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说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

中国人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难有信仰的民族之一。邓晓芒于2006年3月6日在武汉大学一篇叫《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的演讲中说：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我这里讲的信仰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性的信仰，是对超越的东西的追求，而不是一般的信念，比如我相信明天会出太阳，或者是简单地相信某人某事。

经过这种限定，这是中国人当前需要面对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九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就是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关于信仰、崇高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但是九十年代的那场讨论最终并没有结果，它本来是想通过这种讨论恢复我们的信仰，至少是唤起大家的一种警惕或是一种希望。但是，经过几年的讨论以后，我们看到现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信仰失落的情况愈演愈烈，延续至今。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义和信仰的承担者，但是目前的情况恰好相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群体内，信仰失落的问题反而更加严重。行为失范，没有任何底线，学术造假变本加厉，日益沉沦，甚至于有人喊出了“渴望堕落”的口号。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人一开始就没有信仰追求。我相信人是信仰活物，中国人也有信仰追求。通过第一章的分析，我甚至说“天人合一”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信仰追求。 

但事实是，“天人合一”的路太难了。 

“天人合一”提供了天堂，却没有提供去天堂的路。 

于是，不少先知先觉者纷纷“毁墙找路”。但更多人，无法在中国文化内部找到精神家园，就开始利用甚至玩弄中国文化。 

很多人成了鲁迅所说的“做戏的虚无党”。 

不少人把鲁迅看成是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者，甚至认为他是诋毁中国文化的推手。 

这实在误解了鲁迅。

他是一位深懂中国文化，因而才对中国人爱之深、责之切的赤子。王富仁称他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据钱理群研究，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学究气地研究死书本，而是考察至今仍在影响着国人的活传统。他不研究中国文化本来是什么，而深究至今活跃在国民性中的深层积淀。鲁迅发现中国人骨子里根本就不信什么儒、道、释，他们不过在利用儒、道、释罢了。鲁迅更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因缺少“诚”和“爱”，所以是一群“做戏的虚无党”。

他在一篇《谈皇帝》的杂文中这样写：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连“天命”“天意”等，在鲁迅看来，也不过是供中国人利用的偶像。鲁迅的深刻处就在于，看出中国文化中不可言说之“天”，遭逢狡狯诡诈之“人”，这个不说话的“天”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于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就成了专制统治的“帮忙”；而道家的归隐无为，就成了专制统治的“帮闲”。而中国文化的要旨，就是“不撄人心”，即不扰动人的灵魂，好让人安于被统治。

然而，可悲的是，这群被统治的奴才们，还要时时寻出主子的好处来大唱赞歌。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中国文化的大戏台上，唱的人不信，听的人也未必信。大家不过都在一个舞台上起劲地表演罢了。 

于是，“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就成了中国人的特点。 

说得难听，却是实情。 

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难走进信仰的一群人。

利用还是信奉？

中国人为什么难以走进信仰？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已成功地“熏陶”了中国人利用而不信奉真理的习气。中国文化最美丽的部分越来越难以起作用，而最丑陋的部分却作为“潜规则”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对精神绝望的人，就会疯狂地爱上物质。吞噬了天道的文化就再也无法在自身内部撑开真理领空。

实现不了的“天人合一”梦想，就变为诅咒和包袱。它不再具有真正凝聚力，只会使人变成一粒粒自私自利的“肥己”沙子。

鲁迅在一篇叫《沙》的杂文中写道：

人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自私自利的沙”到处推销的是自我中心哲学，受这种哲学影响的人，总想利用信仰，而不是走入信仰。

而走入信仰的关键，是人放下自己，开始以真理为中心。信仰是为信靠、仰望和跟随真理而舍己、献身，不是为自己而利用真理。

我还是以湖为例来加以说明。

湖，有两种跟无限打交道的方式：一种是在封闭状态下，不断向天空凝望，让自己完全静下来，风平浪静的湖面就会映出蓝天白云，它不需要离开自己到空中找蓝天，而要回到自己里面找蓝天；第二种方式是完全开放自己，甚至破碎自己，向大海流淌，就像洞庭湖水沿着长江而流，最后在大海的怀抱里拥抱无限。

在此比喻中，湖指的是人心，而蓝天或大海所代表的无限指的是天道或上帝。信仰不是信自己，而是信天道或上帝。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之路，一开始走的是第一条路，而不是第二条路。

梁漱溟称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以道德代宗教”，本质上是“依自不依他”。这起初的设想很好，但实际上却行不通。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一上来就过于相信人性的光明美好，及人依靠自己升华和超越的能力了。

有没有第二种可能

有没有第二种可能？ 

我相信有。

正如前面提到的，钱穆批评西方文化把“天”和“人”隔开来讲，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缺点。 

我却认为这正是转机所在。 

湖需要承认在它之外有一个实在的无限者。它通过与此无限者对话，通过开放和破碎自己，在无限者的牵引中不断舍弃和更新自己。

超越恰恰是往上走，不是往下走；是往外走，不是往里走。

然而，真有作为无限者的天道、造物主和绝对真理吗？

这好比问：对湖来说，真有大海吗？

它毕竟从没见过大海！

这其实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因为湖的心早就知道了。这涌动不息的心难道从没有朝大海流动的渴望？只要给湖一道小口子，它不就开始流动起来，要流到大海里去？这是水的本质所决定的。

人的本质也是如此。人的本质不是自然属性，不是社会属性，而是宗教属性。你可以哄你的心安静下来，但你的本性却总是动的，它动的时候，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朝向，那就是朝向海的方向，朝向无限和永恒的方向。

我给人的定义是：人是朝向上帝而活的、有肉体的灵魂。 

人本质上是有肉体的灵性活物。 

人为万物之灵长。 

人，虽“身无彩凤双飞翼”，但“心有灵犀一点通”。 

人是宇宙间飘荡不息而渴望回到彼岸的此岸行者。

把人往高处看，文化才能往高处走。把人往低处看，文化只能往低处走。

对一种文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如何看人，而如何看人取决于这种文化如何看上帝。

中国文化岂不也显明：人是渴望“天人合一”、与神同在的灵性活物？

人的心里有一种神圣不安，只有神圣才能满足。

我们这一生不断以流浪印证家园的存在，以空虚印证实有的存在，以短暂印证永恒的存在，以谎言印证真理的存在，以歧路印证正路的存在，以死亡印证生命的存在，以此岸印证彼岸的存在。

人为什么一定要朝向上帝而存在？

这是因人心与天道有极深渊源，人作为被造物与造物主有极深渊源。《圣经》说上帝按自己形象造了人，故而，人被赋予顽强朝向上帝而活的特质。

这是向日葵与太阳之间的神秘互动。

这是湖与海之间的神秘互动。

大海的水蒸发变成云，云变成雪，雪化成河，河流成湖。湖当然渴望回到大海。因它本就来自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