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读金庸，幻想当侠客。没料想等我长大，世界成了这副样子：洗脚屋是整街整街的，二奶是一村一村的，性爱日记是一本一本的，离婚是一队一队的。这还是侠客的江湖吗？这简直就是一个狎客的世界！
回想当年，中国人是从“太阳照常升起”的年代里走出来的。影片里对一只“鞋子”通过词语、图像不加克制地反复把玩，把那个年代的性幻想，因贫瘠而有的疯狂展示得淋漓尽致，单凭想象一只“破鞋”就解决了性苦闷。
到了80年代，面对心理学家引进并宣扬的“压抑欲望要得病”的理论，人们立即服膺其麾下。其实，所谓压抑欲望的危险，指的是幼年期未满足的欲望被推进了潜意识，成为人们心理上的病灶，而不是指人们克制具体的某次性冲动。对一个病人而言，受压抑的性欲根本不表现为性欲。然而，公众却把一个心理学的专业术语当作文化寓言来接受和误读。
短短30年，取代红宝书的，是“补肾验方”；取代的确良、军胶鞋的，是声色电光的“情欲流水席”。人们转眼间就体会到另一种缺氧—陷入“爱成伤、性上瘾”的悲哀，嘴里却高喊着快乐和“爽”。
心理学家不断暗示满足欲望的正当性，性学家则欢呼任何自愿而不违法的快乐，威权主义者最熟悉的一句名言—“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自由主义者因为政治失意而坚决不允许在性领域存在任何管制（包括自我管制）。
人类的分歧全在于上半身，不同主义的政府难得地形成了共识：他们都更喜欢嫖客，而不是侠客，因为嫖客使他们的存在显得必要，而侠客会直接挑战他们的权威。在这种无可奈何的一致性背后，人类普遍地涌出一股挥之不去的病态伤感，就像现代人无来由地要思乡一样。
这样的江湖为什么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自由者的乐园？道理很简单，世界从来就不是一间大酒吧，性本快乐，正如美酒虽好，贪杯无益。任何一个酗酒者，只要他承认生活已经一团糟，靠自己无能为力，愿意相信有一个比人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提供善意的帮助，就可以加入美国戒酒协会（AA）。他将改变这样的生活：只有继续豪饮的自由，而没有不再干杯的自由——被酒瘾控制，成为酒瘾的奴隶。
在不同的酒桌前失去自我，正如在不同的性伙伴面前迷失自我一样，后者的代价是把异性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消费品。他们以为自己拥有把爱与性分开的智慧，但爱的能力却在性的损耗中渐渐地消弭了。
审美疲劳原本是最轻的惩罚，一意孤行的人宁可发展出审丑的能力去应对放纵的代价。结果，当他遇到了对的人，想要好好地去爱的时候，自己却已坏掉了。所以，感情幸福的定义是，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坏掉的时候，遇到那个对的人。但在一张张网络色情图片中，我们失去了对那个对的人的珍惜能力。
所有人都怕把自己憋坏，结果自然带来性爱的贬值，就像货币发行多了必然会产生通货膨胀一样。一个变态社会的标志，就是几乎人人都陷入了对变态的恐惧，惟恐自己的欲望被压抑而成为“变态佬”。于是，拒绝试婚的男女被猜测成性冷淡或性无能，抵制性骚扰的侠客则被视为来自宫里的“大内高手”，却没有意识到，性上瘾同样是一种危险的状态。
一个每天在声色犬马之间行走的男人，本可以寻到许多娱乐，有大量的选择，他为什么要翻开一本名叫《当好男人遇上试探》的书呢？答案只有一个—他厌倦了被性欲控制的人生，他想改变（或想帮人改变）。
这个想要改变的时刻，被本书的作者认为是一个颇为理性的时刻，即只有当一个人沉迷欲海的痛苦大于上岸的痛苦时，他才会有改变的渴望。他权衡代价后，做出选择。此前，他热衷读的是《泡妞秘籍》，惊喜于有人向自己暗送秋波，打算抓住一切机会制造艳遇。
而此刻，这个时间点就是他体会到欲望之苦、不愿再以罪为乐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一宿虽然有欢娱，早晨却必哭泣时，在日光之下被强烈的内疚感和羞耻感折磨的时候，他会想到“我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参罗马书7：18-19）
人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即我们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和想法是正当美善的，哪些不是。当我们严重偏离标准时，上帝装在我们心里的警报器就会鸣叫不止。而人会因拼命压抑内疚感，以至于其麻木。
未完待续
作者是媒体人，来自中国，现在美进修神学。
（原标题：爱成伤，性上瘾—评《当好男人遇上试探》）
