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敦刻尔克》正在热映。75年前,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传奇。正是这次成功撤退保住了反击法西斯的实力。事实上，在中国的抗战史上也有一次具历史性意义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它对于整个二战的意义，都毫不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历史上把这次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宜昌大撤退在短短40天内，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13万吨货物和3万余人员转运至四川，保住了中国的兵工厂、煤矿、钢铁等一大批重要企业，为持久抗战打下基础。而导演了这次大撤退的英雄就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现代化先驱，基督徒卢作孚。

民国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评价：“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率领民生公司拯救150万人，保住中国工业命脉

1937年抗战前夕，卢作孚带领的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近四千职工，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上海、南京、武汉沦陷后，数以万计的人员物资，都把撤退的目标瞄准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撤往大后方，长江三峡是必经之地。

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员、技术工人、大学师生和难民在3万以上，不夸张地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而当时的情况是，日本飞机在上空不断进行轰炸，更糟糕的是还有40天长江枯水期就要来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员和物资必须要在40天之内完成运输，这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卢作孚创立的民生公司当时已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内河航运公司。卢作孚苦心经营多年，鼎盛时期拥有116艘大小船只。然而，三峡航道狭窄，浅滩多，自下游向上游，需要逆水前行，这就需要大马力小船。这样的船，民生公司只有24艘，将上述物资和人员全部运到重庆，需要一年时间。而国外航运公司不仅类似船只稀少，而且标榜“中立”，拒绝搭载军用物资。关键时刻，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船。船少人多的矛盾，一开始就非常突出。

卢作孚召集人员通宵开会研究运输方法。那些日子里，他日夜守在他的指挥中心，收发报机24小时不停地响着，上游各港口、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工作人员日夜坚守岗位，处理各种电文，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由于昼夜不歇，极度辛劳，他的脉搏一度骤停。

大撤退期间，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高度旺盛，当时的邮局、电报局因设备落后人手不足积压大量电文。对此，卢作孚鼓励员工自行研制无线电台，以了解长江水文环境变化，掌握船只运输情况。1938年，已在船上和岸上装备了10台。这为他在大撤退中了解全部运输情况很有益处。他对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时运走多少吨物资和哪些船在运，知道每只轮船在什么位置，知道哪些物资在哪个港口卸载……深夜时分，他则亲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

当时宜昌码头设施简陋，仓库不足，缺乏大型机械，1938年6月起，民生公司在宜昌五龙增加了一处码头，公司员工自行研制了30多吨的起重吊杆，对于吊拉超重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公司还临时招募了3000名装卸工人。每到夜幕降临，船上岸上灯火通明，工人们抬着机器，喊着号子，和着汽笛声、起重机声，演奏了一支悲壮的交响曲。

此外，为了运输尽可能多的难民，他同时下令将二等以上舱铺全改为坐票，让达官贵人与平民同舱，这样增加一倍以上的载客量；票价降低：公教人员半费、难童免费。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为报效国家，卢作孚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60到80多元一吨，而同时也在参与运输的外国轮船要收300到400元。民生的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

终于，1938年12月，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三分之二的机器物资，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降到没法组织大规模运输时，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废铁。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向四川运送了150万人，100万吨货物，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国民政府发动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物资，卢作孚也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其中光是抢运入川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而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付出了重大代价。16艘轮船被日寇击沉，116名员工献出了生命，61名员工受伤致残。

具有清教徒色彩的商人

事后，卢作孚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他的挚友，乡村教育家晏阳初说，这就是中国的敦刻尔克。而毛泽东后来也说到他是中国实业界不能忘的四个人物之一。

除了在事业救国领域，卢作孚还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并且在几个方面都各有成就。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实践“爱人如己”“忠心良善”“无私奉献”的基督精神。

虽是商人，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商人。他曾在公司内刊发表过自己的抱负：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的把赚来的钱分掉，乃是要将他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

他同乡村教育家晏阳初、梁漱溟一起致力于乡村教育，并称为“乡建三杰”。

在卢作孚的社会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家乡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活动。当时北碚匪患严重，盛行赌博，按照卢作孚的描述，北碚是具有非常典型的内地乡土社会的特征。然而，经过卢作孚的努力，北碚成为了乡村建设的模范。后来成为抗战中国区绝无仅有的“世外桃源”。在抗战中，北碚聚集了近20个国家一流的科研机构，3000多位专家学者。李约瑟称之为“此间最大的科学中心”。

卢作孚在北碚的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兴办了一些新的经济事业，相继开办了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第二是创造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创办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嘉陵江日报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及其附属小学校、各类民众学校等。

在卢作孚的身上，带着很强的清教徒色彩，忙于事业却对个人享受没什么兴趣。在民生公司内部，分红的办法是，所有人员不论职位，而是根据表现列为五等，最基层的水手、文员到总经理同等表现同等分红。卢作孚被评为一级，他和一个一级的茶房一样拿49元。起初他没有股份，后来所持有的一点股票还是军阀刘湘等人出钱赠送给他，让他成为有董事身份的总经理。

的确，卢作孚作为若干家公司的董事，有着不菲的车马费，但他全部捐给了北碚的社会公益事业。晏阳初回忆抗战时说，一次卢作孚生病，家里人想买只鸡给他吃，都没这个钱。

四川老乡，国民大佬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把公司交给国家，率先实行公司合并

1949年，避居香港的卢作孚谢绝了台湾方面的邀请，把在香港的船队带回大陆。回到大陆后，他带头把民生公司交给了国家。率先实行公私合并。

然而在文革那段岁月里，他的朋友被先后批判，被他一直视为儿子的通讯员跳出来指责他收买公股代表。一浪一浪的政治浪潮涌向他。

1952年2月，卢作孚不堪压力和受辱在简陋的寓所吞大量安眠药自杀。而他留下的遗嘱非常简单：1、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2、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3、嘱咐妻子今后生活依靠儿女。4、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一代民族英雄就这样陨灭。卢作孚在他一生的年日中，他的言行、作为都彰显了基督精神，值得众人肯定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