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不设立国教。但在美国，基督教与国家理念经常同时出现。美元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很多教堂会悬挂国旗，而总统就职仪式上新任总统也会手按圣经宣誓，基督教与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有着内在关联。19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用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来形容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宗教与公共生活的这一结合，以及公共领域出现的一些带有宗教意味的表征。

公民宗教源于法国大革命，启蒙思想家卢梭创造了这一术语，大革命后的一些列政治举措，如更改日历、革命游行、革命建筑物、领袖崇拜都是公共宗教的内容。迄今为止，公民宗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共政治生活的常见现象。美国的公民宗教传统萌芽于清教徒时代的英格兰，诞生于美国建国之后，成长于19世纪。其与法国大革命后的左翼公共宗教不同，不是建立在对基督教的排斥，相反其与基督教有着紧密关联。基督教与美国国家利益有着紧密结合，但是基督教在本质上又与狭隘的国家主义之间存在张力，这就使得美国的国家观念兼具基督教的开放与国家主义的封闭性。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在论及美国的政治理念时，有一段读起来颇为绕口，但极其精辟的论述：“并非只有政治保守主义者对美国持有一种宗教——道德的异象；相反，美国有两种公民宗教：其一是保守主义异象，为美国提供了神圣的认可，将政府和经济形式合法化，解释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权地位，并且为美国人独特的奢侈与道德标准辩护；其二是自由主义的异象，其对美国生活方式提出质疑，并根据超验的关怀反思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政策。”这两个冲突性的理念，前者强调美国的特殊性与自我中心，后者则对美国至上和美国中心主义提出批评并强调世界一体。

伍斯诺的这段富含张力的话，可以解释美国历史上的数次观念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从孤立主义转向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基本上体现了从保守主义到自由主义异象的转变。特朗普式的收紧移民政策与奥巴马时代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之间的冲突，也基本上可以视为保守-自由主义异象的张力。最近数月，特朗普的某些言论使得其被《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被批评为部落主义者和狭隘的民粹主义者，如果从自由主义异象所强调的人类普遍价值的视角来看的确如此。但与此同时，从保守主义异象所理解的美国例外和特殊论的角度来看，奥巴马主政期间的一些政策，如重视全球环保、放宽非法移民被批评为肤浅的理想主义也未尝不可。

美国所具有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开放性和保守主义的封闭性，在美国历史上都能找到很多历史先例，而且往往会同时出现。我们以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为例。1880年代，是美国对华开始大规模宣教的时期，大量传教士入华，不仅去到沿海港口，也远赴穷乡僻壤，修学校、建教堂、医院，成为传播信仰和近代文明的先锋。而这背后是美国教会大量资金和人力支持，当时美国不少教会，都有中国宣教的专项资金，一些孩子甚至将省下的零花钱支持对华的宣教。美国政府在支持对华宣教上也可谓不遗余力，不仅为传教士提供外交保护，也时常施压清政府要求开放传教限制。

但悖谬的是，1880年代的美国，也是白人至上论涌动，美国开始大规模排华的时代。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议员贺拉斯·佩奇（Horace F. Page）提出的《排华法案》，永久性将中国人移民美国排除在外。这是美国历史唯一一部在国家层面通过的，旨在排斥特定种族入境的法律。从此以后，在美华人沦为二等公民，这一状况直到1940年代二战期间才有所改变，而最后的改变则是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之后，美国才开放对亚洲移民的限制，大规模赴美才有可能。美国的自由主义异象，很大程度来自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观，但是当人类共同体在近代以国家形式存在之后，这种普世价值观又时常与国家利益、殖民主义结合，又可能走向伍斯诺所言的保守主义一端。 

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排华政治海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美国建国之初就存在的另一对张力，即殖民主义中的白人至上主义与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冲突。今年五月，明尼苏达警察在街头执法中致死非裔弗洛伊德的事件，导致随后数月中的街头抗议。种族问题，是美国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美国种族问题有着漫长的历史，绝非一早一日所能克服。不过，很少人注意到，拉美国家中，如巴西，人种结构也十分复杂。印第安人、非洲黑奴和白人殖民者共同构成巴西早期的主要人口，但是为什么在巴西等地，没有明显的种族冲突，而且种族通婚十分普遍？

这是个复杂历史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种族问题的由来与清教主义的排外性有一定关联。清教徒从踏上美国领土起，殖民者基本上并没有把原住民当做文明人来看待，因此，野蛮和文明的区分构成印第安被屠杀的理由，甚至一些受到富有爱心的传教士影响而皈依了基督教的印第安部落往往也难逃厄运。天主教在拉美殖民之初，教皇就不断重申要将“异教徒”用信仰的方式纳入到文明的怀抱，种族之间的通婚不仅没有被反对，而且获得了法律和信仰的保护。虽然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也十分普遍，但是不同种族的通婚为种族融合打开了一条门缝，一旦社会条件发生变化，种族的界限就日益模糊。

在本质上，殖民主义与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格格不入，但是近代的殖民运动中，基督教深嵌其中，使得基督教在某些时候成为种族主义的背书者。当清教徒将印第安人排斥在世界文明之外时，这就为后来美国黑奴的不幸遭遇埋下伏笔。在殖民者眼中，基督教是文明的宗教，异教徒是野蛮和落后的，基督教是他们用来征服、改造异教徒的方式。历史的看，近代基督教世界的很多文明，如近代科学，的确在很多方面走在人类前列。但是这种信仰认知很容易在被扭曲之后，与殖民世界观契合，进而这种基督教文明论的叙事成为殖民者的神学工具。这种结合的后果，让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开始服务于殖民者的特殊利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基督教缓解了殖民主义的野蛮性，但是这也玷污了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

这种悖谬，体现在美国历史上，就是越是保守的基督教教派，越是捍卫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1845年，美国浸信会分裂南北两个宗派，原因是在蓄奴问题上的分歧。1861年，美国长老会也因为蓄奴问题南北分裂。了解基督教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南部的教会，不论是浸信会还是长老会，都更加保守，而北部则更加自由。保守教派对奴隶制的辩护，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直到马丁·路德·金时代还有持续阵痛。当1960年代，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基督教所倡导的人人皆弟兄的理念成为民权运动最重要的信仰支撑。但与此同时，反对民权运动的最大群体却来自美国南部的基督教保守地带，越是信仰风气保守的地区，种族歧视越严重。马丁·路德·金曾心痛的感叹，南部保守白人教会对民权运动的冷漠简直让人心酸。而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在民权运动之初，虽然反感种族隔离，但也不得不小心翼翼游走钢丝，不敢得罪任何一方。基督教保守力量中强大的种族偏见可见一斑。这段历史，不论是华人基督徒，还是汉语世界的宗教学者都鲜有人知，但是其留下的历史伤口和印记直到最近还清晰可见。1995年，美国最大的基督教宗派，拥有1500万信徒的美南浸信会，公开为历史上支持种族隔道歉。美国保守基督教的旗舰店大学，南卡州的鲍勃.琼斯大学，直到2000年，还拒绝招收黑人学生。

马丁·路德·金与葛培理，两位改变美国的牧师

清教徒强调的建立山巅之城，光照世界的主张对后世美国基督徒积极进取的社会态度有很大影响。不过，有灯光的地方就会产生阴影，清教徒也不例外。清教徒不仅将印第安人排斥在人类文明之外，其对待内部少数派声音时常也很不宽容。 17世纪初，在马萨诸塞，一名牧师的女儿，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她认为个人读圣经时圣灵的感动比牧师的讲道更加重要、真实和正确。一时间该女子吸引了不少听众，每周在她家中高朋满座，很多人都来听她的讲论。这件事情，激怒了当时马萨诸塞的总督，最后她被赶出当地社区，并在躲避印第安人的袭击中，死于颠沛流离。后人论及此时，时常将其视为现代女性独立人格的先锋，但忘记了背后跟随、支持哈钦森的人群。据史学家方纳（Eric Foner）考证，其支持者多是当时新英格兰新兴的商人阶层，他们不满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对社会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由于清教徒时代教会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讲道则关切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因此新兴商人遂转而支持哈钦森的神学主张。换言之，哈钦森的主张，之所以成为一场神学运动，有着新兴社会经济因素的支持。   

安妮·哈钦森

但遗憾的是，这种影响神学的社会经济因素时常被忽视了。人们面对这种分歧，除了诉诸圣经武器之外，人们难以反思、深究分歧背后的其他原因，因此最后的分歧就变为异端与正统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当安妮.哈钦森死于颠沛流离的消息传回马萨诸塞的清教徒社区后，清教徒领袖们对此十分感恩，认为这是上帝的愤怒临到这个传播异端邪说的女子的原因。

在清教主义主张用神学和信仰整合社会成员的主张之外，美国历史上还有着一股对内在信仰和人类普遍人格尊重的声音，这股声音虽然微小，但是却异常具有生命力。

一些安妮的追随者在马萨诸塞州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迫害，辗转逃亡宾夕法尼亚，并成为成为贵格派信徒。宾夕法尼亚的创立者是英国贵族威廉·佩恩（William Penn），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他的钱，于是把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给了他抵债。他是贵格派信徒，倡导宗教自由。所谓贵格派，英文是quaker，意思是听到上帝的话就是发抖的人。贵格派认为白人、黑人、印第安人都在上帝面前平等。佩恩在宾夕法尼亚不建立军队，分土地给印第安人耕种。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宗教自由，但是公职人员要宣誓相信耶稣，不过排除了犹太人。不过，这在当时看来，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在18、19世纪，贵格派以反对奴隶制度而闻名，美国最早的废奴主义者多是贵格派信徒。在建国之初，美国的国父们，虽然大多数都拥有黑奴，如华盛顿、杰弗逊等，但其反对将奴隶制度合理化，相反，其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但是进入19世纪，尤其是内战爆发前的30年，随着棉花成为南部的主要经济来源，尤其是英国纺织工厂的主要原料都来自美国南部之后，越来越多的南部人不再坚守国父们的观点，即奴隶制度是一种必要的邪恶，而认为这是一种应该长期存在、合理且道德的制度。甚至当时南部很多不拥有奴隶的底层白人也支持奴隶制度，因为黑人的存在，让他们痛苦的底层生活有了虚假的尊严之感。

19世纪的前半期，美国南部拥有大量的奴隶的棉花种植园主是当时美国，乃至世界最富有的人群，南部的棉花王国带来了美国贸易的巨大顺超和国力的崛起。但是贵格会当时却规定，如果拥有奴隶，不能成为贵格派的信徒。贵格派礼拜天聚会没有讲道，大家安静坐在教堂中，省察自己的内心，以求圣灵充满自己。长达一小时的礼拜中，多为静默，偶尔穿插个人祷告和唱赞美诗。这种反传统、诉诸直接宗教内省的信仰实践方式，突破了当时各种体制化教会中政治、经济因素对信仰的束缚，使得其在奴隶制问题上更接近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试想，一位南部牧师，倘若在讲台上公开批评奴隶制，其后果轻者失业，重者被整个社群敌视。但贵格派式的集体性宗教内省，却蕴含着变革的力量。   

在南北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间，奴隶问题成为一个报纸上争论的重要社会问题，同时也是教会中尖锐辩驳的神学问题。神学家布鲁克斯·霍利菲尔德（E. Brooks Holifield）在《神学在美国》中写道：这一时期的论辩双方都从圣经中寻找根据，来为自己支持或者反对奴隶制度做辩护。不过从神学上，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因为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从圣经中找到足够多对自己有利的经文。今天，几乎没有人认为奴隶制度符合圣经。但是十九世纪的基督徒奴隶主们真的这么认为吗？19世纪黑人领袖弗里德里希.道格拉斯在他的自传中写道，种植园主最喜欢告诉奴隶们的经文是《罗马书》中关于顺服的经文，《出埃及记》等经文几乎不会提及，甚至有奴隶主在鞭打不听话的奴隶之前，会引一段圣经作为开场白。有时候，我们不禁感慨，当经济利益与神学讨论同时出现时，神学论证多么苍白。

从今人的基督教伦理观来看，19世纪的贵格派信徒只不过说出了某些圣经中耶稣教导的常识，实践了人类道德的基本方面，但在当时，这是石破天惊之举。这倒不在于贵格派信徒多么有洞见，而是当人真实面对信仰良知时，信仰会肯定某些基本常识，但这些基本常识，时常被经济和政治利益扭曲，并用宗教外衣加以包裹，让人难以觉察，或者不愿意去面对。某些来自基督教边缘教派的声音，其与社会结构镶嵌不深，并经常诉诸宗教内省，其质朴的看法往往更符合信仰伦理。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30年代美国兴起的宗教大觉醒运动成为废奴运动的信仰和神学准备。因为当人们信仰热情的高涨，更多关注个人灵魂和道德问题时，体制化基督教中的政治和经济束缚才有可能被打破，个人良知和信仰动力才更能彰显，并让基督教从既有社会框架中挣脱出来，开始思考普遍人性的问题，并直面奴隶制是否合理这一尖锐现实。这一风气，带来了信仰的活力，也带来了对社会不公不义的关注。斯托夫人的废奴主义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创作之路和社会效应，可谓这一运动的经典注脚。  

斯托夫人。 右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清末译本，翻译家林纾译为《黑奴吁天录》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与共和党现任总统特朗普的选票之战正在白热化。目前基督教右翼团体开足马力为特朗普争取选票。2016年，特朗普在大选中取得了收获福音派信徒80%选票的战绩，这几乎是共和党候选人获得福音派信徒选票的最高历史记录。

特朗普的基督教支持者认为，虽然特朗普有诸多瑕疵，但是其治国能力极强，且支持基督教回归主流社会，如果共和党失败，对于美国社会将是一场灾难，因此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役。而特朗普的反对者们，则批评福音派右翼人士将信仰绑架在党派斗争的战车上，为特朗普的政治利益背书，有违基督教的基本伦理立场，最后不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危机基督教的道德形象。

不过有意思的是，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其立场和态度在历史上都有着太多类似的场景，其论证的神学逻辑、语言和风格与一百多年前差别不大，只不过多了现代网络和传媒技术而已。特朗普的基督教支持者们的神学逻辑在清教主义和19世纪的天定命运论那里有类似表达，而其反对者的逻辑不仅可以追溯到国父们的宪政理念之中，也可以在基督教的灵性主义那里找到知音。但是，在选举政治之下，这俨然成为汉贼不两立的生死对立。

今天美国福音派的重镇主要在南部和中部，这是特朗普最重要的票仓。但有意思的是，一百多年前，这里大都是民主党的地盘。估计今日福音派内部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们鲜有人知，他们的父辈可能大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一百多年前投票给共和党的北部精英们，今天他们大多数后代已经把选票给了民主党。一位1880年的共和党北部支持者如果穿越到今天，某些立场上可能会接近今天的民主党，而一位1880年的民主党南部白人支持者穿越到今天，投票给特朗普的可能性更大。

过去两百年间，基督教社会理想与美国历史一直有着互动、冲突和调试。历史的天平左右摇摆。虽然新教后千禧年式的社会理想一度在19世纪强大，并主导美国社会，但是新教从未彻底征服过美国社会；而过去几十年间，虽然基督教不断远离社会中心，福音派信徒内心的忧虑与日俱增，但是世俗主义也未能将基督教赶出历史舞台。

这就是美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历史，过去上演的，现在正在上演，以后还将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