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约翰·斯托得推动了一个教会使命的观点，目的在避免来自不同方向的危险：一则忽略社会事工（他在保守派中看到的试探）；或者，以社会事工取代了宣讲福音（他看到中间派、和解放神学圈子里的倾向）。斯托特的《信仰与社会责任》（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一书，试图规划一条合乎圣经的路线，拒绝错误选择和简化主义。

斯托得所提出他个人对于教会使命的建议，它的功劳值得讨论，但是到如今，它已成为学者之间在细枝末节上的争辩了，例如克里斯托弗·莱特（Christopher Wright）和约拿单·李曼（Jonathan Leeman）之争。辩论的核心揭露了当前福音和社会正义有关的一些争议。

即使你像我一样，认为斯托得的观点需要批评和修正（温和如他，仍欢迎反馈和分歧），也不要忽略我支持斯托得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是：斯托得在福音派是具有影响力的，他在辨认和避免来自各方向的危险这方面，受过良好训练。他既不是保守派战士，受的训练只在发现自由主义的危险，也不是进步派支持者，受的训练只能与基要派的愚蠢斗争。他对圣经的忠心与委身，让他能够警觉到针对教会从各个角度而来的问题。

譬如，当1968年受邀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时，斯托得就他所看见的，以社会事工为重以至于取代或消弱福音传讲，会有失去平衡的危险，他指责与会者：

斯托得直接反对那些把使命淡化为社会服务的人，但几年过后，透过1974 年在洛桑大会的演讲，以及随后在1975年一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激烈辩论，斯托得也当面指责另外一批——包括葛培理——那些认为大使命主要、或完全只在于传讲福音，而忽略教会社会服务的人。

再次，我不是要宣传斯托得的特有立场，而是举出这位重要人物作为榜样，一位能够预见、并应对来自不同方向对教会威胁的领袖。他可以在一个大会中坚决反对把福音简化为社会福音，而在另一个大会中，坚决反对极端的基要主义。

今天我所担心的是，福音派领袖在对付来自单一方面威胁教会的危险时技术高超。而更糟糕的是，福音派似乎偏爱这样的领导人：只指出单一方向的危险，却看不见近在咫尺的盲点，也不提出警告。

结果是：害怕陷入政治上寂静主义、或神学上基要主义的福音派领导人，对任何可能沦于右派的事，特别警觉，却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左派的陷阱和圈套。同时，对社会福音、或自由派神学忧心的保守派领导人，往往会避免任何可能偏左的意见、或同工关系。他们在这些议题上的回避退缩，会不自觉的走上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科林·汉森的《盲点》Blind Spots一书更深入地警告了这种趋势。）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从不止一个方向抵御威胁的属灵领袖。我们需要的领袖，不怕抵触任何政治或神学立场，愿意坚持圣经、无畏地宣讲真理，这些真理能够直击我们罪恶、失败、和失能的根本原因。我们需要不会让恐惧决定他们的神学言论、或决定他们对文化看法的领袖。我们需要灵巧又节制的领导人，挑战无论来自何方，任何有问题的立场。

不幸的是，今天福音派的文化—— 部落主义、对机构的忠诚、社会定位、网络习惯、社交媒体形象、以及在小圈圈里安安舒舒的愿望——使我们即不鼓励也不表扬这类的领导人。我们寻找合我们意的声音，对任何可以让我们“这一边”得分的，我们把他提升为“先知”；同时，不加注意，也无法对抗隐伏在我们身后，各种来自多个方向，对教会造成的危险，容让“新妇”受到以不同样貌呈现的时代精神带来伤害。

温斯顿·丘吉尔对于灵巧，做过一种描述。如果仅仅看一个人的表面，可能会困惑，除非他看出那是因为深层的一致性所带出的结果。这种灵巧能排除人为的界限，也防止因为领导人只有单一目标而带来抗争上的危险。他说：

我们需要的领导人是，在当今能把重心放到一边，之后会倒向另一边。在一个特定的季节，强调一个特定的神学真理，之后，又强调另一个不同的真理。基督教的领导需要依据圣经构成思考，以及对当前文化的深刻理解，以便知道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强调什么、如何强调；以及面对什么挑战、在何处面对。我们需要对圣经和时代都有充分了解的属灵领袖，看到来自不止一个方向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