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这段阐述，是对医生职业的最好理解。
不单是中国唐朝的名医，一些外国的医生带着上帝的更高的爱来到中国，医治了中国。很多医疗宣教士，正是以治疗身体和拯救灵魂为他们的人生目的。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不单是在城市中设立医院，也下乡行医施药。其中一个原因是医疗宣教的传教果效非常显著，尤其是人在痛苦时所经历的神是最真实的，或者是人濒死的时候，你说什么他们都会接受。
其中一位就是退出了差会的宣教士德贞，他是苏格兰人，也是长老会的成员，他曾经学习医学、神学与文学。毕业后立志从事海外医疗传教，由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1863 年派往中国，先在山东芝罘开设医馆，次年被指派接替伦敦传道会驻北京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的遗缺，从此常驻北京。
他在北京创办的“双旗桿医院”，就是协和医院的前身。他的医术颇受朝廷大员的推崇，与恭亲王、李鸿章、荣禄等人都有交往。曾有一位总理衙门大臣的九岁儿子，在玩洋枪时不慎射中腹部，生命垂危。德贞施以紧急手术救活小孩，这位原本仇视洋人的大臣瞬间态度大改，不但两度登门道谢，还致赠木製颂匾，题着“西来和缓”四字。
今天，如果你想探望当年的双旗秆医院，就是在北京东单的双旗秆後面。
德贞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官立学校教授西医的教师。他在京师同文馆任教多年，为此编译许多西医教科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全体通考》，一部十六册的解剖学专著，附有近四百幅人体解剖图，由头髮到骨质组织、血液循环到神经分佈，都有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又在书中加入大量註解，对照中医人体知识和传统术语，创造了人体部位和器官的现代名称，并指出中西医对身体知识的不同解释。
他任教过的同文馆，则演化成京师大学堂，即是今天的北京大学。
他除了从事医疗传教外，也被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延聘担任海关医官，负责船舶检疫、监控各地卫生状况，并提供侨民医护服务。此外，德贞亦常在报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医
学新知。他喜爱摄影，也为当年的北京留下许多珍贵照片。
北京赫德路（Rue Hart），今台基厂头条。赫德路海关旧址已成为外贸部宿舍。
这些成绩使得他的诊务十分繁忙，以致于伦敦传道会责难他疏于传教，再加上他个性好斗，与几位同事发生争执，最后于1884 年与伦敦传道会分道扬镳。
德贞在中国的行医生涯将近四十年，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健康情况有许多观察和探讨。这段期间来华的西方医师，多对中国社会风俗与卫生习惯持负面看法，和当时英国医学对东方人卫生状况的主流评价一致。德贞却大不相同，他赞扬中国人的健康情形和生活习俗，甚至宣称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在卫生上远优於当时欧洲都会的现代生活，值得欧洲人学习效法。例如他说，欧洲人经常吃太多含氮的食物，导致发炎和痛风，但是中国人不太会发炎，是因为他们肉吃得很少。
这样一位热爱中国的医疗宣教士，却在晚年遭遇义和团事变，团众烧掉他的医院，也将他与其他人围困在北京使馆区内，度过喧嚣恐怖的五十多天。解围后不到一年，他就病逝于北京。
圣经中称以色列为上帝“眼中的瞳仁”（apple of the eye）(申32:10)。神不仅喜爱以色列，甚至照顾、保护他们。先知撒迦利亚警告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亚2:8) 不单单是上帝对以色列的爱，也是他对中国的爱。借着无数的医疗宣教士，他们带来了上帝对中国的爱的医治。（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