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到，我们渴望国度，但在尘世中，地上的国家追求统治的权柄，让各族各民作它的奴仆，却依旧被自己的欲望所统治。人，生而渴望一个国，或地上的，或天上的。因为人里面总有一种忠诚的渴望，要献给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团体或理念。

可惜如果这种盼望仅仅在向地上的国，那么就一定会狭隘变为对他人的憎恶。我们是我们所爱的，我们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生活在哪里。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也指出，什么样的人配得什么的城邦。人与国度，城是在一起的。我们的身份不仅仅决定于我们自己，更是决定于我们属于哪个国度，哪座城的公民。

C.S.路易斯在《返璞归真》中写到，“如果我在自己里面找到一种渴望，是这个世界中任何经历都无法满足的，那么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初衷，也是为了唤起这样一种渴望。

生而渴望

路易斯用一个童话故事来让读者想象并渴望一个国。在《纳尼亚传奇》中，那就是阿斯兰的国度。在我们的世界，就是圣经所描绘的天国。对天国的渴望，要求人使用一种神学想象力。想象力的确是上帝的一个奇妙恩赐，让我们与眼看不见的属灵实在连结在一起。其实，福音在很大程度也是借着人的想象力，进入到人生命中的。正如路易斯在《神迹》一书中所说的，“理性是真理的自然秩序，但想象力是意义的器官（organ of meaning）。”

在《纳尼亚传奇》中，最渴望那国的，是雷佩契普。他是纳尼亚最勇敢的战士。他的外形虽然是一只老鼠，但却有朝圣者的敬虔之心，自幼就渴望进入阿斯兰的国度。在与凯斯宾国王踏上《黎明踏浪号》的航海旅程之前，他就有一个比凯斯宾国王更大的抱负，想要航行到世界的尽头，看一看阿斯兰的国。露西提醒他说，阿斯兰的国度不是乘船就能到达的。这时，老鼠将军说：

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有位……树精把这首诗作为摇篮曲说给我听过：“海天交接的地方，海浪也变得甜香，雷佩契普别迟疑，你定能找到心灵向往的东西，那东西就在东方极地。”它影响了我的一生。

也许正是雷佩契普心中的强烈向往，让他比其他人在旅途艰险中更勇往直前。当变成了龙的尤斯塔斯停在他们露营旁边，他是第一个靠近的；他的想法让船脱离海蛇怪的纠缠；当靠近龙岛的洞里传来一个令人恐惧的声音时，是他发出回应；在众人都犹豫是否要吃阿斯兰的宴席时，他是第一个欣然领受的。这个具有纪念意义和属灵滋养效果的宴席，被阿斯兰作为对一些朝圣者的奖励，也让那些渴望再继续前行的获取力量。雷佩契普当然选择继续前行，他必须独自走余下的路了。他毫不惧怕，只是有一点担心—是否自己能配得上天尽头那边的国度。然而这时狮王阿斯兰却鼓励他说，那个国度正是给像他这样的人（“老鼠”）所预备的。他配得这样的国度。

有时候，我们也肯定会问自己，为什么上帝的国还没有来临，为什么不是我一成为基督徒就进入天国？可能部分的答案就在于，这个世界的经历如同操练的战场，上帝将他的子民呼召出来，是在这个世界中用苦难、软弱、艰难、各样的试炼为了预备让我们的生命真正配得上那永恒国度——给我们预备那惊喜。

路易斯仿佛用雷佩契普这个形象讲出了自己多年的渴望，就是他所说的“惊人的喜悦”（surprised by Joy）。路易斯总是用大写的字母J提到这种喜悦，因为他想强调，这不是一种平常的欢喜或喜乐感受。他说，自己用“喜悦”（Joy）一词，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来表达。这是一种特殊的、强烈的渴望，是他从童年时期就一直有的（像雷佩契普一样），但不是他能具体说清是什么的。他唯一知道的是，自己里面这种渴望非常强有力，以至于无法用任何词来描述。

从影儿进入真实

出埃及记20章和申命记5章中的“十诫”，按传统解读是为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律法框架。其实，“十诫”也描绘出一个值得我们渴望的国度。在这个国度中，耶和华是唯一被人尊崇的，以至于，认识他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2:14）。那里就是永远的安息之地，圣民的蒙福日子长久。那里没有杀戮、奸淫、偷盗和假见证，因为所有人都是忠信诚实，愿意为朋友舍命的（约15:13）。那里虽然有一切的美善和令人愉悦的事物，却不会让人心中生出贪恋之心，因为人都以上帝和他的基督为满足。在那个美善的国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都不在了，因为人那时的身体是圣洁刚强的，不再心存私欲，所以也不会朽坏。今生的骄傲也不在了，因为人都极其谦卑，如救他们的主一样。

在《纳尼亚传奇》中，当“黎明踏浪号”越来越靠近天地的尽头时，海水真的像预言的那样变甜了。老鼠雷佩契普兴奋地跳下海，嘴里装满了水，还不住地笑着说，“真甜，甜啊！” 凯斯宾国王也尝过之后，连面孔也发生了变化，而且他说，“这才叫真正的水啊。我不敢肯定喝了这样的水会不会送命，不过现在才品尝到这水的味道，我倒宁愿去死。”每个人都喝了很多这神奇的水，而且后来就不饿了，都变得平静默想，连说话都少了。路易斯用水、光、音乐描写出这个地方的奇异性，此处显然不属于这个世界。到了天水连接的地方，雷佩契普欣喜地战抖着，他告别众人后，作为战士的他，丢掉了他极为珍视的刀，划着小圆筏，义无反顾地进入了阿斯兰的国度。那里，才是一个终极的真实世界。

随后，埃德蒙、露西和尤斯塔斯在水天连接的海边看到一幕神奇的画面。一只光芒夺目、令人不能正眼观看的羔羊，在草地上用篝火为他们预备了烤鱼作早餐。当他们吃过以后，露西问这是不是阿斯兰的国度。羔羊说进入阿斯兰国度的入口，要到他们自己的世界中去找。然后这只羔羊就变成了一头狮子，也就是阿斯兰。

孩子们在《纳尼亚传奇：最后一战》才进入到永恒之国中。

这个新国度很像过去的纳尼亚，也有冰川、山峰、森林和河流，只是更大一些。亲眼看到阿斯兰创造纳尼亚的狄哥里勋爵突然领悟到一个道理：

“那个纳尼亚有开始，也有终结。那只不过是真正的纳尼亚的影子，或者说是个复制品。真正的纳尼亚曾经存在，将来也永远存在。就连我们自己的世界也一样，英国，包括世界各国都只是阿斯兰所属的真正世界的某一部分的影子或复制品。露西，你不用为纳尼亚感到伤悲。旧纳尼亚中一切重要的东西、一切可爱的动物都经过那扇门进入了真正的纳尼亚。…就像真实的生活不同于梦境。”[1]

他们尽情奔跑、探索着这个美丽的世界。那里不仅有神奇的果子、甜美的河水，还有他们曾经相交团契的挚友，如老鼠雷佩契普和过去的纳尼亚国王们。能与古远时代的纳尼亚居民问候、亲吻，蒂莲真觉得这是“奇迹中的奇迹”。他们一起讲起古老的笑话。路易斯幽默地写道，“笑话被搁置了五六百年之后再次被翻腾出来，听上去特别风趣，让人无法想象。” 虽然这个世界是一个探索不尽的美境，但孩子们都觉得一切并不陌生，反而都是他们认识的。露西说，这是一个更真实、更美丽的地方。

正如路易斯在《天渊之别》中所写的一样，天堂的事物被描述为更坚实、更真实的，在感官上甚至超过我们对此世美好事物的满足和享受；天堂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朦胧模糊，充满白光和雾气，而是比这个世俗世界更坚实、更可感知——这翻转了现代人感官上习惯了的实在感。“天堂就是真实本身（Heaven is reality itself）。”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也提醒人们，在罗马陷落的时候，也许人们曾经赞美过这个地上的城邦，却不知道存在另外一个更为真实的城邦，而在那个城邦中被拣选的公民所过地是永恒的生活时，只有那里才是永恒的幸福。奥古斯丁说，“地上的王国是上帝赐给好人，也同样赐给恶人，对于敬拜上帝之人，当他们的心灵如同孩子时，就会认识到上帝所赐的这个地上之国的礼物并非很伟大.这是旧约中所隐藏的新约奥秘的预表，在旧约中，这些恩赐的应许是属世的祝福，但即使在那时，属灵的人也会明白，这些暂时的事物象征着永恒，在上帝的恩赐中蕴藏着真正的幸福。”[2]

他们甚至看到了英国的那个有衣橱的老房子，以及自己在英国的父母。阿斯兰解释说，其实他们都在英国的一次火车事故中遇难了。但这不是一场悲剧的结局，因为它只是一个开始。

到那时

路易斯在1963年已经进入了他渴望的国。那里一定比他在《纳尼亚传奇》中想象出的场景更加奇妙。我们有一日也要进入那国。到那时，我们不仅会见到熟悉的亲人良友，也会见到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和被我们伤害过的人，会碰见过我们曾经思念或者满怀内疚遗憾的人。然而一切旧事已过，都被更新了。我们会见到古代圣贤和信心伟人，一起围坐，让亚伯拉罕讲一讲他被呼召献上以撒时到底想到什么，让保罗分享一下他在三重天上看到的景象，让主耶稣讲一讲他曾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什么。

那个国里，人也许会回想此前的世界，它多么有限，即便有美食美景，人心还是不能饱足。相比之下，在这荣耀之国中，美善的事不断从无限的上帝那里发散出来，让他们可以尽情地探索这个无限美好的国。此前的人生充满挣扎和疑惑，公义的真相和很多谜都隐藏，冤魂无数，哀叹无尽。相比之下，在这公义之国中，人心的隐秘都展开了，而且，当他们回忆过去的事是怎样发生时，会觉得一目了然，人心中一切隐秘之事都被解开，一切误会都得以澄清，一切后悔都得以弥补，一切冤屈都得以伸张，让他们赞叹上帝在一切细节上的护理和公义。也许，他们会一起讲笑话，谈到过往的事。

神学家马库斯（Markus）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得基督徒在他的世界中如同寄居，将教会作为自己的家，在世界上将他的信仰变为通过基督战胜了罪和死亡，并且盼望最终在上帝的国度中同享胜利呢“。他认为，这种天路客的身份不是来源于成为一个封闭团体的一员来获得安全感，而是在于对末世的盼望[3]。我们若渴望那一天，就会更有力度过此生之旅。如约翰所说的，“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1] 157页。

[2]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85.

[3] Robert Markus, . Saeculum: History and Society in the Theology of St August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