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条河流，今日的现实，往往受制于昨日的认知。美国基督教也不例外，要理解今日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政治立场，我们可以把目光拉回到19世纪。

19世纪是美国国土面积、经济和国际地位迅速崛起的时期。从1803年到1846年，美国通过路易斯安纳购地方案和战争，国土面积扩大了近三倍。在此期间，美国流行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认为美国的领土扩张与上帝的神圣意志密不可分。基督教也在此期间经历大复兴运动，灵性的高涨与社会经济的突飞猛进同步发生。著名布道家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穆迪（Dwight Moody）等人都是这一宗教复兴的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全世界范围宣教运动的展开，美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大宣教大国。

社会的急剧变迁中，神学认知也逐渐发生变化。在17世纪，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神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前千禧年的神学，虽然强调基督徒要建立山巅之城，但是对社会政治并不太乐观。不过19世纪的美国基督教，逐渐由前千禧年主义转向后千禧年主义，强调对公共事务的积极介入，并试图在地上实现某种长期繁荣、和平的基督教国度。教会史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在《基要主义与美国文化》中写到：当南北战争联邦军队向南部进军时，很多基督徒认为，这不仅仅是军事胜利，也是上帝国度的扩展。

对于十九世纪的美国人来说，基督教（新教）就等于美国，美国就等于基督教 （新教）。当然，这只是白人基督徒的理解。这期间，由于美国广袤国土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同时期欧洲战乱和经济衰退，大量欧洲移民涌入，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等非新教群体也陆续在美国扎根，而且本土新兴教派，如摩门教等也纷纷出现。外来移民对传统新教价值和生活观念带来冲击。

比如，19世纪，共有400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其中在185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时期达到峰值，满载爱尔兰移民的船只不断抵达纽约港。爱尔兰移民以天主教为主，其生活习惯（如喜欢喝酒）、神学理解与清教徒差异很大，加之爱尔兰移民的到来加剧底层白人的经济恐惧感（认为其抢夺了就业机会），美国的反天主教呼声日渐高涨。当时，在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地，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时常发生。除了经济利益和文化方面的差异，1869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宣称，天主教徒要首先忠于罗马教廷，而不是民族国家，这一信条也加剧了美国新教徒对天主教的排斥。对于很多美国新教徒来说，天主教移民，不论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还是东欧人，都是美国社会中的他者。移民群体聚族而居的模式，内部普遍使用的本国语言和信仰上的差异，都新教徒觉得天主教与美国格格不入。

1850年代前后，美国政治开始出现强大的反天主教势力。在两党制度之下，北方的新教徒与南部基督徒、天主教徒之间出现明显的政治分野。北方白人基督徒是共和党的主要票仓，而南部基督徒和大量天主教移民则支持民主党。天主教移民反对北方基督徒将清教徒式的基督教社会理念推广到所有人，而南部人，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认为北方的基督教社会理念正试图改造并破坏南部原有的社会生态，因此更倾向支持民主党。

虽然这些矛盾一直存在，但是北部的新教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是主导性的，南北战争又加剧了南部的衰落。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部的新教对塑造美国的公共生活和公民宗教起到主导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庞大的天主教群体，很多人却会认为美国是基督新教国家的原因。今日美国人口中天主教徒占据四分之一，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有着大量的天主教群体。如果我们去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带，天主教大学、中学比比皆是，著名的乔治敦大学，美国天主教大学都在此，而且白宫周围不少天主教社区，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将美国与基督新教划等号。

起源于新教的这一基督教社会政治理念，随着美国的强大成功塑造了美国的国家认同，而我们今天所谓的WASP（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传统也来源于此。这一政治文化理念，在19世纪步入强劲，在20世纪中页达到峰值。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在一战时期，很多牧师，不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将主日讲道变为爱国宣传和政治动员。比利·桑德尔（Billy Sunday）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盛名的布道家，他时常在讲道结束时，跳上讲台，挥舞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与信徒一起高呼爱国口号。到20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城市化的完成、种族结构的多元、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左翼学术的涌动，这一强大的基督教社会政治思潮才步入低谷。

美国不需要废除，她需要悔改。——比利·桑德尔

美国新教主导的社会历史模式，也并非单一铁板一块。因为经济利益、社会变迁、种族和神学分歧，这一新教主导的政治社会模式不断处于变化之中。美国新教的这一内在矛盾在建国之初就露出端倪，在19世纪随着移民潮的高涨而受到冲击，在二十世纪以后变得更加明显。                      

1776年美国革命，尤其是后来的1787美国《宪法》和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定下美国后来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基调，即：宗教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缘由，但是教会与政府之间存在分离。换言之，国家与宗教组织之间有一堵墙。政教分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建国之前复杂的教派冲突。早期的清教徒，以躲避宗教迫害为主要目的，远渡重洋来到美洲。但是当清教徒在美洲站稳脚跟后，对内使用强制性措施来维系信仰，比如，神学异端用刑法处置，礼拜天禁止营业和娱乐活动，违者受到处罚。有教会在礼拜中派人拿着棍子来回走动，提醒打瞌睡的信徒。而且清教徒打压、排挤其他与自己信仰不一样的基督徒群体，如圣公会、贵格会和天主教。

在近代早期，新教很强调个人对圣经的理解，清教徒也延续这一神学立场。这种有着浓厚个人主义色彩的解经方式导致清教徒内部产生裂变的种子，并使得清教徒中间出现批判者。1637年，清教徒和印第安人发生土地冲突，500名印第安人被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大多数清教徒的观点和当时领袖布拉福德（William Bradford）一样，认为这是残忍的，但是这代表着上帝的愤怒和对印第安的惩罚。但是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提出，不应该使用武力占领印第安的土地，而应该通过购买。此外，他还认为不应该把信仰变为强制性的。他甚至批判清教徒，认为上帝没有将特殊的使命赋予清教徒群体，清教徒与其他基督徒群体是在信仰中是平等的。1636年，他被清教徒社区驱逐。他去到罗德岛，在那里建立殖民地，并实践宗教自由。 

罗杰·威廉姆斯雕像

除了清教内部的冲突，清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冲突也不断。17世纪的法国，是天主教的大本营，其与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争夺，导致很多北美新教徒极为警惕天主教势力。天主教不仅仅是信仰的他者，也是现实中的敌人。因此，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宗教问题一直都是殖民地时代美洲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社会议题之一。加之17世纪欧洲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爆发严重的宗教战争，导致大量平民死亡。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美国建国之初的宗教政策试图在宗教自由与教派和平之间寻找平衡。

在美国开国元勋中，对基督教最极端的立场莫过于杰弗逊，他认为，宗教应该从公共生活中撤退，因为教派纷争是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但杰弗逊的主张没有成为主流态度。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主张信仰对公共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但他们鉴于之前美国复杂的教派冲突，普遍主张政治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并赋予不同教派合法性。与开国元勋并立的另一种观点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主义传统，其认为基督教（新教）是文明的唯一保障，其不仅不应该退出公共领域，相反，应该起到引领、规范文明和个人伦理的作用，政府与教会应该有着某种配合关系，共同维系信仰的纯正和社会美德。

美国独立之初的300万人几乎全民信教，但是内部却分布着清教徒、英国国教会信徒、天主教徒乃至杰弗逊式的反传统信仰理念的信徒。不同宗派之间的信仰分歧又被经济利益、政治认同、地域认同的差异所强化，因此，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将信仰事务留给个人，强调教会对社会的积极功能，但政府与教会之间保持分离，几乎是现实中和平相处的唯一办法。开国之初的这一原则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清教主义所倡导的，将单一的新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生活高度整合的方法又极其有利于塑造单一国家认同，整合社会成员。这就使得清教主义的社会政治观虽然在宪政角度没有被普遍认可，但是一直以社会、文化和信仰力量的潜在方式在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其对美国后来的国家认同形成和共同体意识培养功不可没。但是清教主义的社会政治观也包含着排外因素和对他者的紧张乃至敌意，这些负面因素一旦遇到某些社会历史处境，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一处境可以是19世纪中期大量天主教移民的到来，也可以是一战时期美德交战，当然也包括最近几十年来大量拉美裔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如果不梳理美国清教主义的这一政治社会观与美国历史变迁的关系，我们就无法理解亨廷顿为什么会写《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西方世界在19世纪以来都经历了一个快速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革命发生，物质生产飞速进步，快速城市化带来人口急剧流动，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医疗水平提升。但是这一过程也是体制化基督教会与社会日渐疏远的过程，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不断被现代科学挑战，体制化的教会日渐失去了对社会道德和思想观念的主导，因此信仰更多成为个人的事务，与国家和公共生活渐行渐远。因此，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世俗化、现代化是基督教的对立面。这在欧洲尤为明显。但是，在美国却并非如此。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马丁·马蒂（Martin E. Marty）发现，世俗化在美国的发生，并没有以打压基督教来实现，相反，是通过与基督教联手来实现的。

马蒂教授的这一说法极有洞见。观察19世纪以来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美国的进步、繁荣与基督教之间几乎亦步亦趋。国土面积的扩展与上帝之国扩展对应，经济繁荣与后千禧年神学有一致性，宣教运动的展开与美国贸易的全球化同步，神学理念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提供了信仰诠释，而社会物质的进步则验证了神学洞见的正确性。尘世的物质进步与天国的祝福，构成十九世纪以来美国基督教与社会之间的基本主题。

不过，我们不能忽略，在时代的高歌猛进中，不同利益群体，移民团期、信仰团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理想掺杂在其中，这就使得在美国基督教内部的政治光谱中，出现了一组谱系。比如，南北战争之后，天主教徒和南部人投票给民主党，而北部新教徒投票给共和党，二者都反映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实在难以判断谁更符合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历史的悖谬之处就在于，身处历史之中的基督徒，难以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信仰认知分开，并简单的用信仰解释来合理化自己当下的行为抉择。这就使得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分歧，价值理想的分野，在选举政治的对决中，沦为天使与魔鬼之争。1884 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民主党时，他说，民主党是“酒鬼、天主教和叛乱者”的政党。这句话中的酒鬼指的是爱尔兰移民，叛乱者是南部人。在今年大选中，极端宗教右翼人士认为民主党是同性恋和破坏社会秩序者的政党，极端左翼人士认为共和党是宗教狂热分子的政党，这些看法与布莱恩的论断几乎如出一辙。 

詹姆斯·布莱恩

政治家之间的彼此攻伐是一回事，但是撇开这一层面，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的美国政治，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体现了美国基督教社会理想的某些方面。比如，在共和党的价值谱系上，对胎儿生命权力的捍卫，反对信仰被挤入私人领域等，这都有很强传统基督教伦理色彩。而在民主党的价值谱系上，对少数族裔的照顾，放宽移民等主张，也体现出基督教爱邻人的伦理观念。

但是与此同时，不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其主张都有很多对基督教伦理精神的背离。如民主党的价值光谱在堕胎问题上明显有背传统基督教生命至上的伦理观，而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种族、民粹和排外等言论在很多人看来则与基督教所倡导的普世主义格格不入。这种背离，一方面是政治家在选票政治下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另一方面也是人类政治共同体的普遍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