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世界上有两种东西开不得玩笑，一个是土豆，一个是宗教

19世纪曾有一场有名的 “爱尔兰大饥荒”，直接导致一百万人死亡，又被称为“爱尔兰土豆大饥荒”。

当时的爱尔兰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尔兰大约三分之二为农民，其中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远方的英格兰地主。因为出生率高，爱尔兰人口几十年间从19世纪初的500万增长到1841年的800万。

农民是世袭，每传一代，所瓜分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小。当粮食不足时，农民只好变卖土地给地主，以换取粮食。所以佃农越来越多，自耕农越来越少。土豆是农民的主要粮食之一。由于所种植的土豆种类过于单一，屡屡遭遇虫害。

大饥荒是从184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52年左右。因为虫害泛滥，土豆产量极速下降。佃农付不起租金，地主就收回土地、房屋、产业，农民被大批赶逐到寒冷的野外，没有居住的地方，也买不起食物。几年间，据估计至少一百万人死亡，200-300万移居海外（主要是美国）。爱尔兰人口降到400万左右。

学者们分析大饥荒的成因，直接的因素有三：单一种植容易遭遇虫害，远方地主的无情，以及“谷物法”。什么是“谷物法”？那就是英格兰的农民为了保护农产品的价格，限制从外国进口农产品。谷物法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爱尔兰的穷人买不起粮食，就活活饿死。

十九世纪的英国已经相当文明了，怎么英国政府对这场大劫难竟然没有大力解救？究其原因，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理念使然。

什么理念？地主的贪婪？英国佬排斥爱尔兰人？新教徒排斥天主教徒？都不是。

1798年马尔萨斯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人口学原理》（后经过数度修正，第六版1826年）。

其基本理念是：人口是呈几何级数成长（每25年翻倍），而食物则呈线性级数成长。因此由于人口的膨胀，人类一定会遭遇食物短缺的命运。如果没有外力，这是条无法越过的定律。

他说，科技的发展增进社会资源的供应（食物、生活所需），提高生活的基准水平，因此人口开始膨胀。然而，膨胀带来匮乏，使得生活水平又回到起初。这个循环被称作“马尔萨斯陷阱”。为了增进生活的素质，政府必须控制人口。

控制的方式有两类，一类是“积极的”，就是增加死亡人数；一类是“消极的”（预防性的），就是减少出生率。他书中对英格兰如此建议（注1）：

“我们应该鼓励相反的做法，不向穷人推荐清洁的习惯。在城镇里，我们应该把街道变得狭窄，使得更多人聚集在房屋里，瘟疫回归。我们应该在死水塘附近修建村庄，特别是在沼泽地和不卫生的环境里。”

他反对各种慈善举动，认为“善事”不过延长严重性。因为穷人生养众多，反正是要死的。死于饥饿过分残忍，还不如促进他们“人道地”死亡。

马尔萨斯认为：“爱尔兰人口过多。由于资源有限，很大一部分人应当从那块土地除去”（否则后果堪虑）。在大饥荒开始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去世十多年，可是，他的理念深植人心。

一个理念如果被认为是“真理”，它的力量是巨大的，能够扭曲人类直观和情绪上的是非之心。

饥荒：上帝纠正人口和资源失衡的方式?

当时，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首相是约翰·罗素一世爵士，他拒绝援助爱尔兰。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说，他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担心援助带来长期副作用。

联合王国驻爱尔兰的代表，克拉伦登四世伯爵认为：“为了养活人而发放食物，这不会有任何永久性的好处。”

马尔萨斯的学生查尔斯·特雷维莱安负责处理饥荒。他说：“饥荒是那位有完全智慧和完全恩典的上帝的旨意”。饥荒是上帝纠正人口和资源之间失衡的方式！有了上帝背书，那更是理直气壮了。

那时是工业革命的开始，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刚刚逝世，他所推行的“圣洁运动”对英国的影响还在。不过英国正教与卫斯理路线不同，而马尔萨斯是位英国正教牧师。

马尔萨斯人口论之所以可怕正因为它是假“上帝旨意”之名，麻木人良知的本能，以恶为善。连恩格斯都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现存最冷酷无情、最野蛮的理论，摧毁了‘爱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的美好词汇，它是个绝望的系统。”

几十年后，这种处理饥荒的政策再度被英国政府使用在印度殖民地。马尔萨斯人口论再度合理化了殖民地政策的正当性。控制贫穷人口的念头或许直到今天还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也都并非恶意，乃是为了维护社会“更大的善”。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1837-1901）是大英帝国崛起的巅峰时期。与她的祖先不同，维多利亚没有任何宫廷丑闻，帝国强调道德与家庭的价值。可就在这个鼎盛时期，由于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冲击，社会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这段时期是英国上流社会弥漫着虚假和伪善的时代，包括宗教信仰。

20世纪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博物馆长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曾对19世纪的英国做过很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这种普遍伪善的作风也有其“神学基础”。大家口头上尊崇的是“基督教”，可是这些体面人士所真正信奉的是个“新宗教”。这个“新宗教”的“圣书”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以及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注2）

李嘉图政治经济理论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工资应当自由竞争，也不该限制从外国进口产品。基本上，也是个“适者生存”的理念。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却是紧密的战友。

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一方面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在“智识上”全盘接受他们两人的理论，已经把“适者生存”当做天经地义的至理了。在“新宗教”的框架下，“虐待劳工”或人口论就都被合理化了。

劳动阶级的疾苦和基督爱人如己的教训，这中间显而易见的矛盾竟都视而不见了。人类对道德观作选择性接纳的能力令人吃惊！这种虚假到了一种高度，使得宗教信仰被形式化、僵化，甚至于像“敬虔的”、“可敬的”、“值得的”，这些形容词已经变成了讽刺性的字眼！

人口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先声，它处理的对象是人类社会有意识的抉择。达尔文处理的是生物界的自然选择。达尔文在1838年，也就是马尔萨斯去世四年后，读到《人口学原理》。马尔萨斯成为达尔文最佩服的学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距离《人口学原理》的初版已将近60年了。

“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把低端形式淘汰出局，这就变成是理所当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可以应用在社会整体，也可以应用到个人。它特别被应用到男性身上，男性必需经过竞争而生存。穷人也一样，必须自己奋斗，不能接受任何馈赠。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德国的纳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安乐死、（白人）种族主义，等往往不可分割。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白种人所以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光环，但这并不表示，今天的世界没有类似的问题。

美国保守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2010年出版了一本很有争议性的畅销书《分化：美国白人的现况，从1960到2010》（Coming Apart：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1960-2010）。默里用许多图表和统计数字，从经济能力分析美国白人中的两个族群，一个是高端的20%，另外一个是低端的30%。

默里一向被知识界视为“挑衅者”，认为他用研究来支持自己的偏见。这次，他单在白人中取样，避免了种族间的差异。默里发现，这两个族群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论是经济情况还是精神状况都走向两极化，形成了高端阶级（upper tribe）和低端阶级（lower tribe）两个完全隔断的社会阶级。他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报赏种族，而是报赏脑力。他把两个阶级的形成归纳为“智力”与“遗传”两个原因：高端与高端通婚、交往、子女上名校，低端与低端通婚、交往、子女无高等教育。

他认为，人们的智力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低端的素质差，没有努力工作的欲望，纵使把财富重新分配，照顾他们的福利，情形也不会好转。换句话说：素质决定命运。

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这个世界的经济模式正在加速转型。因为科技的突飞猛进，许多职业正在极速改变中，或是被淘汰中。多开几个煤矿，或是多打几个油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年肯尼迪意识到世界面临的危机，呼吁全国青年投入“和平队伍”（Peace Corps）去改变世界。结果许多人投入这个壮大的队伍。美国乃至世界今天同样需要新的热情、新的理想来重建一个正在老化中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如果高层民众和底层民众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部落区”（enclave），就像死水一样，彼此隔断，毫无瓜葛，那么情形就不可能改善。政府可以预备环境，那么，谁来担负这种融合社区的任务？马丁·路德·金牧师曾痛心地说，星期天上午11点钟是美国“最隔离的时刻”，因为各族群都到他们自己的教会聚会，彼此隔阂，没有来往。

然而，教会必须是把各族群凝聚到一起的地方，没有社区层次的推动，底层的情况很难自动改善，因为这牵涉到家庭、婚姻、社交、精神归属和教育。教会在这过程中，更应该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宗教信仰不仅是安慰心灵的。

耶稣不断告诉门徒：“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最小的弟兄”？就是社区里最弱势的人。在这个族群撕裂的时刻，基督教会如果不能主动扮演服务和融合的角色，那么，它就在违背基督的吩咐。

作者简介：临风，本名熊璩，1944年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