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方镇明

一、“行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

16世纪宗教改革家认为，作主门徒不能停留在对福音真理的认识，还要“行在以马忤斯路上”，亦即是在主的恩典和真理下，愿意在生活中把所信的实践出来。

即使遇到冲突、困难和危险也在所不计，因他们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会与他们同行，分享他们的悲伤和喜乐。

祈克果(Kierkegaard)

祈克果：只有在“路上”才能作主门徒

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祈克果(Kierkegaard)强调，作主门徒必须在“路上”，他解释，如果人停留在理性上对福音真理的认识，即使这等人因着认识福音真理而成为品格高尚的道德家，却仍然不足够，因他们还不算拥有真的信心，还不算是主的门徒。

主的真正门徒必须建立神人相遇的个人化关系，这必然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关系是人“完全”相信依靠神，与神建立第一身的经验。

进而言之，祈克果形容“真正的信仰并不是认识真理，而是被真理所拥有”，这真理就是神自己。如果人没有达致这种神人相遇的关系，他们绝对不是主的门徒。

因此，作主门徒只会在“路上”发生。事实上，基督在世上向人展示了如何作主门徒：基督并没有高高在上，而是选择亲自临在世上，以道成肉身的方法住在人的中间，甚至死于十字架上。基督的方法使我们明白真理必须在“路上”发生，必须透过人委身于时空历史之中才能表达出来。

祈克果对作主门徒必须在“路上”的观点，深受今日教会保守人士的欢迎。然而，祈克果轻看“观察真理”的重要性，这观点不乎合宗教改革的精神。

宗教改革家认为，作主门徒除了在每个人的“以马忤斯路上”发生，也必然建基于对福音真理的正确理解。

在这里，宗教改革家认为，门徒必须同时在“路上”和在“阳台上”，因此，他们没有把基督教变成“一种思维和教义”而轻看“生命转化”的重要性；照样，他们没有看生命转化，比福音真理或教义的认识更重要。[1]

为了鼓励门徒走在“路上”，潘霍华(D. Bonhoeffer)和魏乐德(Dallas Willard)诉诸于两种不同的理由：一方面，潘氏强调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另一方面，魏氏认为门徒最终获得的益处比失去的更多。

德国神学家潘霍华

潘霍华：门徒在“路上”有责任付上代价

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的经历，说明人在“路上”的抉择有时是极为困难和极具挑战的。然而，如果人要满足灵魂深处对生命意义的渴求，人需要愿意靠主的恩典，以负责任的态度坚持走在“路上”。[2] 

潘氏说“廉价的恩典只宣讲宽恕，但却不须要悔改。……廉价的恩典是不用作主门徒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3]

潘氏强调神拯救的恩典并不是廉价的，而是贵重的。如果要作主门徒，必须以行动阻止纳粹的暴政，推翻纳粹政权。

潘霍华被政府通缉，逃到美国，逗留了两周后，他感到要与德国的基督徒一起对抗不公义的政权，便回到德国，其后，他因参与刺杀希特勒的计划而在狱中被杀害。[4]

潘霍华的抉择早在1937年的《作门徒的代价》中暗示出来。他解释，神的儿子耶稣牺牲了自己，为我们赚取救恩，并赐给相信主的人。

这救恩建基于耶稣贵重的生命，因此不是廉价的。如果人要获得这贵重的恩典，他须要不惜一切，付上代价，作主门徒，高举耶稣是主。

潘氏说：“当基督呼召人时，祂吩咐他过来死。对第一代的门徒，这死是离开家庭和工作，走去跟随耶稣；对马丁路德来说，这死是离开修道院，走进世界。”[5]

笔者认为，潘氏强调作主门徒要在“路上”付上代价是正确的，然而，门徒应该使用什么方法进行公民抗命？在哪一种处境可以使用暴力或非暴力来面对挑战？这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这表示作主门徒不仅要在“路上”，也要在“阳台上观察真理”，这两者的关系正是16世纪宗教改革家所注重的。

魏乐德

魏乐德：门徒在“路上”获得的益处和喜乐

魏乐德认同潘霍华强调作主门徒的代价，但却认为这观点不够全面，因为霍氏没有提及作主门徒所获得神的祝福，例如，他们将会得着耶稣所赐的丰盛生命(约10:10)。

换言之，虽然作主门徒要付代价，但它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祝福，是人获得神能力的途径。[6]

因此，人不仅要以勇气，也应该以喜悦和蒙福的态度作主门徒。

魏氏解释，如果人发现救恩如此贵重，能够为他的灵魂带来极大的祝福和生命的意义，人会像耶稣提及那位发现宝藏的人和另一位寻找好珠子的人，以喜悦之情作主门徒。(参太13:45-46)[7]

按着这比喻，魏乐德强调，那些选择不愿意付上代价作主门徒的信徒必会感到失望，他们在世上将不会全面性地经历神的平安和大爱围绕他们、也没有得着“基督的丰盛”，以致胜过邪恶势力的能力。

二、“从阳台观察真理”的门徒

作主门徒除了在“路上”，也必然愿意“从阳台观察真理”。“阳台”是指人从较高的水平线，观察、认识、研究和默想真理。这种在悟性上理解真理是必须的，为的是要看到更远和更清楚的目标。

科学学家麦格夫(Alister McGrath)的经历说明“从阳台观察真理”的重要性。他醉心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他起初认为自然科学与有神论是互相排斥的。

后来，他透过鲁益师(C. S. Lewis) 的著作，逐渐发现宇宙充满各种科学不能解释的奇迹；他又透过物理学家Richard Feynman而认识科学是有限制的，科学方法根本不允许我们裁定神是存在或不存在，如果人坚持科学可以否定神的存在，他已经超出了科学可接受的限度。

今日的麦格夫认为，相信神的存在更能合理地解释和“亲密地”探索宇宙。[8] 他的信仰经历是一个不断观察和认识真理的过程。现在他成为神学家和圣公会的牧师，不断带领人相信耶稣。

麦格夫(Alister McGrath)

宗教改革运动与作主门徒

麦格夫认为人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是作主门徒的必经阶段。16世纪宗教改革家早已强调这观点，并认为这是福音能够扩展的主要元素之一，也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和成功的原因。

马丁·路德的经历说明这要点，他的良知一直挣扎在罪疚的问题，并设法跟随当时代教会的规定，行出各种善功去获得心里的平安。然而，他还是得不着。

他回到圣经寻找答案，最终他在修道院的“钟楼得道”，钟楼是收藏图书的地方，这表示他心灵得着释放是由于他潜心研究圣经，逐渐领悟“因信称义”的真理。

路德在“钟楼得道”的历程说明在“阳台上观察真理”是必须的，这会帮助我们分辨真理，免受错误的思想所毒害。

当路德明白真理后，开始极力批评天主教认为人得救除了依靠主的恩典外，还要根据人的功德、善功或购买赎罪券。

路德认为这种救恩观把“作主门徒”看为一半依靠恩典，一半依靠人的行为。这观点是错误的，因它明显违反圣经有关“因信称义”的真理。

换言之，路德强调作主门徒必须单单建基于“唯独恩典”或“唯独基督”的理解；作主门徒的力量是单单从耶稣的恩典而来，并不依赖人的善工。凡得着主恩典的人，神会赐力量使他们“从内到外”不断成圣，作主门徒。

马丁·路德

天主教反对路德因信称义的解释，并强调只有教皇和天主教在中世纪的传统才是诠释圣经的唯一权威和代言人。[9]

路德在《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中反驳这见解：圣经的诠释并不是教皇的专利，每一个有理性的信徒都能够透过圣灵的帮助和初代教会的教义传统的引导去诠释圣经。

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主的门徒和神的祭司，他们有责任和权利去追求、观察和认识圣经真理，这是作主门徒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路德的观点快速地获得当时代人民主义者的支持和推动，结果，宗教改革之势很快蔓延至整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成功与人对真理的认识和坚持，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路德的经历和言论已为这关系建立基本的原则。也因为这样，当时代基督教教堂的讲台设计是升高一级的，为的是要指出，信徒进入神的临在，并非透过向神父忏悔，而是要认识、宣讲和教导圣经真理。[10]

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说明作主门徒，是从认识和教导圣经真理开始的；没有建基于正确的真理，这运动的价值是有限的，并且是危险的。

使徒保罗认同这观点，当他观察到很多犹太教徒仍然坚持靠律法而得救时，他忧伤地说：“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10:2)；结果对自己和别人都造成伤害。

根据同样的道理，当下的教会遭遇困境，信徒须要“从阳台观察真理”；没有追求认识正确真理的心，教会便没有动力和勇敢的心面对挑战。

大使命：教导人如何作主门徒

耶稣基督深深明白以上道理，当祂复活升天时，把大使命赐给门徒 (太28:19-20)，吩咐他们带领万民“作主门徒”，并且解释作主门徒包括：

(1)“去”向人传福音；

(2) 带领人相信主，为他们“受洗”；

(3)“教导”人认识真理，帮助他们对神的恩典和人的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在这里，“作主门徒”的希腊文是动词，其他三个动作都是形容动词的分词，分别是“去”、“受洗”及“教导”。

由此可知，作主门徒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教导”，亦即是要注重“在阳台上观察真理”，并且被真理光照，这些真理已透过圣经被启示出来，它们能够使门徒得着知识和智能，支持他们“行在以马忤斯路上”。

总结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强调，作主门徒必须同时注重追求认识福音真理和以行动跟随主。相反，如果人把作主门徒看为仅仅在头脑上认识真理，他们与基督的生命没有关系，也不是主的真正门徒。如果人把作主门徒看为只是一种行动或抉择，他们的生命像一只盲头苍蝇般，到处乱撞地飞翔，但却没有智慧地在生活中把所信的实践出来，也不懂得怎样从“基督的丰盛”中支取能力面对困难和挑战。

— 完 —

作者简介：

美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进修哲学博士，主修神学与历史研究。曾在香港和美国担任过青少年传道和主任牧师，先后在香港及美国多所神学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