儿女的性命，杀死了所有牲畜和仆人。约伯一夜间一无所有。他无怨无悔，伏在地上下拜：“我赤身出没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服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撒旦并不甘心，要求进一步考验约伯。上帝允许撒旦击打约伯，让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此刻，约伯依然表示顺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然而，七天七夜之后，约伯开始对生命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他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宁愿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
 

《约伯记》长达四十二章。约伯的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琐法听说了约伯的不幸，赶来安慰他。《约伯记》记录了约伯的受难、约伯的愤怒、朋友对约伯的规劝、约伯的反驳、以及上帝的最终现身后的回答。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经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写到，《约伯记》“是人类写下的最伟大的篇章。无论是与《圣经》中的其他篇目像比较，还是和《圣经》之外的文学作品像比较，没有什么能够和《约伯记》相媲美”。《约伯记》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人间的痛苦从何而来？如果世间存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为什么要将痛苦加在柔弱无辜的生命之上？
 

约伯的朋友们在规劝约伯放弃和上帝的论辩时，反复劝说约伯，希望让他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如果人有罪，就必须受罚。上帝给予的任何痛苦，都是有理由的，都必须承受。约伯却认为，自己全然正直，没有做错任何事。如果上帝是公正的，就不该这样对待他。

在《圣经》中，约伯的形象存在矛盾性。《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提到：“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到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怀怜悯，大有慈悲。”为此，英语中有固定短语，就叫做“约伯的耐心”（Patience of Job），约伯又被称为“耐心伯”（The Patient Job）。
 

但是这样一个约伯，只符合《约伯记》四十二章中的头两章，以及三十八章后神在旋风中现身以后的部分。《约伯记》的主体，是抱怨的怀疑的约伯。他将上帝比喻做武士，表示自己面对上帝的攻击，毫无反抗力：“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作见证攻击我。……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他，又要无缘无故用痛苦试炼卑微的他。此时的上帝，看起来不再是主持正义的至善者，而是无辜者的敌人。
 

《约伯记》中，约伯坐在灰堆里顿足捶胸，追问上帝的初衷。这个愤怒呼号的约伯，其实是自信的。他敢于妄言，因为他相信上帝不会无动于衷，一定会听到他的声音，亲临说明意图：“他必理会我。他隐藏，我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果然，上帝在旋风中现身。他与约伯两次对答，告诉了约伯，上帝是无所不能者，上帝的意志是作为人类的约伯所无法了解的。上帝的能力无限，只需虔信，不需质疑。约伯自此心悦诚服，虔诚忏悔：“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上帝满意于约伯的清白，“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约伯记》中约伯幸福终老的结局，体现了上帝对有德者的奖赏。通过约伯的诘问与上帝的回答，《约伯记》再次肯定了上帝对人类的眷顾。即便是受难，只是试炼。《沉默》中，洛特里哥发出了同样的诘问，然而，上帝迟迟没有出现。天主教徒在日本受尽了苦楚，上帝并没有赐予他们福报。为此，洛特里哥的怀疑，也从怀疑上帝的漠然，变成了怀疑上帝的存在，进而怀疑自己的信仰：“万一没有神的话……那被钉在木桩上、被海浪拍打的茂吉和一藏的人生不就是一场闹剧吗？横渡重重大海，费了三年岁月才来到这个国家的教士们，不就是在心中注视着滑稽的幻影吗？而现在自己在这杳无人迹的山中流浪，也是多么滑稽的行为啊！……我知道最大的罪是对神的绝望，可是神为什么沉默，我不懂。”
 

《沉默》中的上帝是沉默的，拒绝作雷霆之吼，证明自己的正义。《沉默》中的洛特里哥也是沉默的。他无法像约伯一样坚信上帝的存在，也就没有了与神抗辩的立场。小说中，对声音的描写是细碎的。它是被海风吹来的受“水磔”的人野兽般的低嚎；是以身蹈海的同伴卡尔倍被海浪淹没的呼喊；是隔壁受刑的人从流血的口鼻中发出的时断时续的呻吟声。小说中，异常清晰的，反倒是苍蝇的飞鸣和干燥的蝉声。信徒被官差用木棒顷刻间击杀，尸体被拖走，地上留下了黑褐色的血污，天空中，太阳依旧照耀，苍蝇在阳光中飞舞着，嗡嗡的声音似乎在嘲笑着这天地间主持公道的神的缺席。
 

神的沉默使洛特里哥沉默。沉默中，他怀疑上帝的存在。当他因失望，不再将目光望向天空，寻找上帝的身影时，却因为低下头，看到了与世人一起承担痛苦的基督，寻找到了信仰的支点以及救赎的可能。

洛特里哥带着殉教的决心进入日本。不成功则成仁，即便死去，也可以享受天国的荣耀。却发现为了从根本上动摇日本信众的信仰根基，日本官员用日本信徒的生命，胁迫来自葡萄牙的神甫们屈服。洛特里哥的同伴卡尔倍拒绝弃教。官差便当着卡尔倍的面，将三名日本信徒投入了大海。卡尔倍因为无法容忍这样的道义负担，和信徒一起投海而亡。为了让洛特里哥弃教，三名日本信徒被处以“穴吊”。“穴吊”是一种残酷的死刑。受刑者四肢被捆绑，吊在洞穴上，耳朵上打了孔，血慢慢流下来。在这种死刑中，肉体的痛苦被尽量放大并延长，受刑者往往要挣扎好几天才会死去。洛特里哥所面临的困局是他必须在坚持自己的信仰，还是解救这三条无辜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
 

无论洛特里哥选择了什么，他都将成为一名罪人：选择救人，意味着他不得不背弃自己的信仰；选择坚持信仰，那三个教民就要为他的信仰殉葬。
 

洛特里哥最终选择了弃教，救下了那三条无辜的生命。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选择。选择的动力，来自于他到日本后，看到的被人踩踏在脚下的基督像。德川幕府为了让日本信众背弃信仰，特地发明了“踏绘板”的方法，要求日本民众踩踏嵌有基督头像的木板或铜板，通过渎神的方式，逼迫教民脱离宗教。一藏和茂吉就是因为不忍踩踏画像，暴露了教民身份，被处以死刑。

在基督教教堂中，无论树立的雕塑还是悬挂的画像上，基督的面孔都是美丽而圣洁的，他承载着人类的祈祷和梦想。洛特里哥在踏板上所看到的基督，“张开着枯瘦的双手，戴着荆棘冠冕……圣像上的那个人，由于被许多人踏过，已磨损、凹陷，以悲伤的眼神注视着司祭，从那眼中，一滴眼泪似欲夺眶而出”。这样的基督，离被囚禁、被审判、受折磨的洛特里哥很近。他和洛特里哥一样软弱，一样无法保护自己。但这份软弱中，又有一份特殊的坚强。他勇于承担苦难，毫不退缩，为受难的人提供着灵魂的慰藉，其中也包括着感召洛特里哥：“踏下去吧，踏下去吧，你脚上的疼痛我最清楚了。踏下去吧。我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世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 

在《约伯记》中，上帝在旋风中出现，向约伯展示神迹。这是一个严父的形象，高高在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绝对完美。他所选中眷顾的约伯，是世间少有的义人。《沉默》中，上帝缺席了，信仰的支点，落在了作为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中的一员的受难的基督。追随基督的洛特里哥，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就像洛特里哥自己在《沉默》中所说的：“我们并不像你试炼下患麻风病的约伯那般坚强。约伯是圣人，而信徒们不过是软弱的凡人罢了。”
　　

《沉默》中，远藤周作将弃教的洛特里哥写成了坚守信仰的基督徒，这样的人物塑造，体现着远藤周作独特的基督教伦理观。远藤周作年幼的时候，父母离异，敏感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作为东方人，受到了不少歧视；成年后，身体一直不好，患肺结核差一点死掉，对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有比较深的体会。这些都使受到母亲影响而成为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对受难者的基督形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笔下的人物，并不是道德无缺的完人，而是有缺憾的弱者。他们所行践的，是耶稣式的忍耐、坚持，尤其是无私的爱。小说具有普世价值，不局限于基督教徒才能产生共鸣。如果抽取了宗教元素，我们可以发现，远藤周作所推崇的基督教伦理关系，其核心是基于爱的伦理关系。
 

有关爱，哲学伦理学上有三重不同的定义。首先是“欲爱”（eros），这种爱，是充满着生命欲望的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爱。其次是“友爱”（philia）。这是友谊之爱，我们爱和我们相似的人，彼此欣赏，互相尊重。最后是“挚爱”(agape）。这是利他的爱，我们摒除了私欲，对人类爱的深沉。在三种爱中，只有“挚爱”是无条件的。
 

《约伯记》中，上帝爱义人，惩罚不义之人。他欣赏约伯的正直，赐给约伯丰厚的奖赏。他不满意约伯的三位朋友曲解了他的意图，惩罚他们，要求他们献燔祭。这种爱，是有条件的爱。神爱的是至善的人，爱的是爱神敬神的人。
 

新约中耶稣对上帝之爱的阐释，却与《约伯记》中的不同。耶稣告诫信众，“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将旧约中的十诫，简化为两个诫条：一是爱上帝，二是爱邻人。这里的“邻人”，超越了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别，耶稣所行践的，是平等的“挚爱”。它不以增加个人利益为准绳，拒绝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人进行评估，以感同身受的悲悯为基点。
 

以“挚爱”为基点的伦理，格外关照弱者。《圣经》中，耶稣所救治的是瘸子、哑巴、瞎子、有残疾的人、得麻风病的人、被恶鬼附身人人敬而远之的人。他肯定柔弱者的生命价值，赋予他们有尊严的生活。正如远藤周作在《沉默》中写到的：“喜欢有吸引力的、美丽的人，这对谁都办得到的。那不是爱。对容颜衰老、如破布般的人以及人生不会抛弃才是真正的爱。”

《沉默》这部小说前半部中的洛特里哥，有着约伯式的自信。他相信自己信仰上的坚定性，鄙夷吉次郎这种出尔反尔的信徒。他和井上筑后守激烈辩论天主教在日本存在的意义，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弃教后的洛特里哥，却有了约伯式的忍耐。他不再能够传播“绝对真理”，却身体力行着“挚爱”的原则。如果洛特里哥拒绝弃教，可以以殉教者的荣耀身份进入天堂，这符合“欲爱”的原则；洛特里哥却放弃了这种以个人幸福为基点的立场，选择在卑微和罪恶感中活下去，拯救了素昧平生的三名日本普通教民的生命。这体现了洛特里哥从“欲爱”到“挚爱”的转变过程。远藤周作透过洛特里哥，说明了信仰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信仰的内核，即爱的精神。他超越天主教的正统理解，将洛特里哥的弃教，形容为“至今没有人做过的最痛苦的爱德行为”。
 

《沉默》提出了和《约伯记》一样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的苦难？但《沉默》中，上帝并没有现身，回答这个问题。远藤周作用上帝的沉默，说明了苦难是人的宿命。这是一种十分悲观的世界图景。然而，看一看现当代人类社会的历史，人们面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冷战的对峙、中东的动荡、非洲的饥馑，还有地震、海啸、飓风的自然灾害，确实，任何对消除了一切困厄的世界的承诺，目前都只是乌托邦的幻影。身处这样的现实境遇，只追问造物主的正义与否显然不够。远藤周作在《沉默》中，在约伯式的发问之外，追加了新的命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回答是：像基督一样，加入到那些受难者之中去，积极实践以“挚爱”为基础的利他性的伦理准则。
 

德国神学理论家莫尔特曼在《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中指出，基督的受难，意义重大。通过受难，“基督成了被鄙夷、被遗弃、被压迫的人的兄弟”。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是广岛受到核弹光辐射的孩子，是越南美莱村被美军残杀的妇女和老人。他分担着人类的痛苦，与受难者结成了共同体，体恤着人类风雨飘摇的命运。《沉默》中，洛特里哥也是通过受难，放弃了来自天主教大国的高傲身段，和被迫害的日本教民融成了一体，相互支持，休戚与共。《沉默》中，历史是沉默的，边缘化了这一段宗教迫害的黑暗过去；上帝是沉默的，没有承诺人们任何幸福和希望；但是，在沉默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人在面对苦难时体现出的坚韧、尊严和无私。爱的伦理学没有华丽的言辞，见证的是无声的行动。

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