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几乎占据主导地位。自庄子以降，历代的文人墨客，无不尽显其才华，描述着“天·地·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在文学领域，如屈原的《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在绘画领域，中国画创作历来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方面是向大自然学习，另一方面又要抒发艺术家的性情，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如齐白石对虾的热爱，郑板桥对竹子的热爱，张大千的泼墨山水，以及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对北宋风情的描绘……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历史记忆，发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对身处的这块土地充满眷恋，艺术成为他们情感的嫁接。
时至今日，倘若这些先辈健在，看到当下中国社会严峻的生态环境——齐白石热爱的虾已奄奄一息，郑板桥的竹子也濒临砍伐，张大千的山水被工业化逐一改造，北宋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已面目全非，他们还能对艺术充满希望，对这块土地充满向往吗？或者说，当这些满怀理想的艺术大师，如果看到今日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对“天人合一”所持有的理念，是否可以存活？
在我看来，他们不得不从“天人合一”的类似乌托邦的幻想中清醒，转而关注大变革时代的社会现实。此时的齐白石，也许可以画一条拼命挣扎的虾，而不是怡然自得的虾；郑板桥可以画一株被灰尘掩盖的竹，而不是清秀峻拔的竹；张大千可以画一座山上有一个自杀者的尸体，而不是青烟缭绕远避红尘的山；张择端可以画一幅在拆迁过程中官逼民反的《清明上河图》，而不是百姓安居乐业的清明上河图……
我要表达的是，时至今日，严峻的社会现实，不得不令每一个生活于斯的民众，包括艺术家，必须认真思考我们个体的前途何在？日渐衰落的传统文化，需要注入怎样的血液，方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朱春林油画作品
在后现代思潮盛行的当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经典抱持着怀疑、批判、恶搞态度，在于它们已经无法调和日益严峻的现实与崇高理想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中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只是赋予其人本主义的虚假外壳，并不真正了解那方浩瀚、神秘的天，对有限、卑微的个体存在有什么现实意义。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对于“天”的解释，普遍包含如下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是人们敬畏侍奉、同时可以主宰个体和王朝命运的存在，中国最具代表性建筑的天坛即是一例；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天就是“自然”的代表。
前者，赋予“天”一种超越性、甚至神圣性的意义；后者，却在纯自然意义的解释中，消解了人们对“天”的一丝半点的敬畏之感。两种互相打架的思想，且不论哪个更为合理，反而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充斥着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一方面寻找敬畏，一方面又屡次被现实折腰。
“天人合一”这一观念，之所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空幻、乃至于自相矛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人们以人为本地停留在对“天”的虚假想象，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对“人”的解释。换言之，“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是赋予人在宇宙间的中心位置，如果不看清楚“人”的真相，那么对“天”的解释，一定会漏洞百出。
并不是我们没有对“人”的解释。翻阅传统文化中的人论，国人始终认为“人性本善”，尤其儒家，更是认为“人”可以依凭自身的道德努力，成为一个“修齐治平”的大丈夫。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挑起无数杀戮的人，永远是那些自以为正的皇室，或自以为正的君子。遗憾的是，历史的主宰并不沉默，当太多的人走过历史的伤痛，方才醒悟到：没有一个义人！
另一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在中国盛行，表面看来是和“人性本善”相悖的，但究其根本，此种认为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说辞，给人性的真相提供了思想支撑：原来，“人性本恶”才符合“无毒不丈夫”的历史事实，因为人是猴子变来的，所以不需要尊严，杀死一个人如同杀死一只蚂蚁一样。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历史现实，由此产生。
在“人性本善”与“进化论”的双重解释下，这块土地上的民众，一方面沉浸在对人性虚幻的想象中，一方面又在践踏同胞的自由和尊严的同时，也被其他国人践踏和歧视。
进入21世纪，全球化浪潮已势不可挡，太多的追求自由、呼唤人性解放的声音，开始让这块土地上的后起之秀，距离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他们在网路空间，用各种本真、灵活、恶搞的形式，表达着对虚假空幻的传统文化的抗议。
此一抗议，在20世纪初期，巴金在其《家》中已有所表达。
杨飞云油画作品
当人开始意识到存在的绝望，包括对自身、对文化、对人性，对体制的绝望，由超越信仰而来的启示，会给绝望中的人提供新生命的动力。
尽管，“天人合一”的观念，经由对“天”与“人”的解释，已证实了其空幻虚假的本质。然而，传统文人墨客对这一理念的坚守，证实了人们心中的渴望。观齐白石的虾、张大千的山水、郑板桥的竹……总能勾起人们对一个没有玷污、全然洁净的土地的想往。
与此同时，另一股不以文化为依归、不以世界为归宿、不以世俗为标准的清流，开始缓慢流淌。
“灵性艺术”作为古老、却又新兴的艺术生态，正在以超越信仰、确切说，是以基督信仰为核心价值观而引起各方关注。说其古老，是因为在中国艺术史上，“性灵说”古已有之；说其新兴，是因为“性灵说”已伴随着历史的硝烟，变成了消极的历史记忆，而基督信仰对人性、对世界、对宇宙的合乎正道的解释，首先吸引并改变了无数的艺术家个体，由个体的更新开始，使其艺术创作呈现出蓬勃欲发的生态。
此时，涌现出来的基督徒艺术家，如中国大陆写实派油画家杨飞云先生、朱春林先生等，在其人物和静物的油画作品中，看到画面本身投射出宁静，这一感受，抛开创作技巧不谈，我个人认为，首先是和艺术家自身的心灵和生命的状态相关，一颗安稳、宁静的心，自然会创作出画面恬淡的杰作；在大陆的抽象艺术和观念艺术的基督徒艺术家群体中，朱久洋、徐英男、施玮、林鹿、阮蓝庆、以及罗菲等新生代艺术家，抛开传统艺术的包袱，勇于探索艺术和信仰的真谛，更多的关注和思考社会现实——或以行为艺术呼吁“羊文化”（朱久洋）的建立，以洗脚的行为艺术呼吁公民道德的重建（罗菲）；或以装置艺术成为对社会现实的反讽（阮蓝庆），以浓墨重彩的抽象艺术表达对生存的思考、对土地的热爱、以及对生活的观照（施玮、林鹿、徐英男 等）。
上述群体，生活在当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理想的幻灭和信仰的追寻，以一颗穿越古今的执着的心，走着各自今生的路，以永恒的信仰之光，投射出超越信仰对现世的关注。尽管，他们已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语言，却出奇地表达着人类心智中的共性——追求对上帝的认识和敬畏，对人伦道德的重建，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施玮油画作品
朱久洋油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