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太平洋时间1月4号早上9时许，上帝的忠仆王永信牧师在家人的陪伴中安息主怀，在世享年93岁。

 

王牧师于1925年出生在中国北京，是家庭中的第三代基督徒。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十一岁时，王牧师在北京参加宋尚节博士的布道会并重生得救，其后在北京王明道先生所事奉的北京基督徒会堂作礼拜。他的母亲在该堂担任女执事。十五岁时，王牧师被神呼召决定要成为一位全职传道人，将其一生奉献给神。

 

王永信牧师的一生，见证了上帝的奇妙护理以及他的全心委身。他对主耶稣的大使命极具热忱和负担，更具远见卓识。今天和你分享这篇王牧师生前所写的文章，可见他对时代思潮的深度解读，以及对年轻一代的劝勉，读来发人深省。

 

列侬之死

——一代思潮之尾声

 

他死了。

 

这披头士中最突出、性格最独特的一位，在1980年12月一个阴暗的下午，一动不动的躺在纽约巿西区的行人道上。发自一位极其景仰他的青年人之手的四颗子弹穿进了他的胸膛，一代思潮的塑造者约翰蓝侬（John Lennon）就此与世长辞。

 

有人说，他能够在自己的时代尚未结束之前而离开这个多变的世界也算是幸福，因为此一形态的思潮不久即将接近尾声。

 

无可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发挥了传统价值观的高峰。“正义”战胜了“侵略”。纽伦堡的审判至终使公义伸张，英雄与非英雄划分得清清楚楚。

 

但是战后的世代却因遭受到多方面潮流的冲击，思想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战争所显出人类之残酷，粉碎了人文主义者“人性本善”的乐观眼镜。悲观情绪蚀透了自由主义者的心。一些前进的神学家们绝望到一种程度而掀起了“神死”运动。存在主义者们如沙特等应时而兴，不单嘲讽传统的价值观，更否定生命的意义：“一切皆为荒谬，人生不过是一场呕吐，人的结局乃是疯狂或自杀！”人类惟有为“现在”而活。这种心态正指出有思想而无神之人最后必然临到的绝境——死巷。

 

第二次大战的结果使大英帝国差不多只剩下了英伦三岛，萧条与衰弱使她几乎不能再挤身于列强之中。这些耻辱与退缩令她战后的一代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维多利亚时代之鼎盛只能增加对现时的不满与憎厌。在如此沉闷、彷徨、脱节的气候中，终于爆发出一声震荡的音响。1958年，四个黄发齐额的英国青年，以粗哑低沉、重复不绝和几近疯狂的乐韵，唱出了那一世代的心声。

 

事实上，他们不是唱而是控诉，不是歌而是哭号，不是“生之颂赞”而是“死之凭吊”。他们的歌声里充满死亡的气息。他们每一首诗都是一篇讲道：颓废之道、绝望之道、幻灭之道……他们的诗歌彷如地狱中的叹息。

 

“他是个虚无人，坐在虚无地

制造虚无计划，不为任何人”

——虚无人

 

“神是个观念，

用来衡量我们的痛苦……

你只当继续向前，梦已成为过去”

——神

 

青年人被称为时代的良心（不论这良心是否每次正确），他们的声音有高度的代表性，所以不能忽视。披头士(Beetles)们这种万念俱灰、自我凭吊、游戏人间的人生观，得到了当时60年代悲观背景的推波助澜，好像洪水一样泛滥到世界每一角落，东西思潮尽受其染，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青年学子。（青年人最真实、最敏锐、最富感情、最冲动、也是最易被感染或利用）。于是乎嬉皮士运动就此油然而生，一泻千里，遍传了世界。披头士唱出了颓废哲学；嬉皮士(Hippies)活出了颓废人生。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

 

在此强大的思想冲击下，青年们走上了两条殊途同归的绝路——暴力与自弃。他们要革命，但却缺乏理论及群众支持；他们要推翻现有的一切秩序，但却没有一套新的东西来取代旧的。他们成了一群无的放矢、感情用事的乌合之众。这些象牙塔里的呻吟再也挑不起社会的同情与信任。

 

物极必反。“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时代的钟摆在70年代末期慢慢摆了回来，所谓“无产阶级狂想曲”及一些“左倾幼稚病”等症状逐渐被人厌倦，人们好像从一场恶梦中慢慢清醒过来，头脑思想开始恢复正常。

 

进入80年代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我们有理由为此欢欣。

 

一、保守思想抬头

 

战后自由派思想支配了西方世界三十余年，带来的不过是伪善、懦弱、自我束缚与节节退缩。到了70年代，在国际间似乎已经达到捉襟见肘，难以招架的地步。西方领袖之优柔寡断，互相制肘之可悲现象，造成了坚强的戴卓尔夫人被选为英国首相，保守的列根先生被选为美国总统。人心思变。

 

当时在西方新的气象已经来临，长发垂肩、不修边幅的形像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传统的价值观再度被重视，整洁用功的青年学子到处可见，学府一片平静。

 

远东方面（甚至整个第三世界），无论在思想潮流、道德观念，以及生活方式，都是或疾或缓的跟着西方走，甚至在神学思想方面也不例外。

 

很可惜，在亚洲某些阶层的人，甚至思想塑造者们仍然是活在十年前的形态中，电视、电影仍然以反叛、破坏、不正经为荣、为乐。这是一个文化衰微的象征，因为它已经无“好”可说，而只说“怪”；无“正”可谈，而只谈“邪”了。（电影导演李安的作风正是如此。）

 

我们引颈以待保守气息之回流现象不久将临到远东及第三世界的社会。

 

二、福音信仰的复兴

 

从20世纪初以来，纯正的福音信仰一直是处于守势，并且在多方面退缩。二次大战之后，因着人心空虚，人文主义之没落而使人重新觉得对神之渴慕及对福音之需要，近十余年更可明显的看出福音信仰之教会及宗派之迅速增长，海外宣道事工也逐年扩展。

 

今天，人仍可公开的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甚至很多报章杂志中都引用“重生”、“天国”、“得救”等名词。被人称为“福音先生”的葛培理牧师成为世界的风云人物，再加上大众传播工具之通行，今天诚然是广传福音前所未有的良机。

 

三、代沟的缩短

 

60年代两代之间的严重鸿沟，今天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显著的拉近了。虽然人与人之间的“割离感”（alienation）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是今天的两代双方都好像成熟了一点，在嬉皮士极盛时期，两代尖锐地对抗的情势大致上已经消灭很多。

 

今天的家长是60年代的Boomers，他们了解儿女们在社会及思想方面所受的压力与挑战。今天的青年比较冷静而实际，不像20年前那冲动的一代。今天的青年也更深的思想“人”本身的问题，因而对宗教更有兴趣。越战时期大家多半读理工，现在很多人读人类学、社会学、宗教比较、心理学、辅导学等，都是对“人”的本身有高度兴趣的写照。

 

当人想到本身问题时，不可避免的要想到人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因而触及永生与神的事。今天教会中的青年以及献身侍主的青年也不少，似乎和这情况大有关系。

 

我们不能不以感谢的心为上列的转变而欣喜，但同时也不能不为未来的十年或20年而担忧。时代的钟摆左右不停，可叹的是“人类从历史中从未真的学到功课”（汤恩比）。圣经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多少独裁者失败了、过去了，但是转眼之间新的独裁者、姑息主义、颓废思想的推销员、无神论的发言人等都会再次接踵出现，粉墨登场，总以为世界是从自己开始。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叹息值得我们思想：“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摩西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智慧的心哪，你的芳踪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