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们谈到主日学的时候，在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可能是两幅画面，一幅是教会里的成人在敬拜前或者敬拜后，学习一些系统的神学、延伸课程、或者教会历史。另外一幅则可能是教会里的少年人和小朋友在主日学老师的带领下唱歌跳舞、做些和信仰有关的手工，讲些圣经的故事。无论是对于刚刚进入教会，接触信仰的成年人，还是成长在教会中的少年人和小孩子，都向教会的事工提出了同样一个挑战，就是，无论是正在成长的少年人还是新的信徒，教会如何能够给他们这些信仰的“新生儿”提供一个好的教导福音和信仰的方法？

如果人可以穿越回到早期教会，当大量新归信的人加入教会时，他们也有一个培训流程，教导初信者熟悉基督教信仰的基要真理，以预备洗礼或进深。早期教会的培训流程是由从使徒开始无数敬虔圣徒总结的珍宝——教理问答（catechism）。今天，这个词已经对于大多数现代福音派教会来说是一个陌生概念。即便了解教理问答的人，很多也并不提倡使用它；甚至还有人会提出敬虔的反对意见，认为使用教理问答，就是要取代圣经的权威。对于后者，巴刻和帕瑞特（为方便起见，下文都简化为巴刻）在《以福音为根基：用古道建造信徒》一书中提出[1]，“教理问答”（catechesis）正是来自于圣经的一个希腊词，意思是“教导”或“分享所领受的信息”。在很多关于如何教导的经文中，都是用这同一个希腊文（加6:6；林前14:19；罗6:17；约二9:11等）。对此，巴刻指出福音派教会的一些现象：

“相比之下，快餐式的现代教会课程，喂给信徒的是肤浅的、散乱的真理，关于上帝和敬虔的一些模糊概念，对生活的不思考（包括职业、社区、家庭和教会生活），这些都常常成为福音派教会的画像。（我们谈到福音派教会，因为我们自己也属于这样一个群体，我们也从内部了解事情是怎样的。我们并不是说其他版本的基督教教会就没有类似的问题。）”[2]

因此，他认为，现代教会需要一种健康的饮食，而我们相信，这种饮食的基础就是教理问答。

早期教会“教育事工”的根基

从旧约到新约教会中，关于圣经教义的基本教导，在每一代人和职分中都是需要的：祭司、利未人、父母对子女、文士、律法师、使徒、门徒、宣教士、教师，等等。大使命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教导、教育的事工。当然，这一事工除了为让更多人归信、让初信者进深成熟之外，还有辨别错谬和异端的功用。用巴刻的话说，教会从一开始建立，就是一个学习和教学的团契（a learning-and-teaching fellowship），而要理问答是这一团契的根基。

“在早期教会，教理问答在第二世纪和第五世纪之间是很兴盛的。因那时，很多成为基督徒的人，都是从完全不同的背景和世界观转变来的。教会很重视这些归信之人，要保证这些生命的转变是认真、带着祷告、刻意完成的，而且在每个阶段都要教导透彻。”[3]

此后，随着整个欧洲的基督教化，宗教改革之前，教理问答在教会中也渐渐被忽略，正如圣经权威被旁置一样。再后来是路德尝试将要理问答事工恢复到教会原来应有的位置上。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出现，路德、加尔文和其他改教家大力投入教理问答的传播上。他们为儿童、成人和教会领袖都写了不同深度的小册子。加尔文在1548年给英国护国公的信中写到，“请相信我…上帝的教会若没有了教理问答，就不能被保全。”巴刻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针对教理问答的衰落而发生的。[4] 改教家们并没有发明一种新的事工，而是呼吁人们回归古道，也是呼吁教会回归福音的简单性和大能。在他们之后的巴克斯特、约翰欧文、司布真等牧者，也都勤奋使用要理问答来牧养教会。巴刻总结说，如果我们回顾教会历史上的几个黄金时期，都可以看到要理问答被重视；相反，教会远离真理的黑暗时期，也都是要理问答被漠视的时候。这正实现了加尔文所说的话。

要理问答事工的三个兴盛时期[5]

现代苏格兰神学家陶伦斯（T.F.Torrance）曾说，改革时期的要理问答事工复兴，是为了“在上帝全部话语的语境下，以及针对上帝子民的全面生活，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进行一种综合性的诠释。”[6]

巴刻用清教徒牧者巴克斯特的牧会经历，回顾了一段鼓舞人心的历史。巴克斯特的作品《归正的牧者》（1656年）曾经成为那个时期很多牧者必备的畅销手册，他在书中记载，自己和同工每周会探访十六个家庭，在每个家庭教导一小时之久。他们使用的就是《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巴克斯特在英国基德敏斯特（Kidderminster）牧会，他的教理问答事工对当地信仰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力，以至于两百多年之后，莱尔（J.C. Ryle）还提到，

“当他（巴克斯特）初来这里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黑暗、无知、不道德、没有信仰的地方，有大约三千居民。当他离开时，他完全将这个牧区翻转过来。…借着他的劳苦所带来了属天的祝福，天堂在这里显现…主日，你经过街道时，会听到一百多个家庭在唱诗篇、讨论当天的讲道。而当巴克斯特刚来的时候，每条街上只有一家人在家中敬拜上帝。当他走的时候，每一条街上找不到一家不这样做的；连旅馆或酒吧里，人们也这样做。”[7]

巴克斯特曾在《归正的牧者》一书中，将他劳苦的果子，完全归于教导教理问答，不只是用一段时间，他乃是坚持了二十年。巴克斯特的讲道也是要理问答式的，他委身于教导基督教真理的基要原则，特别是使徒信经、主祷文和十诫。在巴克斯特牧会一百年以后，怀特菲尔德曾在1743年造访那个小城，他见证那地仍存留着这位牧者教导的果子。

一个传统的失落

巴刻在回顾清教徒的要理问答事工时，也富有洞见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事工，也如昙花一现，很难持续呢？巴克斯特的牧会经历可能是个特例，因为其他地方的同类事工，并没有持续太久。巴刻总结了几个历史原因：（1）清教徒时期之后，改教式的敬虔（reformational piety）渐渐变成福音派的敬虔（evangelism piety）。也就是说，一种以上帝教义为核心的关注，渐渐转变为对以人为中心的事工的关注——教会越来越关注于拓展式的大复兴事工。（2）教会在几个世纪的教义纷争之后，越来越倾向于用要理问答作为区分、辩论的工具，过于建造信徒的信仰。（3）虽然印刷术在改教时期辅助了要理问答事工，但当教会越来越依赖纸质印刷品、而忽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导过程时，科技就成了削弱要理问答事工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读小册子，就接受了教导；只要信徒能背诵教理问答，教会的教育事工目的就达到了。这样一来，这项事工中教师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性、教义至于全人的整全性改变，这些层面都渐渐被简化、失落了。（4）十八世纪晚期开始，由平信徒领袖带领的事工兴起（特别是主日学事工，Sunday school movement），在更多教会中开始推广。（5）教会强调福音信息简化的“数量增长”，忽略了信徒全人的门徒栽培。（6）宗派、无宗派教会的增多，使教会教育事工更缺乏质量控制。

关于主日学事工的兴起，我们有必要多花一些笔墨。由于这项事工是由平信徒（lay pastor，英文语境中指没有受过正规神学训练的）主导的，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此前清教徒以要理问答为主的教。而且，原本被改教家和清教徒们所珍视的牧者与群羊的紧密关系，也渐渐不被强调。受过正规神学训练的牧者们普遍退出教会的这些教导事工。后来，这些主日学事工成立了一些联盟（Sunday school unions），强化了这样事工的延续性。

到目前为止，北美教会的主日学事工，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事工模式，而且被作为唯一正确的事工模式，被输入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教会中，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其起源，或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教育事工的模式。此后层出不穷的主日学教材、课程，都是如出一辙的思考方式。巴刻批判性地指出，这种主日学事工教导儿童只熟悉（甚至过度熟悉）圣经故事，而不再进行对基督教基要信仰、实践和伦理的教导。[8] 故事性、手工性的主日学教学方法，让儿童对于圣经真理过早陷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也只停留在碎片化的熟悉程度上。等年龄再大一点，系统性教义的教导跟不上，再听到圣经真理时，往往就成了“耳朵发痒”的下一代。

巴刻引用了基督教作家斯彭瑟（Michael Spencer）在2009年写过一篇题为《福音派将要面临的倒塌》的文章中的一段：

“我们福音派未能将一种能扎根的、免于世俗主义杀戮的正统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年轻人。讽刺的是，我们花费几十亿美元在青年事工、基督教音乐、出版和媒体上，却培养出一种除了他们应对信仰怎样感受之外别无所知的年轻人文化。我们的年轻人很相信他们处于一场文化战争中，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要顺服圣经、神学精义或属灵操练和属灵社群的经历。将来世代的基督徒们，对于他们要面临的文化压力，会是非常无知而且没有防备的。”[9]

现代人的思想中，都可以找到进步观（progress）的痕迹，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认为新的一定是更好的，旧的一定是过时的。事实往往恰恰相反，新的课程往往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就很快被更新的代替了。而在教会历史上， 传统的教理问答， 却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为什么教理问答这样一种在教会历史上沿用数世纪的教育方法，到了现代却到了不为人所知的地步？巴刻列举了四个原因：（1）在反教会权威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在西方社会中，权威不再被尊重。西方很多思想家推崇一种质疑基督教传统的后基督教时代思想，将教会和圣经权威旁置不屑，而教理问答被视为一些需要被淘汰的教义工具。（2）教会内部对权威的漠视。儿童主日学更倾向于教孩子圣经故事，而不强调关于三一上帝的教义。（3）教会日程安排太满，已经没有余地为教义性的培训存留。现代福音派教会中，周日和周间安排已经到了不能再多一个环节的地步，如果要添加一个要理问答班，就意味着要删除其他活动，而这是很多以活动为中心（program-centered）的教会不愿意做的改变。

教育的内容和过程一样重要

即便认识到要理问答是珍宝，我们仍需要谨慎怎样使用它，需要避免两种情况：（1）将要理问答作为一种教义正确的“标签”，自义地、骄傲地使用它来表明或维护个人或教会的正统性。（2）生硬、僵化地只背诵要理问答，而没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一种活泼、友善、互动的团契关系。要理问答不能被作为一套修正人教义错误的机械装置，而是承载了活泼的道，是与人的生命有益的。僵化的背诵，或不允许人发出真诚的讨论，只会让这一教育事工落为一项意识形态的灌输。（3）认为一个教会只要教导了要理问答，就一定会结出生命敬虔、治理有序的果子。要知道，即便我们能最好地、将最纯正的教义（包括上帝一切大能的作为和诫命）教导我们的儿女，这也不能保证他们会成长为真正认识主的人。父母需要尽本分教导真理，但圣灵有拣选、作工的主权，其过程和时间点是人不能测透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将上帝托付的真理教导给他们，当上帝呼召我们为养育儿女的职责交账时，我们就无可推诿了。

关于第二点，巴刻列出清教徒时期之后的衰落，作为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笔者在国内教会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有教会看重用教理问答来教导，这在选内容上是很明智的；但同时，教师却忽略了教导的过程，继续沿用一种填鸭式的方法。如果一个教师深入学习、体会并欣赏要理问答中的教义阐释和对人性的洞见，他会发现，机械的教学方法，恰恰与所教导的内容是背道而驰的。上帝的真理是活泼的，他的恩典是温暖并改变人心的，如果这样，怎么能用一种冰冷、僵硬的方法去教导呢？最重要的是，人需要首先成为要理问答的学生（被其改变），才能作一位教师（传递者）。当基督教的世界观脱离了真正的生命塑造，在基督里的扎根，就会很快沦为和其他思潮一样的意识形态，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信徒是否可以对教理问答提出质疑和疑问，来以一种讨论的态度进行反思？笔者认为是可以的。例如，不同版本的教理问答之间是有区别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作为一本“安慰之书”，是牧养性很高的，而避免了一些争议性的教义要点（如关于堕落前还是堕落后预定论）。相比之下，《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逻辑性更强，而正是因此，后者可能没有留下太多讨论的余地。以《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中论蒙恩之道的内容来说，并没有列出“圣徒交通聚会”本身以及其他圣灵工作的方式作为一种蒙恩之道，是一个瑕疵（关于这一点，笔者会另著文阐释）。

此外，如何针对不同人生阶段的信徒，有区别地使用教理问答？教导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反复深入，按人的认知能力和生活阅历，可以不断深入。巴刻也谈到这个方面：

“同一内容可以在一个信徒一生中使用，但能牧养他或她的不同阶段。例如，对于年幼的儿童，应该以‘能做、不能做’的方式，教导十诫。当他们长大一些后，就要背诵十诫，领受基本的意义教导。对经历青春期的孩子们，教师应回到这些词句中，将它们的意思和应用讲解出来，是适合他们更深的认知能力的。当这些年轻人成年时，他们的教育经历应更有效，因为他们会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带进来，继续学习十诫的含义和应用。”[10]

   陶伦斯（T.F. Torrance）也认为，

“教理问答的教导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在他头脑还能理解其意义之前，就将一套扎实的历史、教义内容，教导给他，让他可以在未来的年岁里思考，就是当他的脑力和属灵理解力成长的时间里。…这也将他的能力延展，帮助他理解他能力之外的事物，然后再理解他此前掌握的事物。”[11]

结尾

最后本文想用一个故事作为结束，是B.B. Warfield在《是否小教理问答有价值》一文中所讲述的。慕迪（Dwight L Moody）有次在伦敦的朋友家中，一位年轻人问慕迪先生关于信仰的事情，有很多问题都难倒了慕迪，如祷告和自然法的问题。“什么是祷告？”慕迪说，“我不能够马上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慕迪说。在慕迪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们听见一个小女孩的歌声，那是房主人9岁多的女儿，她正从楼上下来，然后看到这些客厅里的陌生人。“过来，珍妮，”女孩的父亲说，“告诉这些绅士们，‘什么是祷告’”，这个小女孩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却很熟练地背起了小教理问答，“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承认我们的罪，并且感谢承认上帝的怜悯，将我们所求符合上帝旨意的事情交托给上帝。”“啊！这是教理问答啊！”慕迪说到，“为教理问答感谢上帝！”

是的，为教理问答感谢上帝，成为教导孩子们的指导，正如圣经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

备 注：

[1] J. I. Packer and Gary A. Parrett， Grounded in the Gospel: Building Believers the Old Fashioned Way. （Grand Rapids: Baker, 2010）.

[2]同上， 16页。

[3] 同上，22页。

[4] 同上，59页。

[5] 52页。

[6] 61页。

[7] 同上，66页。

[8] 同上，24页。

[9] 同上，52页。

[10]同上， 135页。

[11] 同上，136页。

原标题：《寻回古道珍宝：教理问答对教育事工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