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举国侵华时，却有一位日本教授，凭着信仰的力量，走出狭隘的民族利益，以先知般的姿态严厉地谴责日本违反正义的侵略行径，他就是矢内原忠雄。
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成为日本民主化后，东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1937年，当日军藉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日本东京大学经济部教授矢内原忠雄，公然反对日本出兵攻打中国，并呼吁执政者悔改。他“以骨头做笔，以血汗做墨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评论《国家的理想》，根据《圣经·箴言》中的“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发声疾呼：“国家理想的目标应是正义，也就是保护弱者的权利免受强者的侵害压迫。国家违反正义的时候，国民一定会扬起批判的声音。”
当《国家的理想》于1937年九月发表时，马上收到相关单位删除的命令。因为这篇文章，矢内原被迫辞去东京大学教职。同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矢内原在辞别东大教职的演讲中悲苦不已：“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
矢内原忠雄，被称为“人格者”（日文：人格高尚之意），生于1893年。青年时代的满州之旅决定了他一生研究与抗争的基调，立志成为专攻殖民政策的经济学者，批评日本殖民政策，并为基督信仰与大学教育鞠躬尽瘁。
当时19岁的矢内原记录下旅行中的沉思与感触：“当我在满州看到被劳役的中国人，无法不为那些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感到悲哀。我们不需要不义之财，我确实地感受到需要人道的殖民政策。”
“比起利欲，日本应该更重视真理，以爱和正义对待邻国。”
在恶欲与野心中逆流而行，需要的不只是道德勇气，更需要来自信仰与真理的永恒之光。高中时代的矢内原，渴望拥有一个“确实的人生”，却认识到“自己的无力、渺小、软弱、丑恶。对于爱的不足、理想与实际自身的差距、罪的意识”，并深感痛苦。
在长辈的引导下，他成为基督徒。而后在大学生涯中，读到《圣经·以赛亚书》36-39章，他深切体认到，因着以赛亚这位先知，竟得以拯救以色列免于灭国之灾。以赛亚先知的呼声，成为矢内原学术生涯的榜样，在最黑暗的时代，他向日本发出先知的呐喊。
矢内原曾说，“理想虽然是无形的，却不是无力的。现实虽然可以歪曲理想，却不能消灭理想。” 当矢内原因为坚持反军国主义受当局压迫，向东大提出辞呈离开教席之后，困顿贫乏中，继续在自己创办的《嘉信》杂志宣扬和平与基督信仰，其无畏的道德勇气被视为日本的良心。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他立即被邀回东京大学任教，之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然而，不论在何种境遇，矢内原坚持先知的使命，一生为传扬真理而发声。
不可否认，在国家至上的极权主义阴影下，是无数日本人的沉默，造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冷漠，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爱与公义的源头；在荒凉的世代，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不论自己、社会、本国国民、外国国民，对于举凡所有的不正义，只要正确的认识、不惧怕、去责难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义，就是真诚的爱。”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嗜血，矢内原忠雄挺身而出，他的勇气根植于上帝的公义，他诚实的内省与忏悔，来自基督信仰的真理。
“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作为被侵略的受害者，中国人在愤怒与哭泣之后，应当作出更深的省思：倘若在当年，我们是日本的国民，我们会选择抵制国家的法西斯侵略政策，还是沉默坐享其成？倘若在今日，我们是日本的政治领袖，我们会选择勇敢承担历史的责任，还是佯装无辜推搪卸责？在控诉过往历史伤害的同时，我们自己在家庭、工作与生活中，是否也在以同样的冷漠盲从，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来满足我们的利益与心中无限膨胀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